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隶书实践
自魏晋基本完成了汉字书体的演变后，篆书、隶书的书写艺术日渐衰落，传世书迹无论数量还是艺术水平都远不及其余诸体。历代翻刻的法帖、丛帖中，也几乎见不到篆书和隶书的踪影。到了清雍正、乾隆之际，文人学士因害怕文字狱迫害，在人人自危的氛围中，恰逢金石、碑刻不断出土，不少学者便开始在金石考据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促进了金石考据之学的兴起。随着出土文物的增多、金石拓本的广泛流传，不少书法家从中发现了书法美的广阔天地，于是舍帖从碑，使书法史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碑学的兴起使清代社会的审美观由以“优美”为主急骤转变为以“崇高”为主，诸体书法均受到了影响。当时书法界追古之风日盛，篆书一是秉承李斯、李阳冰风格，线条粗细一致，结构匀称规整；另外则是受碑学深刻影响下的邓石如篆书。邓石如是清代碑学思潮兴起后第一位开宗立派的碑派篆书代表，他以出色的艺术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变革前人笔法，借鉴汉代碑额，把隶书笔法成功融入篆书，追求生拙，使篆书体势发生了较大改变，营造出浓郁的“金石气”，形成了沉雄苍浑的大篆风格，有力地证明了碑学理论的正确性，推动了碑学的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
继邓石如之后，杨沂孙继承其方法，以石鼓文为体，金文为势，熔大小篆于一炉，所书篆书浑厚质朴。李瑞清更是把碑学的笔意发挥到极致，以碑学用笔经营金文陶铸的圆浑线条，形成了奇崛老辣的大篆书风。
清代碑学的先导促使其时隶书的强劲发展。清代学者治学态度严谨，金石考据学得到了空前发展，那些不为人所重的残碑、断纸竟成为考据学家寻觅的瑰宝。如万授一的《分隶偶存》、桂馥的《说隶》、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等，为清代隶书的繁荣提供了学理上的客观依据，使清代的隶书书家得以对传统隶书进行符合汉字构架的局部改良，从而大大提高了清隶的艺术表现力，体现出清代隶书书家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发展理念。
乾嘉、道光时期，朴学大兴，学者治经史皆从识字、训诂入手，作为训诂方法的基础，文字学（小学）盛行于世，篆书书法应运而生，得到高度发展，成为继隶书之后碑学思潮的第二股推动力量，出现了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李瑞清、伊秉绶、陈鸿寿等以篆隶著称的大家。但到了清末民初，篆隶便又成了强弩之末，日渐式微。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篆隶书日渐式微时期，再加上由于日常应用不多，所以他在1910年之前对篆隶书临习的时间就相对较少。
在篆书领域内，学术原则和学者风范最明显的体现便是保证篆法无误、范本的真伪辨别以及取舍选择，这是每个书写篆书者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类问题也是学者及其修养的一种真正体现。梁启超正是在平时著书立说、练字、读碑、题跋中关注篆书的，他的篆书作品虽然传世不多，但从仅有的几幅作品中我们仍能看出梁启超的篆书功底。
1894年，梁启超为家乡茶坑村文昌阁题写了门额“宏文社学”（见图一）。宏文社学，又称“奎阁”，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茶坑村。建于清代，共三层，首层正门石匾额阴刻“宏文社学”四个篆字，两侧石楹七言正楷联“党庠塾序式于古，智水仁山在此堂”，以传统的唐楷书写，具有标准的“颜筋柳骨”精神。二层外墙石匾镌刻“奎阁”二字。奎阁是梁启超少年时代读书、学习的地方，也是其练习书法的场所。阁楼上下的书法皆出自梁启超之手，是他较早的书法手迹。从字体的取法来看，这些作品明显受到邓石如篆书的影响，体势方正，点画饱满，追求线条的节奏感和流动感，具有明显的书写意味。落款已初显魏碑迹象，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之后，所能见到的便是梁启超1918年临写的汉碑篆书额，图二是他的临写之作，此时还谈不上什么风格。而其1925年篆书题《孔彪碑》（见图三）和隶书题《颜勤礼碑》（见图四）的篆隶书笔法、结体、章法以及墨法都已经十分成熟，能娴熟地表现出篆隶书开张之气格、宏大之气象、多样之风格以及多元之形态。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在梁启超的政治、学术生涯中，书法虽为余事、末技，但他“终日孜孜，乐此不疲”，并视书法为一项事业或人生“不失为第一等的娱乐”。其弟子杨鸿烈曾追忆：“梁氏第二种屋内的消遣，当为临帖写字，他不论在天津、北京和西郊清华园的书房里，随处都悬挂着一些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羊兔狼毛所制的毛笔，而且都有一张既长且大的签押桌横放在中间。……他每天必定要由侍役磨墨，隔一晚的墨汁，即倒去不用，而劣纸也一概拒绝使用，所以他不像欧阳询那样的'不择纸笔’，而倒像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管、毫、墨、纸处处考究。所以梁氏的笔迹书法墨光焕发，得者都珍如瑰宝，人争模仿。”
梁启超不仅在唐楷和汉魏六朝碑版书法艺术上造诣精深，其在篆隶书方面的成就也是极高的，可以说篆隶书尤其汉隶是梁启超真正下过苦功夫学习的书体。尤其是对《张迁碑》，他一生临习达百余过，其1910年在日本的《双涛阁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整整两个月里每天生活、著述、练字等的点点滴滴。梁启超每天都像一个动力十足的发动机，转个不停，他把自己的每一天都计划得满满当当且充满“趣味”。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之所以能著作等身，从他毫无规律的作息时间就能窥见一斑。两个月里，他没有一天的入睡和起床时间是一样的，几乎每天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是他入睡的时间，且多半到深夜甚至有几日通宵达旦；也几乎每天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是他的起床时间。他就是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除了练习书法外，就是读书、读报、会友、为孩子批作业、写作等。在其1910年2月《致徐佛苏》的信件中清楚地记述了此事：
二月二十一日书敬悉。……至日用饮食之节，则一年以来，虽力思自矫，求为有规则的活动，然二十年结习，革之实难，兴居之节，尤莫能自主，晚睡晏起之时终多，达旦不卧亦常有之，无如何也。然已成习惯，此固不足病耳。今每日平均作文五千言内外，殊不以为苦。文大率以夜间作，其日间一定之功课，则临帖一点钟，读佛经一点钟（又头好作诗，每作必投苦吟，终不能工，此结习甚可叹也）。读日文书一点半钟，课小女一点钟……
《双涛阁日记》：
正月一日
……写《心经》一卷以为省亲寿。
正月二日
摹《孔庙碑》《龙藏寺》各半页，临《圣教序》半页（摹《圣教序》已七过，临始于此日，拟日课半页）。
正月七日
除摹《孔庙碑》半页外，一切课皆辍……
……
正月九日
读报后，摹《孔庙碑》一页，第六次摹本卒业。
……
二月二十七日
……写《张迁碑》页（第五通卒业）。
从以上“日记”内容所呈现的“日课”信息不难看出，梁启超这一时期书法学习的着力点是唐以前的汉碑和唐碑，通过先摹后临、临摹结合的方式交替进行。临摹时间长，临摹数量多，选碑专一。在临写的同时，他还不忘总结，找出自己书体“溺俗、结体无一与古人合”的症结，认为：唐以前诸碑帖，其结体皆雄伟，有龙跳虎卧之概，是矫正和弥补其书法不足的关键。于是决心在唐以前诸碑帖方面痛下苦功，日日临池不辍。
梁启超临摹经典碑帖，并不是仅仅抱守一家学习，而是有计划、有侧重、分步骤地对隶书、楷书、行书三种书体并驾齐驱、交叉进行，在临摹《孔庙碑》《张迁碑》的同时，也着力于《龙藏寺》《圣教序》。这样的学习方式既防止了仅守一家的刻板，又做到了碑帖间的融合与互补，这种有意而为之的科学安排为他日后书法风格跨入更高的境界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梁任公诗稿手迹——双涛园读书》，不仅展示了梁启超珍贵灵动的小楷墨迹，而且也得到了其师康有为的肯定，亲自眉批赞扬道：“书法大进，知能用墨。笔意震颤含蓄亦合古分意，此即学分隶之益。”康有为还高度评价了他的另一手稿《寄怀何翙高外部》：“书法如凌波微步，白云卷空。自在沉痛，又复笔妙逼肖东坡。”能得到康有为的眉批称赞，足见梁启超此时期的书法水平提高幅度之大。
梁启超结束羁旅生涯回国后，仍然钟情翰墨，广购碑帖及拓本。1915年12月，他《致黄溯初书》曰：“公能饬问有正书局代购汉碑五种、明拓汉隶四种，《史晨碑》、《乙瑛碑》、《东海庙残碑》、《孔庙碑》、《鲁峻碑》、《嵩高灵庙碑》、《崔敬邕碑》、《郑文公碑》、北宋拓《圣教序》，晋、唐小楷十一种，《礼器碑》、《曹全碑》、薛绍彭《完谱》、定武《兰亭观楞伽经记》等否？结习不除，自相晒耶？另取碑帖目录及佛经流通处数目各一张。”
梁启超学以致用，1916年以隶书题写《德育签》《新民说》和《饮冰室自由书》，此时的汉碑书体较以前已有很大的进步。梁启超是性情中人，临习书法每有进步、心得，尚不忘向亲人、朋友分享。1916至1917年间，梁启超沉醉于《淳化阁帖》，书毕函致胞弟梁启勋：“……比写《阁帖》，如有所得。弟视此笺何如？”
1924年3月14日《致仲策》信札曰：“近来拼命写隶书，成绩盈簏，弟若不要，被人劫尽矣。”同年底，梁启超送篆隶书各一幅给梁启勋道：“近颇感非用力于篆，则隶不能工。三日来，日必课篆矣。”这一时期，梁启超的篆书水平提高很快，图五即为其此时期书作。（本文作者：王成聚）
图五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