邹长铭:昭通著名作家,客居巧家50年。主要作品:《昭通风物》等,已发表四百多万字的短篇、中篇小说。
读邹长铭先生,如读一部厚重的历史、如品一杯百年佳酿,让人回味无穷。也许,我的肤浅,永远无法抵达先生思想的高度,但我仍然想用一段苍白的文字,记录下与先生忘年之交的点点滴滴。
2010年8月16日,因公回巧家,得以先生小聚。8月的巧家县城,接近40度的高温,让人热情得汗流浃背。在过境路上一个名叫蓝调咖啡的包间里,没有一丝拘束,懒洋洋的躺在沙发上,吹着空调,听先生摆历史、谈文学、讲人生,天文地理、历史人文、风土人情,吹些不着边际的牛。先生永远是那么健谈,妙语联珠的谈吐,配上极为丰富的肢体语言,更让人为之臣服,敬佩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先生的博学与儒雅、幽默与风趣,让人听得入迷。
先生是个学者,他很少谈政治,但他的一些观点却值得我们深思。先生说,做官从政,要有思想而不要有想法,有思想者善于谋事方能在其位谋其政,用心做事;有想法者则善于谋人在其位不一定能谋其政,因为有想法者,眼里大多只有功名利禄,不能安心做事。
先生是能做大事的人,但他视功名利禄为粪土。他说自己经历过三次生死考验,变得超脱了,变得淡泊了,党给你一个位子,你就要尽心竭力把他做好,无愧于心。先生虽然前几年就退休了,但他一直以来仍然对地方上的工作倾全力支持,先生说,这几个月来,受县委政府之托,正在赶写《巧家县志》,每天5000字,雷都打不脱,争取在9月份完稿。这些年来,先生一直致力于地方志的研究工作,为党的事业付出了大半生的心血,同时也牵涉了他大部分的精力。记得有一个作家曾在一篇名叫《我的流水账:昭通印象》中这样描述邹长铭先生:“他是我最早认识的昭通作家,一肚子的历史沧桑和荡气回肠的故事,每次听他讲昭通,我总认为他是那种能写出《百年孤独》那类书的人,但这些年公务缠身,一直腾不出整块的时间来写作,我真心盼望他早点淡出江湖,专心笔耕”。
与先生相识,始于多年前的一部《巧家县志》和先生的小说《1972:等待处决》、《金沙江·河滩地》等系列作品,未闻其人,先见其文。先生编撰的一部《巧家县志》,据说可能是当时全国最好的一部县志,当年我在县政府办担任副主任时,有幸从方志办觅得一本,极为珍贵,可惜后来多次调动工作搬家,这本书便找不到了,现在想起来很是可惜。
与先生相知,是在2005年,我与梁余才、陈正彪、徐有林、高平、陆开宏等几位老师成立大药山文学社,创办了对开八版纯文学小报《白鹤滩》,邀请先生当顾问,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先生欣然答应,对于扶持巧家的文学青年,先生总是充满无限的热情与激情。创业初期,问题很多,编辑人员都是兼职,大家就利用周末和晚上等业余时间组稿;没有办公地点,梁老师就借新华小学的一间会议室作办公室;没有经费,大家就每人凑一点,就这样勉强艰难的支撑着文学社办下去。邹长铭先生知道后,为文学社多方奔走,最后经过努力,县委宣传部终于从紧张的办公经费中,每月给予文学社1000元的报纸印刷补贴,同时,县教育局、广电局等单位也纷纷解囊相助,文学社方能渡过难关。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的对先生有了一定的接触,喝过两次酒,但先生仍然把我对不上号。
与先生相交,是我离开巧家,调到市委宣传部以后,由于工作原因,与昭通文化界的前辈们接触得更多了,也因此和邹长铭先生成了忘年之交。一直以来,先生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品格让我们这些晚辈汗颜。记得有一年,云南大学的方铁教授一行到昭通调研,并在市委宣传部召开“昭通历史文化研究座谈会”,邹长铭先生作为昭通的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会议,接到通知,先生没有要求县上派车接送,而是一个人到汽车客运站买班车票,准备坐班车上昭通。说句实话,以先生的资历和威望,申请派一辆车送他到昭通开会,本在情理之中,但先生一直把一句话放在嘴边——“不要麻烦别人”。后来还是市委宣传部的陆部长听说后,说先生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太好,让他去挤班车不妥,安排县委宣传部派车把先生送到了昭通。这些年来,先生就是这样的低调做人。从没把自己当做一个知名专家学者来看待,朴素的穿着、清清瘦瘦的身材、一头花白的头发,属于那种一融入人群就消失了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唯有他那双深邃得像鹰一样的眼睛,由内向外折射着常人没有的气质。
一直以来,先生的博学、多才、淡泊、严谨、谦虚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激励着我一步一步从乡镇走到省城。脚步不能到达的地方,目光可以到达,目光不能到达的地方,思想可以到达。先生思想的境界,也许是我辈永远无法抵达的高度,但先生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风格,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
万吉星,云南昭通巧家县人,现居昆明。在《云南日报》、《昭通日报》等20余家报刊发表新闻报道100多篇;文学作品散见于《边疆文学》、《滇池》、《散文诗》、《散文诗世界》、《昭通文学》等刊物。曾获中国作协《文艺报》社“九六之春”文学笔会三等奖。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