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津
我是东京“日本大学”的留学生，1937年6月下旬，我从日本东京被迫返回上海，当时我被留学生推举，以“留日学生代表”的身份，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发表宣言和文章，公开抗议日本政府无理逮捕留日学生。
当时，国际局势是非常紧张的，面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前夕。抗日救亡的战线上掀起了一场较大的风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经东京坐船到达上海后，立即开展活动。经过留日同学姚潜修的介绍，我和夏衍同志在“文艺复兴咖啡馆”秘密会面，他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我的工作，这就是我新的一生经历的开始。
经“七七”卢沟桥事变继之是“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我们在这一期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组织了“留日同学救亡会”，配合“平津流亡同学救亡会”以及上海当地学生会的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发表宣言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一宣言》:“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救亡”的主张，在当时来说，这是极不平常的政治活动，郭沫若和夏衍主办的《救亡日报》首先刊登了我们的宣言。
1939年底，淞沪抗战失败后，上海成了孤岛。在党的指示下，我同林芝、于立群、郁风和姚潜修等人乘船去香港。同郭沫若和夏衍等同志会合之后同往广州，积极筹备《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的工作。(请参阅郭沫若著的《洪波曲》)。
1938-1939在华北敌后游击区
(任《救亡日报》特派记者)
1938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我任该报记者，四月间随同夏衍去汉口，经由廖承志和夏衍的推荐，周恩来同志写信介绍我经西安去延安。其后又转往华北五省，在敌后游击区——“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军区”等地进行采访。在抗日战争初期，我是第一个进入华北敌后游击区采访的记者。历时一年半返回西安。
应郭沫若的电召，我经重庆南下桂林 (广州论陷后《救亡日报》迁往广西桂林出版)。我在报上宣传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发动群众胜利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宣传毛主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决策，发表了题为《华北五省敌后纵走记》的长篇连载以及许多通讯、特写等报导，有系统地介绍敌后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宣传八路军胜利作战，消灭敌人的消息，加强了后方群众对抗日战争取胜的信念。
同时，我还在“东群社”的礼堂举办《敌后图片文件展览会》，用实物显示敌后游击区的活动情况。(《救亡日报》社长 : 郭沫若， 主编 : 夏衍)
1939年10月间，我奉命经桂林往香港，调到社会部系统工作（夏衍同志可以证明）。在廖承志和潘汉年等人的领导下，协助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广州和上海等地及地下情报工作的活动。
1941年10月间，我分别接受廖承志和潘汉年的指示，经香港重返上海沦陷区，化名叶德铭，转入地下，打进敌伪政权机关，先后在潘汉年，张维一（即“老太爷”），张建良 (即“胖子”) 等人的领导下，协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和香港的地下组织，秘密地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活动，直至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为止。
1941年12月，遵照党的指示，我出任了伪《新中国报》记者。该报的社长是袁殊，经理是翁经六 (共产党员，原桂林《救亡日报》经理)。我以公开的、合法的身份周旋于敌伪政权机关获取情报。
1942年1月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占领了香港，并且把它封锁起来，断绝一切对外交通。
为了打通香港与上海之间的联系，我接受上海地下党的指示，以公开的《新中国报》记者身份，利用袁殊同日本领事馆的关系，前往香港进行采访工作。我经上海飞往广州，要往广州通过日军的封锁线才能到达香港，没有日本领事馆的协助，是无法进入香港地区的。
在表面上，我是前往香港进行战地采访的记者，但实际上，我是接受了潘汉年以党的名义交给我一封党的秘密信件，送往香港，通过陈曼云( 女 ) 开封交给当时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负责同志张维一的。我顺利地通过了日军封锁线，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我的秘密任务。(秘密文件内容我不知道。)
我在香港期间，“老太爷”指定陈曼云和徐明诚两人代表党领导我的工作。协助他们在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开展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遵照党的指示，我立刻假借日本领事馆的名义，在皇后酒店四楼开了两个房间，交陈曼云和徐明诚两同志自由使用，掩护他们在那里恢复了因战争遭到破坏而中断的香港地下党工作人员的联络关系。当时，我住在皇后酒店七楼，直到他们认为可以顺利地、安全地完成党的任务之后，我才离开香港。他们在皇后酒店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活动，至于他们的工作的，我是从来也不过问的。
关于五仟元军票借款内情：
由于当时在香港市面上，港币五拾元以上的大额钞票不能流通。我遵照陈、徐两人的指示，由我利用袁殊的名义，向香港日本领事馆户根木副领事借到军票五千元 (都是十元和五元的钞票) 全部秘密交给陈、徐两人转交给“老太爷”使用，从而解决了香港地下党当时在经济上极度的困难，解决了许多地下党员及其家属的吃饭问题和他们逃出香港的路费问题。应该说这是我对党的工作做出的极其有益的贡献。
这一笔五仟元的军票借款，本来已经对户根木说明，待我返回上海之后，由袁殊负责清还给日本领事馆的，但是事隔半月之后，当我回上海途径广州时，我主动地经我母亲手里拿到了军票五仟元，清还给了广州市日本领事馆。也就是说，我拿出自己的钱，替香港的地下党清还了这笔五仟元军票的借款和债务。其后，翁从六在上海代表党把钱还给了我。
掩护五个共产党员住在我家
在我离开香港前夕，徐明诚带我去湾仔某条街住宅同“老太爷”(即张唯一) 秘密会面。张维一肯定了我在香港停留的半个月中，对党的地下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与此同时，我又当面接受了“老太爷”交给我的新任务 : 掩护廖维城夫妇 (潮州人)等五位共产党员，作为我的家属“疏散”去广州 (当时广州市是沦陷区)，并指定他们住在我父母亲家里 (也就是我现在居住的广州市万福路132号)，掩护他们在广州秘密地开展地下活动，直到他们自己认为完成任务可以安全地，分别先后地撤退出广州为止。在我父母亲家住得时间最长的是廖维城夫妇，历时长达半年之久，他们五人的生活费用全部由我家免费供应，这是有事实可查的。
1942年底在上海，袁殊按照日本领事馆宕井到领事的指示，将我私自监禁起来，他们已怀疑我有反日活动。两天后查无实据，才把我放了，根据党的指示，我立即辞退了伪《新中国报》记者任务，同时断绝了与袁殊及日本领事馆的联系。但是，我必须留在上海，听候党的新指示。
1942年底，潘汉年离开上海回新四军地区后，我就由“老太爷”和“张胖子”、刘仁寿等人代表党继续领导我在上海开展革命工作。
1943年初 , 遵照党的指示 , 由我任“东亚联盟上海分会”的主任秘书。该会书记陈孚木同志是廖承志同志经香港指派他打入伪南京政府伪装同汪精卫合作的，事实上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协助地下党在上海收集情报工作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广州市任华侨事务委员会顾问)。
同时我又遵照党的指示，(党通过恽逸群同志的介绍) 由我掩护孟秋江 (党员，原大公报记者，解放后任香港文汇报经理) 担任该会的宣传科长，展开地下工作的活动。我又遵照党的指示，把该会出版的《中国与东亚》月刊秘密交给郑森禹同志 (党员，现任北京《世界知识》主编) 任主编，但名义上是我任主编，这就是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占领了敌人的宣传阵地。
我在该会任职期间，遵照党的指示，利用陈孚木同日本权威人士的关系，先后从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救出了戴英浪 (党员) 的性命；又利用陈孚木同伪上海市政府警察局长潘达的关系，从狱中保释俞守中，同时又掩护了谭崇安 (他们两人都是共产党员)，使他两安全地撤离上海。否则，很有可能由于他们的被捕而引起当时上海地下党工作的严重破坏和危险。
上述问题，“张胖子”和刘仁寿可以作证。
1943年初，遵照党的指示，我辞退了东亚联盟上海分会主任秘书职务，出任伪上海市政府公用局科长职务，管理上海市的水电行政工作，以此来掩护地下工作的活动。任职半年后于1944年春离职。
1944年夏至1945年秋，我遵照党的指示，在上海商业工作开展革命活动。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在党的领导下，“张胖子”指示我立即利用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长官部驻沪办事处 (处长张子羽是顾祝同的驻沪代表) 的名义，有计划地接收了日本海军官武井中校的军用卡车五辆 , 其后又从日本海军的军火库 (在圆明园路)搬出了炸药 (T.NT)540箱，雷管一大箱 (1千支)，搬上卡车后，由新四军派来的司机五人担任驾驶，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公文作掩护，通过国民党军队的警界线，秘密运出上海，开往新四军地区。
当时，我亲自指挥日本海军士兵把炸药搬上卡车，装妥后，我又亲自驾驶一辆小汽车开路，带领这一车队对安全通过上海边界国民党的军队检查站之后，我才驾车返回上海复命。
其后，又以同样的方法接收了日军机关枪194挺 (全新的) 以及小手枪等一批装上卡车秘密运出上海市区送给了新四军。
当时，新四军派来的联络员是孙明同志 (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经济处长职)。
事后“张胖子”对我说 :“新四军司令部收到这批炸药军火后，在回信中说 : ' 这540箱炸药性能很好，据估计可以足够新四军当时在江南和江北地区作战的使用量长达二、三年之久，对解放战争作出了非常有益的贡献' ”。
此外，根据党的指示，我又接收了日本军用的无线电器材等急需军用物资一大批，交给了刘仁寿同志 (解放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
上述这些军用物资都是有计划地从日军手上骗来的，做得干净利索，事后没有出过任何漏洞，除了党内极少数人知道外，都是秘密进行的。
“假和谈，真内战”在沈阳(1946)
1946年春 , 遵照党的指示 ,“张胖子”介绍我利用《上海时事新报》主笔唐纳 (即马季良) 的关系，以该报驻东北特派员的身份 (该报是国民
党行政院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主办的)。从上海飞往沈阳 , 公开进行采访军调处“三人小组”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是秘密协助在沈阳的中共地下党进行收集情报的工作。我遵照党的指示，在那里接通了在“三人小组”内负责情报工作的共产党代表团成员有立 (即冯铁）与当时在沈阳从事情报工作的张为先同志和潘汉年等人的联系，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与此同时，我利用新闻报和特写通讯等方式，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大量宣传当时被诬蔑为“共产军”的我人民军队在东北作战胜利的消息。我利用巧妙的文字，拆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伎俩，引起了全国各地群众的强烈反应。
当时在沈阳与我联系的还有周而复 (新华社记者) 和刘白羽等同志都可以作证。
与此同时，我又兼任北平《导报》驻东北特派员，在《导报》上也发表了上述同样的电报消息和文章。(该报属山西阎锡山系统，社长梁延武，主编陈北鸥)。
1946年4月中旬，沈阳党的地下情报工作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遵照党的指示，我对用新闻记者有的特殊身份，掩护张为先 (沈阳党的地下情报工作负责人)，潘汉年和他的妻董慧三人，秘密从沈阳南下，在当时铁路交通极为混乱的情况下，历时三昼夜才安全回到北平。
回到北平，潘汉年和董慧住在一家小旅馆里 (由我作掩护)，潘指派我去北京饭店，秘密向李克农作了汇报 (当时叶剑英同志领导的中共代表团住在北京饭店)。李克农亲口对我说 :“中共中央肯定了潘汉年这几年来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现在中央已决定派他前往香港，负责国际情报工作。”
以上列举的多项历史事实， 就是我从1940年底至1946年春天，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共社会部系统领导下，在上海沦陷地区和在沈阳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情报工作的简略，也是我主要的工作历程。应该指出，我在敌人的“心脏里”担任过若干伪职是因为党的地下工作的，是“在敌人的刺刀上跳舞”，是同敌人进行的公开又秘密的面对面的斗争。
1946年5月中旬，我经北平经上海南返香港，其后居住在广州市。由于内战爆发，解放战争开始，我经常奔走经广州、香港两地，往而进出口贸易的“活动”，这为后来的一系列革命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奉献广东全省军用地图
1949年4月初旬，我在香港接受潘汉年的指示，返回广州，由简竹坚(女) 在广州把一批属于国民党“剿匪专员”何犖所有的广东全省军用地图十几大张偷出来交给我，并指定要我迅速把这些军用地图输运出国境，安全送往香港。我当天下午就利用商业货运关系，把地图装在一只运送瓷器的木箱里，混过广州海关的检查，一夜之间就把地图运到香港，我顺利的完成了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事后，简竹坚在香港惊讶地对我说 : “你的胆子真大啊 ! 那一套军用地图，本来是在半年之前随时可以从何犖的家里偷出来的，但是谁也不敢答应可以从广州把它偷运去香港，因为这是极其危险的任务，搞得不好，就要“杀头”的，你在一夜之间就过了关，真是了不起”！
军用地图运到香港后，潘汉年又指派我立即乘坐“大西洋号”万吨货轮 (希腊国籍) 把地图送往北平。
▲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
1949年4月20日，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前夕，在北京西部某地，肖立同志陪同我一起，把一大麻袋的军用地图亲手交给了李克农部长，他非常高兴的对我说 :“很好，你们的工作，做的很好，在我们解放军里，全中国的军用地图都有了，就是缺少全份的广东省军用地图。现在你们把它送来了，正是时候，还能来得及把它翻印出来。我们的大军正在准备渡过长江，你们对广东省的解放战争立下了大功”。
当时在场参加谈话的有肖立同志和一位年轻的秘书。
附带说几句，在“大西洋号”轮船上，我遵照党的指示，护送何香凝老太太，廖梦醒和廖承志的两个小儿子，还有几个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经天津去北京。船抵塘沽口外，廖承志，经普椿和肖立同志亲自乘小火轮来迎接我们去天津，然后转往北京。
在“大西洋号”上，还带来了中共中央指定的购买价值港币七十余万元的急需军用物资如 : 汽油、柴油、钢材、电解铜、白报纸和印钞票纸等，交给了天津市对外贸易局，换取了煤炭一万吨运回香港。我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
杨建平和“裕通行”
一个使人难以理解的问题，即就是有关杨建平和“裕通行”的问题。
1949年4月底，我从北京返回香港之后，我接受了党的指示，被任命为香港裕通行的副经理，独力支持该行的业务。
该行的经理是杨建平，另一位经理是邝衡展 (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当时他们都不在香港，潘汉年也不在香港，直接领导我在该行工作的是在香港的“老太爷 (张维一)”，在天津是“华孚公司”是党领导我工作的。
裕通行的资金，全部是由中共中央调拨的，杨建平并无投资。
1949年4月下旬，李克农部长在北京，姚依林在天津，曾先后分别当面对我作了重要指示，他们告诉我 :“中共中央批准在香港设立裕通行的重要作用是同帝国主义作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兼做情报工作。”当时在场参加谈话的有肖立和邝衡展等人。
我在香港裕通行任职期间 (1949年5月-1950年12月), 除了按照天津“华孚公司”的电报和指示经管贸易工作，运送和购买天津对外贸易局所急需的物资外，我还做了些什么工作呢？小的不写了，就列举后面的几个主要事例吧。
1949年9月间，我在香港策动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江富考 (广西人) 从台湾驾驶了一架美制巨型运输航 (C46型) 起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前夕，成功地经南京飞抵北京，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有关这次起义的经过，我在香港曾托请“老太爷”和饶彰枫密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汇报，这是有档可查的。
江富考现在成都政协参事室工作。
策动国民党匪军阵前起义
1949年9月广州解放前后，我接受党的指示，只身深入匪巢，策动国民党军东莞县自卫大队刘发如和叶衍龄的部队阵前起义。我亲自带领他们全班人马 (约三百余人) 连人带枪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从而和平解放了东莞县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广大地区，影响所及，解除了人民解放军继续南下作战的悠后之忧。
当时接收该匪军部的是曾生司令员和王作尧副司令员的部下麦定唐团长。此事饶彰枫，杨康华和张逸 (女)、何鼎华、祁烽等人均可作证。
此外，在1949年五月至九月遵照党的指示，我在香港利用中国商人租用的外籍轮船，分批地秘密地免费送返停留在香港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数十人，经由天津和大连转往北京 (当时台湾海峡是被封锁的)，使他们都能安全地及时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式和参加政府各部门的重要工作。这些名单都是“老太爷”经由简竹坚 (现在中调部工作) 交给我的。
大力支援前线 (在广州市)
1949年10月，广州市解放后不久，我奉广东省支前司令部的指示 (司令员林平，机要秘书何鼎华) 要我利用商人的资金，在广州、香港、澳门三个地方迅速组织“裕华行”，由我担任总经理，经营进出口贸易和运输业务，协助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大力支援前线。
我在香港租用了大批船，冲破国民党海军对珠江口的封领，甘冒广州市受大轰炸的危险，协助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经香港和澳门两地购买和运送了大批急需的军用物资抵达广州，和广西的南宁前线。这些物资包括大米，煤炭，汽油，柴油，钢材，白报纸和飞机零件等重要物资，大力支援前线，裕华行的工作历时约两年之久，是有海关记录可查的。
当时，配合我工作的有香港南新公司经理周康仁，澳门南光公司经理柯平等人。
与此同时，我又接受广州市公安局的指示，掩护该局工作人员张满等数人，作为裕华行船只的押运员，经常随同裕华行的船只，每日从广州市进出香港、澳门两地展开秘密联络活动。(他们的工资也全是由裕华行支付的)
当时领导此项工作的是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和陈坤。经常代表他们与我联系的是该局的机要科长张逸(女) 和郝战平等人。
与此同时，我还兼任国华银行广州分行的副经理。(这是公私合营银行)
忠心耿耿为革命(在上海和北京)
1951年夏天，我结束了裕华行的业务，抱着满腔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毅然放弃了在香港的舒适生活，携带全家妻儿子女，经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工作，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1年11月，我奉命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电影业管理处的“上海市公营和私营电影院联合管理处”主任，同时，我还兼任延安电影院、衡山电影院和长宁电影院经理。当时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局长是夏衍。
1952年9月，调职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处，主要是做接待外宾和新闻摄影工作，同时兼任北京《人民画报》特约摄影记者。
在此期间，我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担任“打虎”队员，坚决打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革命做出应有的贡献。
1954年4月，调任上海《文汇报》记者组副组长，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宣传党的政策的文章和照片。后又任北京《民族画报》的记者组副组长。
我从青少年的时候开始，一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参加革命，是久经严峻考验的革命干部，我始终不渝地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自己的祖国，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长期参加革命的过程中 , 尤其是在1939年10月以后，我从广西桂林《救亡日报》被调往香港参加中共社会部系统的工作过程中，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那里有困难就出现在那里，出生入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工作，鞠躬尽瘁，经常甘冒牺牲性命的危险，胜利地完成党所交给我的任务，在敌人的威迫下，我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在危难中，我没有出卖同志与朋友，我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力可能及的有益的贡献。
* 本文由叶志强根据叶文津手稿整理，题目为编者所拟，内容略有删减。
素材来源 |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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