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的正解是“以多胜少”，但历史上也有很多“以少胜多”的例子，尤其是力量对比相当悬殊的时候。
韩信有一个对话，指出了这种情况的原因。
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 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对话认为，将能与不能的一个主要指标：是能统帅多少人的队伍。刘邦这边的人，军事能力除了韩信就是刘邦了，那诸将的能力多不足以统帅10万人以上的队伍、如果勉强统帅则容易出问题。
韩信指出了一个客观真理，一个人一个时期能统帅的人数有上限，当超过这个上限的时候，他就容易出问题了。以少胜多，往往是少者这一方，足以统帅自己的队伍；而多者这一方，其人数超过了统帅的能力的上限。
多方VS少方
1）一边是人员来源更复杂 。另一边是人员来源不复杂。
2）一边是人心难以一致，其中不乏投机者、倾轧者、观望者、落井下石者等等各怀心思的人，这是由来源差异、内部竞争导致的。 另一边是生死存亡压力下、人心易于一致。
3）一边士兵在心理上，其他人是自己的依靠，一旦依靠不行了，则自己也会自否、从而不能发挥出战斗力。另一边士兵在心理上，自己是自己的依靠、别人人少靠不上，战力超常发挥。
4）一边士兵觉得必胜无疑、不想做胜利的代价，局部有畏战心理。另一边是不拼则死、非拼不可、超常发挥。
5）一边是骄敌（骄傲于自己的人多）、轻敌（看着对手像看死人似的），准备容易不够充分。另一边是慎敌、拼敌、准备尽量充分。
多方统帅，如果看不出这些问题，在少方的有力应对下，则必大败无疑。
推断
1）多方相较通常军队崩溃的阈值要更低，即易于崩溃。
2）多方人均发挥战力要更低、战力丧失更快、崩溃传导更快、崩溃的逆转更加困难。
3）以少胜多的战役，往往初期接战的小战役，多方多是失利的。
此消彼长之下，就出现了很大的差距，初战的失利、是当然的结果。官渡之战，曹操挥师东袭，袁绍初战失利。淝水之战，晋军首战告捷，士气大振。赤壁之战，曹军初战受挫。巨鹿之战，楚军奋勇死战，九战九捷。这些战例，多方初期都是失利的。
多方的处置
秦朝名将王翦的处理
1）楚军屡次挑战，秦军始终坚壁而守、不肯出战——这是去骄。
2）每日要求士兵休息洗沐、同时与士卒同饭同食——这是同心一意。
3）不久，王翦打听士兵以什么来娱乐，有人回答说:'投掷石头，跳远比赛。'——这是士兵战斗力发扬、争胜之心形成、比赛则慎矣。虽面对敌军士兵的拼死一战、亦有了不惧、慎敌的争胜之心。
由此完成了以多胜少，王翦真名将也。
伟人的处理
1）两场大战之间，必让部队好生休息一阵，这种休息，一方面起到了整训补充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去骄同心的作用。
2）充分准备，战术上重视敌人。
3）要求打歼灭战，所以在谨慎和准备上，就天然有更高的意识和适应。
4）找敌人弱点打，只攻敌一点，不要同时打两个点。
所以，我军能以多胜少，而国军则不能以多胜少。
在整个以少胜多的过程中，多方在失败过程中，出现了多个“走向”，由低估走向高估、由轻敌走向惧敌、由小惧走向大惧、由少备走向不备、由不急走向大急、由骄傲走向极不自信，最终由不巩固走向了崩溃。所以，伟人要求政治工作统帅军事工作，这就是原因所在。
多方在不巩固的情况下，一种做法是巩固自己，就像上面王翦做的，求得自己的先行巩固，然后以强击多、以多击少。另一种做法是瓦解少方，在力量对比下，少方是容易瓦解的。
当部队人数处在不同量级时，就会发生不一样的问题。当部队与敌人数量不同对比时，也会发生全新的问题。所以，自古名将少，能处理这些所有情况的名将就更少了。所以，就会有以少胜多的情况出现，也有以多胜少的情况出现。这里面是矛盾和辩证法的规律在起支配的作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