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的正解是“以多胜少”,但历史上也有很多“以少胜多”的例子,尤其是力量对比相当悬殊的时候。
韩信有一个对话,指出了这种情况的原因。
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 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对话认为,将能与不能的一个主要指标:是能统帅多少人的队伍。刘邦这边的人,军事能力除了韩信就是刘邦了,那诸将的能力多不足以统帅10万人以上的队伍、如果勉强统帅则容易出问题。
韩信指出了一个客观真理,一个人一个时期能统帅的人数有上限,当超过这个上限的时候,他就容易出问题了。以少胜多,往往是少者这一方,足以统帅自己的队伍;而多者这一方,其人数超过了统帅的能力的上限。
多方VS少方
1)一边是人员来源更复杂 。另一边是人员来源不复杂。
2)一边是人心难以一致,其中不乏投机者、倾轧者、观望者、落井下石者等等各怀心思的人,这是由来源差异、内部竞争导致的。 另一边是生死存亡压力下、人心易于一致。
3)一边士兵在心理上,其他人是自己的依靠,一旦依靠不行了,则自己也会自否、从而不能发挥出战斗力。另一边士兵在心理上,自己是自己的依靠、别人人少靠不上,战力超常发挥。
4)一边士兵觉得必胜无疑、不想做胜利的代价,局部有畏战心理。另一边是不拼则死、非拼不可、超常发挥。
5)一边是骄敌(骄傲于自己的人多)、轻敌(看着对手像看死人似的),准备容易不够充分。另一边是慎敌、拼敌、准备尽量充分。
多方统帅,如果看不出这些问题,在少方的有力应对下,则必大败无疑。
推断
1)多方相较通常军队崩溃的阈值要更低,即易于崩溃。
2)多方人均发挥战力要更低、战力丧失更快、崩溃传导更快、崩溃的逆转更加困难。
3)以少胜多的战役,往往初期接战的小战役,多方多是失利的。
此消彼长之下,就出现了很大的差距,初战的失利、是当然的结果。官渡之战,曹操挥师东袭,袁绍初战失利。淝水之战,晋军首战告捷,士气大振。赤壁之战,曹军初战受挫。巨鹿之战,楚军奋勇死战,九战九捷。这些战例,多方初期都是失利的。
多方的处置
秦朝名将王翦的处理
1)楚军屡次挑战,秦军始终坚壁而守、不肯出战——这是去骄。
2)每日要求士兵休息洗沐、同时与士卒同饭同食——这是同心一意。
3)不久,王翦打听士兵以什么来娱乐,有人回答说:'投掷石头,跳远比赛。'——这是士兵战斗力发扬、争胜之心形成、比赛则慎矣。虽面对敌军士兵的拼死一战、亦有了不惧、慎敌的争胜之心。
由此完成了以多胜少,王翦真名将也。
伟人的处理
1)两场大战之间,必让部队好生休息一阵,这种休息,一方面起到了整训补充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去骄同心的作用。
2)充分准备,战术上重视敌人。
3)要求打歼灭战,所以在谨慎和准备上,就天然有更高的意识和适应。
4)找敌人弱点打,只攻敌一点,不要同时打两个点。
所以,我军能以多胜少,而国军则不能以多胜少。
在整个以少胜多的过程中,多方在失败过程中,出现了多个“走向”,由低估走向高估、由轻敌走向惧敌、由小惧走向大惧、由少备走向不备、由不急走向大急、由骄傲走向极不自信,最终由不巩固走向了崩溃。所以,伟人要求政治工作统帅军事工作,这就是原因所在。
多方在不巩固的情况下,一种做法是巩固自己,就像上面王翦做的,求得自己的先行巩固,然后以强击多、以多击少。另一种做法是瓦解少方,在力量对比下,少方是容易瓦解的。
当部队人数处在不同量级时,就会发生不一样的问题。当部队与敌人数量不同对比时,也会发生全新的问题。所以,自古名将少,能处理这些所有情况的名将就更少了。所以,就会有以少胜多的情况出现,也有以多胜少的情况出现。这里面是矛盾和辩证法的规律在起支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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