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里龙夫：战斗在敌人心脏的“红色间谍”

国际先驱导报7月1日报道 近年来，很多人都对二战期间著名“红色间谍”佐尔格的故事耳熟能详。当年，佐尔格小组在东京布建了深达日本核心层的情报网络，在苏德战争最紧要的关头，获取了日本将“南下”攻击英美等战略情报，使苏联得以将远东兵力调往苏德战场，并对战局扭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而言，要印证佐尔格的情报，还需要另外一条重要渠道，那就是同样战斗在日军心脏的西里龙夫和中西功情报小组。

20世纪20年代，为了加强对华文化侵略，日本政府在中国上海开设了“东亚同文书院”，招收日本学生，以培养未来侵略中国所需的“中国通”。但是，当看到日本对华侵略的真相之后，相当一批该学校的日本学生转向左翼，并寻求加入共产党，西里龙夫、中西功等都是其中成员。

当时，这批左翼学生与在上海工作的《朝日新闻》记者、马克思主义者尾崎秀实等人过往密切。后来，他们建立了革命组织“日中共斗联盟”，希望通过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与剥削阶级的双重压迫，中西功还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当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就是这样，这批原本可能成为日本侵华工具的中国通们，却纷纷成为最为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毕业回国后，西里龙夫和中西功均参加了日本共产党，并均曾因革命斗争而短期入狱。

1934年，27岁的西里龙夫从日本再次赴华，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长期在南京、上海等地担任日军“中国派遣军”随军记者，并利用这一身份，向中共通报日军的动向。同年，中西功也重返中国，在日本经济殖民企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任职，后转职上海。借助职务便利，两人开始为共产国际和中共收集日方的战略情报。这其中，西里龙夫能够接触到大量日军活动的信息，这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行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中西功当时已经成为日本政军界“圈子”里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日本在华的政府机构、军队人士甚至是特务机构都纷纷向他咨询有关中共的各种问题。更有甚者，在扶植汪伪政权时，日本军部首先要求中西功编写一本《三民主义基本问题》，然后供汪伪政权“建党”时参考。

1939年，在卸任内阁顾问一职后，尾崎秀实前往日本在东北调查机构——“满铁调查部”任职。此时，他已经是佐尔格情报小组的核心成员。佐尔格小组收集的重要情报传回苏联后，苏方往往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由西里龙夫和中西功小组进行印证。正是这一情报网络和传递渠道，为苏联和中共的诸多战略决策提供了宝贵的核心情报。值得一提的是，尾崎秀实与中西功在上海曾经多次会面深谈，双方互相从对方了解到一些重要的信息。但是，双方当时都不知道对方也是在为共产国际服务。

1941年10月，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了最后一封、同时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封电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这一决定性的情报，使斯大林得以做出决定——将苏军远东地区的部队大量调往苏德战场前线。两个月后，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这批部队成为挫败德军进攻的主力，并一举扭转了苏德战场自战争爆发后的战局。

也正是在这个10月，佐尔格在东京被捕，尾崎秀实也随即被捕。两人后来被判处死刑。由于这一案件涉及日本内阁高层，在日本政坛引发了强烈的震动，直接导致时任首相近卫文麿下台。此后，日本宪兵等特务机构开始加强了内部侦察和搜捕，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等人的处境日益困难。当时，已经有人向西里和中西报信，让他们迅速撤往抗日根据地。但是，他们希望在自己的岗位上多工作一段时间，以再获取一些关键情报。1942年6月，西里龙夫和中西功分别在南京和杭州被捕。与他们同期被捕的，还有他们在东亚同文书院的多名同学。

在监狱中，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两人被判处死刑，但日本特务机关为逼迫两人“交代”与中共有关的情况，一直未对两人行刑。两人则抓紧一切时间，利用狱中的有限条件，撰写与中共革命理论相关的书籍和文献。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西里与中西两人终于得以获释。

战后，西里龙夫与中西功均回归日本共产党组织，并长期参与战后日共的和平斗争与建设。西里曾担任日共熊本县委员长，中西则曾担任日共神奈川县委员长。值得一提的是，两人均出版了与中国革命相关的回忆录：西里龙夫著有《革命的上海——一名日本中共党员的记录》，中西功则著有《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可以说，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他们无愧于年轻时树立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无愧于中共党员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