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被中共中央派赴上海的冯雪峰,5月28日给张闻天、周恩来写来他抵沪后的第一份工作报告,其中写道:“前次要进来之外国医生坚决要来,现在已送来,他的名字叫SG Hatem(即马海德),另有一个叫Edgar Snow(即埃德加 斯诺)的美国记者亦来,此人系来参观,三月后即要出来,此二人均十分热中共和红军。他脑子里装了一大堆问题,见刘鼎是个颇有经历、谈吐不凡的共产党人,急于通过交谈释疑解惑,便不由分说带刘鼎去了洛阳。洛阳是东北军“剿共”前线指挥部,张学良名为到前线督战“剿共”,实为到前沿去暗中联共,行动当然是极为秘密的,带上刘鼎就走,刘鼎不便也来不及和两位外国人打招呼,就离开了西安。两位外国人被丢在西京招待所,空等了几天,不见刘鼎人影,便悻悻然原路返回了。
刘鼎参加了4月9日在陕北肤施(延安)桥儿沟大教堂的周张会谈后,随周恩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他除了向中央汇报在张学良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还把曾有一位外国记者和一位外国医生要来苏区的事做了报告。
斯诺未能进入陕北苏区,很不甘心。回到上海,再次拜访宋庆龄,留下一份要找红军采访的问题清单,上面列了11个问题,如:红色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方针,对不平等条约及外债、外资、外国牧师财产的政策,对日本、英美、苏联的估计和政策,以及中国是否可能同外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等等。5月中旬,这个问题清单传到苏区,中共中央很重视。5月15日,政治局常委开会,专门讨论了“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杨尚昆、王稼祥等参加情并十分可靠,尤其是医生他买了三四百元的药带来……收到此信后,即刻请派人到延安接两个外国人——Hatem与Snow,他们六月三日从沪动身,估计六月十三四日一定可到延安”,“此外有金华火腿八支鲁迅送给毛主席、洛甫、恩来诸人的”,并说,“托涂君(即涂振农)”,“上海方面的情形可请涂君再报告一些。”
6月上旬,斯诺和马海德第二次到西安。这时刘鼎已是中共中央派在张学良身边的代表,负责处理中共中央交办的事。他见到两位外国人,也算“一回生二回熟”了,仍然安排他们住到西京招待所。刘鼎将他们去苏区的计划报告给张学良,提出能否用飞机将其送到肤施。张学良考虑了一下,说:用飞机把两个外国人送到前线不回来,太惹人耳目;尤其是飞机驾驶员是美国人,恐怕不好保密,还是用卡车吧。于是,刘鼎又通过王以哲,请他安排六十七军往来肤施的卡车。但是,等了几天,迟迟没有安排发车的通知,追问几次,答复是连日阴雨,路况不好,一等就是二十多天。刘鼎原没想到能延宕这么长时间,他6月12日曾电告周恩来:“周建吾(即董健吾)带涂振农、医生、记者等三人抵此,并带来李(沪联络局)信,建吾今日归,振农可于两日后由象三(即刘向三)带入……医生与记者下次来。”
这期间,由于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部按照西北“剿总”命令向陕北苏区腹地推进,中共中央决定放弃瓦窑堡西移保安。同时因连日阴雨交通阻隔,第一批去苏区的人未能如愿到达,原拟第二批走的斯诺、马海德,也一直等到7月上旬才成行。等待期间,斯诺也没闲着,访问了杨虎城、邵力子、张学良等西安的军政要人,还曾会见路过西安准备去苏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那天,刘鼎安排汽车,拉他们参观西安名胜。斯诺和邓发坐在一台车上。
后来斯诺写道:“我看到里边坐着一个头戴一副墨镜,身穿一套国民党官员穿的中山装的人,我们驱车前往汉朝的一个皇宫的遗址”,那人“在我们坐汽车出来的尘土飞扬的路上一直坐在那里没有说话”,下车后,那人“卸下墨镜,摘掉白帽。我才看出他相当年轻。他的一头黑油油的浓发下面,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他的青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瞧瞧我!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五万元要他的首级!”“邓发泄露了他的身份以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压捺不住自己,对目前这种情况感到好玩: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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