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台盟总部理事会主席谢雪红(前排左一)与李伟光(后排右二)等台盟代表一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今年是台湾“二林蔗农事件”爆发95周年。1925年在台湾省彰化县二林镇，发生了震撼全台湾的反日农民运动，史称“二林蔗农事件”。当时的领导人，就是后来成为台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台盟第一届总部理事兼台盟华东总支部（台盟上海市委前身）第一届主委的李伟光先生。“一生抗日求解放，足踏两岸图光明”，李伟光以其传奇的一生诠释了爱国爱乡的高尚情怀。
青年时代接受进步思想熏陶
李伟光，原名李应章，台湾彰化县人，1897年10月8日出生于一个中医家庭。当时正值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李伟光自小常听祖母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欺压百姓的残暴情形，目睹日本人到处耀武扬威的场景，又亲见自己的曾祖父行医时受到日本警察刁难和凌辱，于是在心中根植下仇恨的种子，与两位同学结拜发誓要反抗日寇。
在台湾医学专科学校（现为台大医学院）读书时，李伟光受到“五四运动”思想的影响，经常阅读《新青年》等书刊，了解祖国大陆的革命形势。与同学一起成立了进步组织“弘道会”，在校内秘密举行“岛耻纪念日”等活动，发动学生联合起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1920年11月，李伟光到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旅行，瞻仰了黄花岗烈士陵墓，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广州浓厚的革命氛围对他触动很大。回到台湾后，李伟光十分关注台湾抗日运动，开始了革命的实践与摸索。1921年，在台北参与筹组“台湾青年会”，后接受台湾名流的意见，将青年会扩大为“台湾文化协会”，当选为理事兼二林地方干事。主要活动是深入民间举办各种演讲会，揭露台湾社会的不平等事实，很受民众欢迎，对于唤起民众的反日思想和民族意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领导反日农民运动
李伟光在家乡彰化二林镇一面行医一面进行启蒙宣传，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时常受到传讯。二林是个农村小镇，大多是甘蔗田。当时台湾的甘蔗田占全岛耕地的20%，台湾制糖厂大多被日本资本所控制，他们用总督府命令“采取原料(甘蔗)采收区域制度”和“产糖奖励法”压榨蔗农，农民不得越区出售。针对这种压迫与剥削制度，李伟光组织宣讲进行揭露，同时开展调查研究，编成了农作物和种蔗收成比较表、糖厂利润和蔗农收入比较表等资料，还编了用闽南话唱的《甘蔗歌》。经过半年多的宣传发动，反抗日本资本家的群众基础日渐雄厚，1925年6月28日成立了近代台湾第一个农民组织——二林蔗农协会，李伟光当选为理事长，参加的蔗农有400多人。
蔗农协会成立后，李伟光带领蔗农向日本制糖会社“请愿”，要求提高甘蔗收购价格。但是，蔗农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反抗情绪愈发高涨。10月22日，蔗农们与日本警察发生了大规模冲突，他们夺了日警的佩刀，将欲强行收割甘蔗的日警和厂方人员赶走。第二天清早，大批日本警察包围了蔗农协会，对蔗农们进行了镇压，逮捕了包括李伟光在内的90多人。这次冲突史称“二林蔗农事件”。后来，李伟光以骚乱罪被判8个月，关在台中监狱做苦役。狱中，李伟光自始至终没有向敌人屈服。1928年1月中旬，李伟光出狱，才得知父亲李木生因忧子成疾已辞世而去，家中房屋遭火灾烧成灰烬。家仇民族恨，李伟光发誓“宁为玉碎、不当瓦全”，继续率领民众开展反日斗争。
开启在祖国大陆抗日爱国之路
在与仁人志士筹备成立台湾民众党的过程中，李伟光再次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搜查。1932年农历除夕之夜，就在日本警察前往逮捕之前，李伟光匆匆离开台湾奔赴厦门。在船上，他回想革命经历，作诗一首，表达了自己始终不渝的志向。“十载杏林守一经，依然于鬓两青青。侧身瀛海豺狼满，龙首云山草木腥。潮急风高辞鹿耳，鸡鸣月黑出鲲溟。扬帆且咏归来赋，西望神州点点星。”
到厦门后，为躲避日本爪牙的追踪，李伟光只能以行医为掩护隐瞒身份。他向台湾老友借钱，在鼓浪屿泉州路54号开设了神州医院，又经老乡张水松介绍，认识了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组织部部长严壮真，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互济会”，并于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李伟光团结周围的人，发展他们成为互济会会员和中共党员，宣传反对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积极支持厦门花砖厂工人的斗争。作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联络站兼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李伟光利用医生身份搜集敌方的情报提供给党组织，为苏区来的伤病员治病并输送一批医生、护士到苏区参加革命，掩护来往的革命同志，其中包括张云逸（时任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中共中央与19路军谈判全权代表）和方毅（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等人。1934年11月，厦门地下党遭破坏，神州医院被敌人包围，李伟光事先得到消息得以安全撤离，经汕头、香港辗转到了广州，但与党组织一度失去了联系。怎么办？革命仍要继续，最后下定决心到上海去。
创立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站
1934年11月，李伟光来到上海，在霞飞路四明里(今淮海中路425弄21号)开办了伟光医院，在行医的同时继续寻找中共党组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八·一三”战火漫延到了上海，李伟光与一批进步的台湾青年同乡组建了台湾革命大同盟，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在《救亡日报》上发表了宣言和纲领，还去慰问被监禁释放出来的革命同志。不久，李伟光与中共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刘少文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从此，李伟光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地下工作，设立秘密机关，伟光医院成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先后掩护过曹获秋(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市长)等许多党的高级干部。此外，李伟光还参与编印抗日救亡宣传刊物，募捐支援新四军的药品和经费。1940年3月，经组织介绍，倪振寰与李伟光结为夫妇，协助开展革命工作。
由于到医院活动的“病客”众多，引起了日本宪兵的注意，经常派特务上门查访。1945年7月初的一个凌晨，李伟光在睡梦中被一阵阵紧急的叩门声惊醒，从窗帘缝隙中看到有电光射向庭园，马上意识到有紧急情况，他顾不上穿衣，立刻取出革命文件和地下党名单撕碎后投入抽水马桶冲掉，随即顺着屋后排水管道落到地面，越过篱笆脱险，到亲戚家躲藏起来。敌人如狼似虎地毒打倪振寰，逼迫其讲出李伟光的行踪，倪振寰不畏强暴、坚贞不屈，敌人终一无所获。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底，李伟光接到夫人的平安电报才回到上海。
参与台盟组织的创建
抗战胜利后，李伟光在中共上海局刘晓、张执一等的领导下，担任了旅沪台湾同乡会的理事长。同乡会下设台光小学和音乐夜校，有多名共产党员担任教师，在服务台胞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反对美蒋统治的宣传。由于战后滞留在沪的台胞人数众多，为使他们能够顺利返回家乡，同乡会千方百计予以帮助救济，设立了好几处招待所用来收留接待台胞。李伟光夫妇慷慨地把积蓄全部拿了出来，还组织募捐，以维持同乡会的日常开支，后来又设法租到外国轮船，把1800名台湾难民送回台湾。据统计，同乡会救济遣送台胞返台15批次，共计7618人，其中自费购票3560人。
1947年春，震惊岛内外的台湾“二·二八”起义爆发，李伟光领导旅沪台湾同乡会第一时间声援岛内民众的抗争运动，组织代表团赴台了解情况，并印发《台湾大惨案报告书》。掩护撤退到上海的“二·二八”起义领导人谢雪红、杨克煌、王天强、李乔松、蔡子民以及地下党员程浩(曾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连(原名林绿竹，曾任中共福建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等人，营救参加学生运动遭到追捕的台籍学生郑晶莹、江浓等人，把中原突围出来的李先念部队的一大批干部妥善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其中有王树声（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等人。旅沪台湾同乡会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中共组织的意见，李伟光支持谢雪红、杨克煌等在香港筹备创建台盟组织工作，联系台籍革命人士在上海成立了“台湾前进社”，重点研讨台湾革命的策略以及成立台盟等问题，相关文章寄往香港，在《新台湾丛刊》上发表，面向台湾民众进行宣传。1947年11月12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成立。1949年7月，台盟华东总支部在上海成立，李伟光当选为第一任主任委员。1949年9月21日，作为台盟第一届总部5位理事之一，李伟光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胜利闭幕后，李伟光与全体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并于10月1日和首都30万军民共同参加了开国大典。
革命精神永流传
新中国成立后，李伟光担任台盟华东总支部主委，并参加中共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工作，同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顾问。其团结台胞、热心为病人服务和刻苦研究的优良品格，深受众人的爱戴。抗美援朝时期，李伟光在台盟盟内和在沪台胞中组织开展募捐活动，拍卖了自己的一辆汽车，将所得款项全数捐出，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1954年，李伟光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月1日参加了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祝大会。当天晚上，李伟光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欣然写下一首新诗，满怀激情地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可爱的人民。第二天上午，李伟光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57岁。李伟光去世后，党和人民给予他很高的评价。10月6日，华东暨上海各界人士在万国殡仪馆为李伟光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遗体安葬于万国公墓，如今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内的革命公墓。
来源：政协头条、山大统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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