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凡事都有两面性，一万年后还是有两面性。

两面性，这是可以由辩证法得出来的基本价值观之一，所以，凡是忠于辩证法的，必然要找到和看出事情的两面性。看不出事情的两面性，不能运用事情的两面性，那就是不会用辩证法。

这种两面性，分为两类。

第一类、自己行为正反两面性

也即自己的行为，要蕴含正面和反面。

比如，

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条，一条不行。第一是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这是你的办法。二是不要着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

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这一条其实是一种着急，但是第二条的不要着急。着急和不要着急，正好构成正面和反面。

此时，敌人不能利用我方的着急，使我方犯错；同时又因为每天都要叫，那么当机会来的时候，也不会错过。在这两条办法下，就构成了一种立于不败之地——既能对付斗争、又能对付合作。

比如，

向资本家学习 (又教他，又向他学习)

又教他又向他学习，教和学正是构成了一组正面和反面。这就形成了融洽的关系，而且开拓了自己，避免了自己的关门主义。而这样的规则，毛主席是运用到一切对象上的。

如果在资本家改造时，以政权为后盾，只有教资本家，那么很容易就形成一种否定、造成对立；而又向他学习，这就形成了一种肯定、造成认可。如果只有学习，那么必然要被对方看不起、易使自己形成步步退让，从而为后面工作的开展造成困难。

比如，

外国的好东西，我们要统统拿过来，变成我们的东西，要一二十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汉朝、唐朝就是这样的，唐朝奏乐、舞蹈有七种，有六种是外国的，唐朝很有名，搞久了就变成中国人的。

这种观点，是从辩证法得出来的，和一般的“中学为体，洋为中用”的思想是不一样的。这是吸收好的、排除不好的。这是一种取分析的态度。

第二类、对方行为的两个侧面

也即要找到对方行为的两个侧面，这两个侧面中蕴含着可能性和需要，从两个侧面出发，也即蕴含着各自一个现实性。

比如，

各地蒋军进攻快要达顶点过此以后他便无力再进，我即可以寻找弱点，逐一歼灭其有生力量，逐渐转入反攻，收复失地 (目前短期内还将失去几个地方)，此种可能性现已明白显露出来。

当国军的进攻要达顶点时，明面上是它前进的顺利性（过去），是它强点的展现；但暗面上，则是它前进的困难性（以后），是它弱点的暴露性。

所以，从它暗面着手，就可以从增加其困难性上着手，从它的弱点着手，我方就可以转入反攻、收复失地了。

当它顺利的一面在展现时，那么支撑它顺利的条件因素也暴露出来，打击造成这些条件的因素，就可以增加它的困难性。

这种找到另一个侧面的做法，就可以逆转事情。找到事情的两个侧面，这是一个舵手掌航的依据、也是方向。

比如，

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

正是看到光明面——抗日战线的扩大，才能不被它的黑暗面所吓倒，而以它的光明面成为努力和行动的方向，让它的光明面成为现实。

对这两个侧面的挖掘，就指导了自己的行动和决策，抓住了西安事变这个事情本身，根据自己的需要，就把这个事件的利益挖掘出来了。

毛主席有一种挖掘一切积极面、千方百计挖掘一切事件的利益的能力，可以说这种两个侧面的挖掘，正是这个能力的依据和来源。

比如，

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反面教员和正面教员具有同等地位，两者各划定了一部分边界、各教育了两部分人，从而使更多的人归入正确。

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

所以，反面教员是要保留的，这就像股市里的反向指标一样，这种指标和正向指标一样的重要和起作用，反面教员起到收拢一部分人、甚至是大部分人的作用。

比如，近日，关于“黑”在美国32年后，在美国上海同乡会帮助下回国的上海大爷又上热搜了，在街道办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正在恢复上海户口，开始安排养老院，还能领低保了……

这个大爷是个反面教员，所以要保留起来，他是个活化石，可以教育那些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人，所谓以之为戒，这是很有利益的。

对同样一个事情，要以积极面为起点。

1）不要被消极面束缚了自己，而要以积极性来不断开拓自己，最终路是越来越宽的、没有尽头的。

2）而以消极面束缚自己，那是萎缩的、最终路是越来越窄的、并且很快到尽头的。

这么做，就能挖掘出一切事情的利益、一切事情都是机会。这是对事情的游泳术吧，如果不看出这种两面性，只看到一面，那么就会被事情给淹死、终于无事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