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吉星/读邹长铭先生

邹长铭：昭通著名作家，客居巧家50年。主要作品：《昭通风物》等，已发表四百多万字的短篇、中篇小说。

读邹长铭先生，如读一部厚重的历史、如品一杯百年佳酿，让人回味无穷。也许，我的肤浅，永远无法抵达先生思想的高度，但我仍然想用一段苍白的文字，记录下与先生忘年之交的点点滴滴。

2010年8月16日，因公回巧家，得以先生小聚。8月的巧家县城，接近40度的高温，让人热情得汗流浃背。在过境路上一个名叫蓝调咖啡的包间里，没有一丝拘束，懒洋洋的躺在沙发上，吹着空调，听先生摆历史、谈文学、讲人生，天文地理、历史人文、风土人情，吹些不着边际的牛。先生永远是那么健谈，妙语联珠的谈吐，配上极为丰富的肢体语言，更让人为之臣服，敬佩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先生的博学与儒雅、幽默与风趣，让人听得入迷。

先生是个学者，他很少谈政治，但他的一些观点却值得我们深思。先生说，做官从政，要有思想而不要有想法，有思想者善于谋事方能在其位谋其政，用心做事；有想法者则善于谋人在其位不一定能谋其政，因为有想法者，眼里大多只有功名利禄，不能安心做事。

 先生是能做大事的人，但他视功名利禄为粪土。他说自己经历过三次生死考验，变得超脱了，变得淡泊了，党给你一个位子，你就要尽心竭力把他做好，无愧于心。先生虽然前几年就退休了，但他一直以来仍然对地方上的工作倾全力支持，先生说，这几个月来，受县委政府之托，正在赶写《巧家县志》，每天5000字，雷都打不脱，争取在9月份完稿。这些年来，先生一直致力于地方志的研究工作，为党的事业付出了大半生的心血，同时也牵涉了他大部分的精力。记得有一个作家曾在一篇名叫《我的流水账：昭通印象》中这样描述邹长铭先生：“他是我最早认识的昭通作家，一肚子的历史沧桑和荡气回肠的故事，每次听他讲昭通，我总认为他是那种能写出《百年孤独》那类书的人，但这些年公务缠身，一直腾不出整块的时间来写作，我真心盼望他早点淡出江湖，专心笔耕”。 

与先生相识，始于多年前的一部《巧家县志》和先生的小说《1972：等待处决》、《金沙江·河滩地》等系列作品，未闻其人，先见其文。先生编撰的一部《巧家县志》，据说可能是当时全国最好的一部县志，当年我在县政府办担任副主任时，有幸从方志办觅得一本，极为珍贵，可惜后来多次调动工作搬家，这本书便找不到了，现在想起来很是可惜。

与先生相知，是在2005年，我与梁余才、陈正彪、徐有林、高平、陆开宏等几位老师成立大药山文学社，创办了对开八版纯文学小报《白鹤滩》，邀请先生当顾问，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先生欣然答应，对于扶持巧家的文学青年，先生总是充满无限的热情与激情。创业初期，问题很多，编辑人员都是兼职，大家就利用周末和晚上等业余时间组稿；没有办公地点，梁老师就借新华小学的一间会议室作办公室；没有经费，大家就每人凑一点，就这样勉强艰难的支撑着文学社办下去。邹长铭先生知道后，为文学社多方奔走，最后经过努力，县委宣传部终于从紧张的办公经费中，每月给予文学社1000元的报纸印刷补贴，同时，县教育局、广电局等单位也纷纷解囊相助，文学社方能渡过难关。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的对先生有了一定的接触，喝过两次酒，但先生仍然把我对不上号。

与先生相交，是我离开巧家，调到市委宣传部以后，由于工作原因，与昭通文化界的前辈们接触得更多了，也因此和邹长铭先生成了忘年之交。一直以来，先生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品格让我们这些晚辈汗颜。记得有一年，云南大学的方铁教授一行到昭通调研，并在市委宣传部召开“昭通历史文化研究座谈会”，邹长铭先生作为昭通的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会议，接到通知，先生没有要求县上派车接送，而是一个人到汽车客运站买班车票，准备坐班车上昭通。说句实话，以先生的资历和威望，申请派一辆车送他到昭通开会，本在情理之中，但先生一直把一句话放在嘴边——“不要麻烦别人”。后来还是市委宣传部的陆部长听说后，说先生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太好，让他去挤班车不妥，安排县委宣传部派车把先生送到了昭通。这些年来，先生就是这样的低调做人。从没把自己当做一个知名专家学者来看待，朴素的穿着、清清瘦瘦的身材、一头花白的头发，属于那种一融入人群就消失了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唯有他那双深邃得像鹰一样的眼睛，由内向外折射着常人没有的气质。

一直以来，先生的博学、多才、淡泊、严谨、谦虚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激励着我一步一步从乡镇走到省城。脚步不能到达的地方，目光可以到达，目光不能到达的地方，思想可以到达。先生思想的境界，也许是我辈永远无法抵达的高度，但先生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风格，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

   万吉星，云南昭通巧家县人，现居昆明。在《云南日报》、《昭通日报》等20余家报刊发表新闻报道100多篇；文学作品散见于《边疆文学》、《滇池》、《散文诗》、《散文诗世界》、《昭通文学》等刊物。曾获中国作协《文艺报》社“九六之春”文学笔会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