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连 城）
中国文字成于夏，文化源于夏，信仰起于夏，体系建于夏，文明兴于夏，夏对中国的影响最大。
一、对夏的定位要明确
不少人说：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变“公天下”为“家天下”。此语有三点不妥。
其一、现在的历史学者均把夏朝认定为奴隶制社会，虽然不知道是哪个权威说的，依据是什么，但这种观点已成一锤定音之势。夏朝是否存在奴隶，在历史上找不到任何依据。但可以肯定地说，夏不但不是奴隶制社会，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正统的社会。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奴隶的存在，但奴隶社会这一形态从未形成。也就是说，中国只存在封建专制社会，不存在奴隶制社会。就如同以前有过一部分共产主义者而不能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一样。社会性质，应以社会主流为标志。奴隶社会是一种非文明社会，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存在过奴隶社会，但中国没有，这是华夏文明的性质所决定的，应归功于大禹。
其二、生活最权威。《孟子》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几乎是一无所有的五帝时代，也只能是公有制社会。《盐铁论》记载：“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夏物质丰富，私有制社会自然而成，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结果。由此而赞美公天下批判家天下岂不可笑？而夏也并非是人们所认为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师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社会，夏商周之帝王继承了大禹的治国理念，权不为私谋，甘做公仆，体察民心，降幅百姓，也可以说是个天下为公的社会。称三代为“家天下”是不恰当的，可以称之为“国天下”。世袭制开于启，家天下秦为头。
其三、《吴越春秋》曰：“因传国政，休养万民，国号曰夏后。”大禹继位当年，颁布夏历于天下，改“载”为“岁”，建学校，办养老院，召开了有上万个国家参加的涂山大会。推行税法、刑法，设百官，“三载考功，五年政定”。百岁时，又在会稽召开了计功大会，斩杀了藐视国法的防风氏，等等这一切都是在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启只能是夏的继承者。真正了解历史的人都应意识到这三点，随意改变历史的模样，是对历史最大的伤害。其不仅搞乱了历史真相，还会把人引入歧途。
也有学者把夏认定为“酋邦”或“部落联盟”。在那个交通极不便利的年代，部落联盟只有少数部落才能组成，夏“塗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这会是一个怎样的联盟？部落联盟是平等合作，领土己有，不存在谁服从谁，而夏不仅有了最高权力机构，而且土地国有，统一上交贡税（禹“赐土姓”、制《禹贡》），这与部落联盟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形态。如果把五帝称之为部落联盟时代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夏已脱胎换骨矣。
二、对禹的历史定位要全面
人们把治水看成大禹的主要功绩，对禹治水之后70年的事迹却知之甚少。也正是如此，人们始终无法走进夏禹国，打开文明之门。
立国始祖：“大禹治水、平三苗、划九州”为天下一统打下了坚实基础，“承天继位、统一思想、涂山大会”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统一管理的夏王朝。夏以前的家族式部落社会只是在延续过去的历史，各种管理职能简单。国家的形成则完全打破了原始的平衡体制，由“部落管理”改变为“地域管理”。《御批通鉴辑览》记载，大禹继位当年，立贡法，统一度量，统一税赋，办教育，建养老院，“大学为东序，在国中。小学为西序，在西郊。乡学曰校。”“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俱以飨礼。”“作大夏乐”，“昭成功也”。“定车制”以定人心。“以五声听治”、“绝旨酒”治理朝政。“会诸侯于涂山，承唐虞之盛，执玉帛者万国”，形成共识。大禹在一年之内完成了前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终于实现了一个政治家天下一统的伟大理想。华夏由民族史，步入国史。
文化始祖：对于中华文化，我们不需要披沙拣金式的优选，找到基因文化，也就找到了自己。据史料记载，《洛书》《洪范》《太极》《夏书》《禹贡》《夏小正》《山海经》等等都是大禹留下的宝贵遗产。《洛书》、《洪范》、《太极》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一套整的宇宙学体系，一套完整的生命学体系。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在这四大体系之内，它就像一张网把人网在网中央。这四大体系奠定了华夏民族的文化、精神、思维、行为内涵，是中华民族之根本所在。这些与大禹治水文化、言行文化、法治文化、德政文化、精神文化一起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基因文化。如今，许多教授、学者把夏文化列为春秋战国无名氏所著，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中华文化就这样无缘无故的倒退了一千五百多年，优秀文化从此成了没娘的孩子虚无缥缈，导致虚假文化成了正统，这是中华文明的悲哀。
文明始祖：文明应以脱离野蛮、黑暗为前提，与物质、精神、科技、文字等无关。文明之别在于距野蛮、黑暗丈远尺近之差。文明因环境而变，甚至常常导向野蛮，只有在大的稳定环境中才能成长。国家的出现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信仰、刑法、税法、历法等各个方面建立起一套系统的体系，有了这套完备的体系，文明才算真正确立、成形、稳固，才能得以传播、传承、发展。因此，认定文明的标志只能是国家。史料记载，“互助友爱、共同繁荣，消灭战争、以德服人，协和万邦、遵守王道，政治民主、人人平等，文化自然、信仰坚定，言论自由、民为邦本，土地国有、九州自治，敬畏天地、依法治国，天下为公、国人一体，崇德积善、赏罚分明，社会安定、人民幸福，”都是夏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禹特别注重人性、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处天地之和，从自然之理，把天人合一、天地之道拓宽到国家管理、人类活动的各个层面，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让政治更具人文关怀和深度，使得天下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相处和谐。使得夏禹文明虽多元但一体，因一体而繁荣持久，使得华夏文明自其诞生起就绽放出了夺目的光芒，国家管理如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协调自如。孔子称禹之治“寡怨于民”“百姓以仁遂焉”，几个字道出了人世间一切的美好。
信仰始祖：信仰能让人变得宁静而高贵，是与文明一起诞生的。据《史记·封禅书》记载“自禹兴而后有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逸周书》曰：“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自禹起正式有了祭祀的庙宇。《论语》：“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一个帝王带头事鬼敬神，隆重、虔诚，目的是让人们重视信仰。《礼记》有言“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信仰要有度，过犹不及。人不可能成为神，活在人的世界里，重人为，才合天道。大禹一开“人本主义”之先河，用“理性之光”点亮信仰之灯，国家巨变，民情风动。与之相比，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让人通过不断的修为，活在神的世界里，换取来世的幸福，皆走向了真理的反面。长长的经文对神如一堆废纸，对人皆迷途。宗教里的错误不只是荒谬的欺骗，而是致命的危险。世界上，信仰引发的冲突、战争最为残酷无情。真经不在西天，在中国。
三、对一些历史问题要敢于拨乱反正
历史是一门能改变实现与未来的学问。史之大局事关国之大局，史乱文化乱，其国自乱，拨乱反正乃治国之要首。
夏的年代：国务院夏商周断代工程现代考古探测之《夏商周年表》，确定夏朝起于公元前2070年，终于公元前16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用系列考古样品碳14测年的方法，测试精度达到0·3%，AMS法对有字卜骨测试精度达到0·5%，关于年代的考古认定是可信的。《纲鉴易知录》记载:“《纲》丙子，夏后禹元岁，春正月，禹践天子位于韩”。《御批通鉴辑览》曰:“（禹）丙子元岁，王即位，国号夏”、“十四而始用，九十三践位，百岁而崩，在位八年”。《汤踪禹迹》曰:“（启即位）元年丁亥，均台之会诸侯”。大禹在位8年，启守丧3年，以“丁亥”推之大禹也是“丙子”年即王位。公元前2070年为辛卯年，以“丙子”这个历史坐标，推定大禹建立夏朝的准确时间是公元前2085年。此与夏商周考古探测之2070年有15年的误差，误差率刚好在0·3%—0·5%之间。公元前2085年这个时间是准确的，夏的建立距今4106年。
禹都之地：“华夏第一都”会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坐标，对中华文明复兴至关重要，不能再继续众说纷纭。今人依据史料把禹都定为:高密、阳城、阳翟、平阳、安邑、晋阳。禹在位8年，都地有6个说法，显然大误。我们不是继续错误，只有改正错误才有利于历史的稳定。夏朝刚刚成立，国家初建，体制始创，人心刚安，百业待兴，为了稳定民心，禹是不会迁都的。禹继位之时已93岁，精力有限，根本没时间迁都。禹在位期间，风调雨顺，没出现天灾人祸，又没发生过战争，徙都之外在条件不具备。古人应与今人一样，对真正的禹都在哪无法确定，只能把口耳相传的几个都地记录下来，以便后人甄别。《吴越春秋》曰:“国号曰夏”，禹若在阳城、晋阳等地继位建都，国号曰夏，显然不妥。禹州称夏、夏地、夏邑、夏国、夏禹国，在夏之地立都，国号曰夏，顺理成章。《汉书》颍川郡阳翟县下班固自注：“夏禹国”。应劭曰：“夏禹都也”。《纲鉴易知录》说：“夏后禹元岁，春正月，禹践天子位于韩。”阳翟乃韩之地也。《汤踪禹迹》记载：“禹为天子，凤凰出于荆山，来仪于阳翟。”“天子”在“阳翟”。《路史》:“少康复禹之迹，以绍都于栎（阳翟）。注曰:阳翟有少康城。”《太平环宇记》曰：“阳翟县康城，少康故邑，盖纶近阳翟，本禹旧都。”《禹迹汤踪》:少康“整威仪东南行，求阳翟夏王之故都。”禹都在阳翟。如此种种，都可确定禹都在禹州。
钧台之建：钧台在禹州何处也许会成为永久之谜，而这丝毫不影响它的历史作用，但钧台为何人所建应该弄清楚。在那个敬神非常流行的年代，禹尤其重视，他事鬼敬神很讲究，“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继位是大事，首先要做的是郊天祈地，与鬼神沟通，接受传递天帝的旨意告天下。钧台有可能不是大禹继位之时所建，是禹及夏民之前的敬神之台。但自禹在钧台敬神继位起，“钧台”就成了国之正坛、神坛，权力的象征，国家的标志。启、仲康、少康继位之所以会于钧台祭拜鬼神，也是利用禹之影响力以令诸侯。山东禹城乃大禹之城，也有钧台之说，人们把大禹事鬼敬神之台，称之为钧台，应是借用禹州钧台之名，是禹城人民对禹的一种思念。禹州有“夏亭城”，禹城有“禹王亭”，禹州有“禹王庙”，禹城也有“禹王庙”，皆因禹。钧台是中国由民族史步入国史的见证者，是华夏文明冉冉升起的地方，是国家的标志、神权的象征，也是禹都阳翟的铁证，是华夏第一都的信史。
文字的形成：汉字是中华文明的一张名片，其形成之义大矣。《禹王碑》77个字，苍古难辩，即不是商周文字，又非天外来客，只能是夏文字。《墨薮》中说：“夏后氏象钟鼎形为篆，作钟鼎书。”《书小吏》曰:“禹因九牧贡金，铸鼎象物，故作钟鼎书，象钟鼎篆。”《息园存稿》也有记载：“禹精于治水，今篆体皆有流水形。”《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七引《河图》也说文字由禹而来：“禹既治水功大，天帝以宝文大字赐禹，佩渡北海，溺水之难。”古人认为，禹是上天派来的，禹字自然也来自于天。这些事虽发生在4100年前，却以晰眼前。《尚书》是一代代史官记录保持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史书，其史之记录是从尧舜禹开始。《竹书纪年》同样是从夏开始的，二者绝非偶然。商周到春秋至秦汉那么多学者都认可夏禹文化，说明他们对夏禹文字也是认可的，没有文字就不会有夏文化，没有文字，夏文化也很难流传下来。从夏至汉，国家行使了近二千年，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创造、使用几种不同的文字。甲骨文虽然与《禹王碑》之字貌似两种文字，但甲骨文处处都有禹字的影子，这应与在甲骨上刻写不易曲变有关。金文、篆字与禹字形体相近。由禹字衍变为甲骨文、篆字易，由甲骨文衍变成金文、篆字难。人们普遍认为的汉字是由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字一步步演变而来的观点是不确切的。禹字是母本，甲骨文、金文、篆字等文字皆由禹字演变而来，隶字由篆字进化而成，这就是中国文字形成及流变的整个过程。
龙的存在：龙精神在中华文化中的分量很重，龙也早已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管子》中：“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躅，欲大则函于天地，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说文解字》也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神通广大、善于变化、能兴云雨、神秘莫测又有灵性，为四灵（龙、凤、麒麟、龟）之首。所以，很受古人崇拜，被誉为神灵。龙纹亦成为数世纪青铜艺术表现的主题，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其神力的信仰之隆，尊崇之深。随着龙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帝王都自命为龙，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龙文化不断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有关龙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夏。《山海经广注》辑《山海经佚文》有载：“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龙画地，龟负壤”，应龙与神龟，是大禹治水的两大助手。《述异记》曰：“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千年为应龙。”《广雅》云：“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括地图》记载：“禹平天下，二龙降之。禹御龙行城，既周而还。”注：“《神虚记》曰：'禹承二龙，郭裹为御。’”《文献通考》、《二十四史》中关于龙的记载更多。今天的某些人太牛了，有益之事没干成，反把中华民族长长四千多年的根给斩断了。凡看不到的皆为虚，夏成了传说。同样是在拿不出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龙也成了一种动物组合图腾。即让人可恼，又让人可笑。首先，古料中关于龙出现的记载有数十次之多，都很具体，有关龙的形状、变化、特征及名字的记载也很详实，这些足以说明龙的真实存在。其次，古人不会崇拜一个似是而非毫无生机的动物组合图腾。再之，十二地支来自上古，龙为一支，古人是不会把一个不存在的龙列在十二生肖之内的。先有了某种事物，人们变给这种事物取个名字以便交流和有别于其它事物，人们造字也是根据这种事物的特性而定。因此说，是先有了龙这种动物，然后才有了龙这个名和字。古代的许多物种早已消失，不留痕迹，并不代表它们从来就没存在过，能发现极其稀少的龙的痕迹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如果龙是图腾，有文字的历史必有记载，难道四千年以来的古人都是骗子？如果龙真的是一种动物组合，你还会崇拜它吗？还会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吗？回答是肯定的：不会。如果龙是图腾，那么，这个图腾与无所不能的龙相比就逊色多了，龙精神就会变得似是而非毫无意义，与影响了华夏民族几千年的龙文化、龙精神极不相符。龙也并非中国独有，在西方的故事中，它往往守护着奇珍异宝，且面目狰狞，无恶不作，《圣经》中龙被喻为邪恶的化身，象征着罪恶，与中国英武的龙大相径庭。遇善则善，遇恶则恶，龙也是有脾气的。对每一个华夏子孙来说，龙的形象不仅是一种意绪，“龙的子孙”“龙的传人”更是一种血肉相连的情感，常令我们感到激动、奋发、自豪。龙佑中华，中华又怎能疑龙！
人类起源：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人最直接的祖先是生活在距今1400万年以前的“腊玛古猿”，被称为“类人猿”，从而得出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结论。可以说，天地造物没有半成品，更不存在由低等进化为高等的升级版。一种有生命的物质，自其诞生之日起，其外在、内在的特征、属性、功能都达到了最佳状态，一直到其完全灭迹都不会改变。同一物种即便是灭绝、再生千万次，也是同一模样。世上万物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得以延续，完全是由其千古不变的遗传基因所决定的。基因稳固则生，基因变化则亡。因此说，进化极微小，不变是真理。以人十指（趾）的脉络来说，心肺肠三焦都是娇贵器官，易静不易动，静则安，动则病，所以与手指相通，不常活动，负重轻。脾胃肝胆肾与膀胱为运化统泻器官，易动不易静，动则通，静则郁结，因此与脚趾相通，常动，负重大。这样完美的对应关系是与生俱来的，绝不是前脚掌进化为手掌之后形成的。人腿的长度是手臂长度的两倍，如果人生来是爬行动物，屁股朝天，头拱地的姿势会很难受，也跑不快，早被凶猛动物消灭一空，根本没有生存下来的可能。因此说，人来到这个广袤的原野上，就能直立行走于丛林之中，更没有猴子一样的尾巴。人类的出现很复杂，也很简单。所谓复杂，形成生成人的这个自然条件很难，可以说是经过了几亿甚至几十亿年的变迁才能形成。所谓简单，在各种形成人类生成的自然条件成熟之后，在一个适合的营养包中生成了人体细胞，然后细胞分裂生成各种器官，之后，人类就在这个世上诞生了。由于世界不同地方的环境不一样，生成了不同肤色、发色、眼睛的民族。世界是一个阴阳共同体，自然生成了男女。当然，植物以及其它动物、昆虫的生成也是一样的，根本不存在谁脱胎换骨进化成谁的问题。空气、土壤、水、万物中都存在着能合成各种不同植物、动物的物质，只要条件具备，任何一种物质都能生出另外一种物种来。水聚鱼生，水落草出。鱼怎生成不可知，草来何处亦不可知。恐龙时代已经被证实，至于恐龙为什么会灭亡，其迷待解。但正是恐龙与其它动植物的灭顶之灾之后又产生了新的动植物，其中就有人类。人的孩童期比较长，无任何抗凶猛动物的能力，因此说，之后的其它时期生成人类的可能不大。由此而言，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长。虽然人的智商比其它动物高许多，但当初的人类也是食物链中的一份子，常常会成为凶猛动物的盘中餐。人的生育能力低，抚养期长，人口数量增长十分缓慢，造成千万年的发展几乎处于一个平面上。因此，要站在古人与今人有着同样的大脑与智慧的角度看历史，才不会得出偏狭的观点。
四、对考古的局限要有充足认识
中国近代考古业由西方传入，起于“五四运动”，兴于建国之后。西方缺史料，用考古去认古。中国有史料，用考古来疑古。这是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其结果只能是：他们建设了自己的历史，我们破坏了自己的历史。
社会需要考古，这个没错；因疑古而考古，也无可厚非。但当考古阻碍了历史的通道的时候，考古则成了害古。70年的考古几乎没给历史增添多少正能量，带来的负能量却是巨大的。几十年来，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政府干部，一直在怀疑自己的历史，并认为只有经过考古认定的才能相信。这样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历史。
考古只是历史的小助手，若使其成为历史的裁判员，那么，中国的历史将永无宁日矣。2001年中国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科研项目。在2020年1月《求是网》发表的一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1—2016年）首席专家王巍写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这应是考古学术的最新动态。文中强调：“我们认为，考古发现是唯一正确的途径，为此启动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科研项目。”这样的观点是在误导，只有考古认可的才能相信，史料则不足为凭。百年考古搞乱了历史，搞乱了文明，搞乱了人心，导致国家对文明的决策有误。
文中说:“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证实了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历史这一事实，从根本上消除了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质疑。”“以良渚文明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5000多年文明的实证”、“在距今58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等区域，都出现了社会分化即文明起源的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区域文明阶段，呈现出多元文明百花齐放的局面，最终在相互交流借鉴中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一体化格局，并绵延数千年不曾中断。”其地域上要远远大于黄帝部落，年代上要早于黄帝几百年，也等于否定了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千年文明的说法。那么，考古5000多年文明的代表人物又是谁？文明的标志是什么？文明体系有哪些？等等这些实质性的问题都是空白，而且会是考古永久的空白。文中以“王权”、“战争”、“贫富分化”为标志来认定文明的起源，其本身就缺乏文明。把这样的社会称之为文明，文明岂不成了不文明，探寻文明又有何意义？况且，“王权”、“战争”、“贫富分化”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存在，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而区域文明的认定是很难的，也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界定文明的标准是什么，部落文明的形成要比考古发现早得多。一个国家的文明史也不应是部落式区域文明的组合体，而是应以民族统一，天下一家为前提，这是最基本的一点。
文中也说:“国家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本质特征。战争、刑罚和杀戮等暴力行为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5000多年前的中国就有了国家？国家的产生是为了消灭战争，建设文明。增加杀戮，释放野蛮是匪文明。国家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交给了考古，考古学者也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只有通过考古才能完成，并为此付出了努力。但很显然，文明探源是一项考古所根本无法完成的工程。可以肯定:考古看到的永远会是个支离破碎的影子文明，使得华夏文明虚幻缥缈，失去自豪感与自信心；考古得出的只能是个死气沉沉的数字文明，使得华夏文明空洞无力，不知该传承什么，传播什么；考古把华夏文明探源带进的是死胡同，丢失的是真正的文明。
五、对文明的历史脉络要理清
寻到文明的源头，沿着文明的脉络看历史、看文化、看现实、看未来，一目了然。
在中国乃至世界，斩断历史，搞乱文化，扼杀文明，淹没真理的人，都会成为风光无限好的名人，光明还能存几许？易中天在北京大学演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时说：“中华文明有一个鼎盛期，这就是春秋战国，此后又有一个鼎盛期，就是汉唐盛世。到中唐以后，中华文明开始逐渐退出世界舞台，分界点在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以及四年以后的安史之乱。从这个分界点开始，盛极而衰，起伏跌荡地走下坡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硝烟纷飞，杀人盈地，文明在哪？这样的“文明盛世”我们传承什么、敢传播吗？三百年的战争，把中华文化的精神打散了，把华夏文明的旗帜打落了。春秋战国是中华文明的苦难期、转折期，鼎盛何来！
作为一个明星教授，更应慎言慎行才有益于历史、有益于文明。生活在春秋时代之诸子称“今大道既隠”，一致把三代治理的社会称为是最好的时期，是因为三代遵循了大禹的治国理念，帝王只是国家的管理者，权为天下谋。秦汉以来的皇帝却把国家占为己有，权为私谋，非为百姓，社会失去了“文明之思想”，为了达到长期统治天下之目的，虽然也出现了几个昙花一现“盛世”，但这些盛世不能称之为“文明的鼎盛”，只能称之为刀尖上的繁荣。
易中天在文中说：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以祖宗代上帝，以圣人代神祇，以道德代法治，以纲常代信仰。”一个“代”字，就把上帝、神祇、法治、信仰给全部代表了，中国的祖宗、圣人、道德、纲常也未免太神奇了吧。如果我们把“代”字换成“是”字，意思就成了：祖宗是上帝、圣人是神祇、道德是法治、纲常是信仰，这样的话恐怕其本人也不敢相信了。他依二里头城市遗址为据认为，中华文明史只有3700年，这种观点更荒谬。国家是文明的标志，二里头只是夏末商初城市，国家的出现要早于二里头考古400年。一些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姓夏还是姓商不能定性，这是扯淡。商革了夏的命，但其革不了一座城市的命。二里头是否是都城尚不能确定，却挂起了华夏第一都的牌子，不知这些考古专家在骗谁。而城市的出现要早于国家的产生，把城市作为文明的标志是错误的。
易中天在古物上发现了一个德字如获至宝，好像德字出现之前的人无德可有。以字来东拉西扯谈文明，幼稚。他天真的认为，儒家能在百家中胜出而独霸朝纲，儒学就是正确的，应该推崇。对历史蝇营狗苟，看不到政治的可悲，用华丽的词语煽情，是在浪费他人的时间。“中唐以后，中华文明开始逐渐退出世界舞台”，这不仅是易中天的观点，也是多数历史学者的一致观点。但他们却说不出文明落幕的问题在哪，只能是肤浅的认识。知其衰，就应知其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进历史，更好的书写历史。
文中还说：中华文明的特点是什么？没有宗教，没有信仰。犹太教像油，伊斯兰教像奶，基督教像酒。中华文明像水，而且是纯净水。我是水，那么什么都可以进来，油也可以进来，奶也可以进来，酒也可以进来，来者不拒。中华文明是一个平台，可以让世界不同种类的文明同唱一台戏，这种观点也成为了众多学者谈论中华文明的一致声音，成为了文明史书的一大耀点。至于水混进油、奶、酒早已非水矣，浑成什么样了却视而不见；一国多治了，还在“隔岸犹唱后庭花”；舞台的主角变了，还涛声依旧的说“外来和尚会念经”。大有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之君子风范。真是可叹！可悲！他们焉能知道，其乃蝜蝂取物，是要自己把自己压倒，注定了悲苦的历史命运！
一个有独特鲜明“个性”的民族，才能在世界这个“共性”的舞台上大放异彩。若失去其独有的“个性”，那么，在世界这个“共性”的舞台上则会黯然无光。虽然说，外来文明、文化、信仰也很优秀，但与中华文明、文化、信仰相比还存在诸多不足。外来信仰可以参考，不可以登堂入室，以使中华信仰更有力；外来文化可以学习，不可以搭台唱戏，以使中华文化更鲜明；外来文明可以借鉴，不可以融合染色，以使中华文明更纯净。科学技术没有国界，毋庸置疑，拿来主义可也。这是中华民族稳定独立、发展强大的基本原则。让人费解的是，历史上所有人却把这种融合视为是正确的，是了不起的令人骄傲的成绩。多文化、多信仰、多文明，必然造成文化精神被分解、思想信念被分化、核心价值观被分离，出现多元多变多灾难的历史。只有由多元走向回归、由回归走向统一、由统一走向复兴，走出一条回归、统一、复兴之路，中国道路才能坚实、宽广。
六、对文化的认识要深入骨髓
一个社会基于的文化存在问题，人民会像奴隶一样的生活，似蝼蚁一样的可悲。
一代又一代人耗尽毕生精力，通过多种途径在寻找一个答案，如何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在其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简而成万物，繁必离其道。大禹治国使得三者简单有度，国家发展若树木自然生长一样自由自在，生机无限。文化于三代是一种高雅的精神，自由则是文化的灵魂，风轻云淡，鸟语花香。自汉推崇老子、孔子之后，文化被奴颜附会得光芒尽失，成了束缚思想与手脚的工具，产生的多是官僚主义、功利主义、形式主义、唯心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简单变得越来越复杂，人治人、人算人、人整人、人防人，权谋博弈没完没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一个个人才败在算盘珠下成了政治的牺牲品，搞得整个社会人仰马翻混乱不堪，歪风邪气遮天蔽日，争权夺利腥风血雨，强取豪夺烽火连年，巨大的漩涡吞噬了一个又一个朝代。人们一直想抓住依靠一些东西来达到目的，万万想不到埋葬自己的恰恰是这些被称之为铁劵丹书的东西。人很简单，事很简单，人事却很不简单，人与人之间的扯皮，事成了斗争的手段，诗词歌赋成了才子佳人发泄无奈的工具，人对自然的探索止步不前，皆说教矛盾文化之祸也。信仰是最纯真的精神家园，但当信仰走向了真理的反面，则成了道德欺骗。随着外教的入侵、融合，儒释道各领风骚，诸事求神，烟云袅绕，墨守成规、患得患失的人们被一张张天罗地网所捆绑，自由、平等变泡影，为民、爱国遭阻击，人性、理想被世俗同化，真理、法律成了权利的牺牲品，激情、奋斗在内耗中疲倦，不知文明为何物矣。
许多学者把中国的衰落定格在明清时期，认为寻找中国近200年来落伍的原因，应当由这一时期开始，并把这种观点写进了教科书中。鉴于此，国务院在人民大学设立了“清史研究所”，不用去想就可得知，几十人的专家团队，几十年的研究，除了耗费财力，很难有大的收获。这种观点会给人们以误导，让人认为明清以前的社会没问题。从明清寻找中国落后的根源，无论找多少，都不是主要原因，从而误导现实社会走向不正确的道路。中国从明清开始受到外寇的不断骚扰，这只是个果，其因不在明清，在唐宋，在秦汉，在春秋。春秋起文化开始混乱，秦汉起政治变得昏暗，唐宋起信仰走入迷途。错误的文化制造出昏暗的政治，昏暗的政治造成信仰的丢失。
中国历史念歪了三部经：第一部是文化经，第二部是信仰经，第三部是道路经。中华民族有世界上最优秀全面、简单明了、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夏禹文化不用，偏要去啃又臭又硬的《道德经》，套上《论语》的枷锁，甘愿成为一个“难得糊涂”的民族；中国人有世界上最伟大万能的民族信仰不信，偏要信佛、信主，祈求外国神的庇护，甘愿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中国有世界上最文明正统的夏禹之道不走，偏要走封建专制道路，甘愿成为一个失去民族意志的国家。
文化、信仰、道路虽是独立的三个方面，但三者必须是相容相合相生统一的一个整体。反之，必然产生诸多矛盾。也就是说，1＋1＋1＝1，不能＞1。夏商周为什么成为华夏文明的伊甸园，正是因为三者互为一体，相融相生。之后的中国产生的却是1＋1＋1＝5、6、7的历史。数字越大，分歧越多，社会越乱，文明越差。大禹文化与说教文化行使结果之所以形成天壤之别的社会，正在于此。因此，错误观点要不得。
七、对夏的历史影响要弄清楚
了解了夏禹史，也就明白了三代史，才能读懂中国史。
尧舜禹相连，夏商周相通。夏禹国虽只有短短八年的历程，但其直接影响了中国近2000年的历史。史料称帝尧为陶唐氏，称舜帝为有虞氏，称帝禹为夏后氏，人们常常把尧、舜、禹合称为一个时代。历史又把夏、商、周合称为三代。《淮南子·诠言训》曰：“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决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汤武平暴乱，因时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孟子·滕文公》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礼记·表记》说，“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商朝称自己是继续大禹所开创的事业，“处禹之堵”、“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周朝虽然接替的是商朝，不称是继续商，也称自己是在继续大禹所开创的事业，“我有夏”、“奄有下土，缵禹之绪”。从遂公盨、秦公簋、叔夷钟到诸子之盛赞，尤其是墨家学禹只爱黑人，以劳为美为乐为墨，足见禹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
夏、商、周承续了禹开创的文化、礼义、风俗、制度，虽然在有些方面有所增减，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根没有变。因此，《论语》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商的政治制度监于夏，周监于夏商，周以后的政治制度于夏也是一脉相承的。司马迁总结：“禹功施于三代”、“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荀子》评曰：“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只要把大禹治国理念用一少部分，必有一个繁荣期的出现。夏商周遵循了大禹治国理政模式，有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画地为牢之璀璨耀眼的三代文明。汉初实行与民休养生息之政策，文帝之德，景帝之仁，令世人称颂，而有“文景之治”。隋文帝带头节俭，穿粗布衣，兴教育，重发展，二十年银粮堆积如山，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气象，可惜的是其晚年反其道而行之，二世亡国，与秦何其似也。李世民以民为本，开创“贞观之治”。武则天不仅学禹铸九鼎，还设“铜匦”四个（同“五音听治”），分布于朝堂的东南西北四角，分别以“延恩、招谏、申冤、通玄”命名，并涂以青、丹、白、黑四色，亲自了解下情，官风空前好转，为李隆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康熙作《谒大禹庙》，乾隆雕“大禹治水图”玉山，而有“康乾盛世”。人才强国的案例举不胜举。但商鞅变法是迎合霸道，诸葛亮把毕生精力都用在了争夺地盘上，这是人才的悲哀。春秋以来的贤人若能接过夏禹文明的旗帜，把努力方向用在文明建设上，中国还会成为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吗？
有禹而有夏，有夏而有中国。不知夏禹不可言文明，不知文明不可言历史，不知历史不可言文化，不知文化不可言治世。郑谯在《通志》中才会极力言之，“途不通于夏则为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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