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大历十七年（1589），品学兼优的高攀龙高中进士，少有鸿志的他虽年逾27岁，但却觉得一腔热血在沸腾。胸怀大志的读书人，一旦举了进士，居一官职，便一心想舒展宏图，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高攀龙也一样，京都及第，春风得意，心里想的满是好好报效国家之类的豪言壮语。只是高攀龙生不逢时，他想振翅高飞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可以让他博击长空的机会。明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持了朝政，政治黑暗，军事窳败，财政拮据，苛政暴敛益形繁重。所以，高攀龙面对政治腐败的局面，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他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真话，于是写了《君相同心惜才远佞疏》，力劝皇帝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挽大厦于将倾。他自以为能够得到皇上的欣赏，谁知等来的却是一纸降职书，他被贬到边远地区去当一介可有可无的小官了，史书上说他是“谪揭阳典史”。这位后来的东林党领袖、著名学者，不得不忍受黑暗的现实，到广东的揭阳去当一个什么典史鸟官。这是高攀龙人生的第一个黑暗时期。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高攀龙在揭阳一呆就是三年。那时的揭阳是远离朝政的南蛮之地，从中央集权中心到荒芜之地，他的心情极其郁闷。在这三年中的某一次，他从延平出发到揭阳，其中借道水路从客家母亲河汀江顺流而下。但这一次另外，他的心情舒畅，并愉快地将这次行程记录下来，对上杭境内的汀江水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试看他在《纪行》中的叙述：“然舟愈小而陋，一竹席仅可御雨，前后风洞，入为置草席，帘蔽之，偃仰其中，意更舒美。十三日过大姑，险绝处不可屈指。前所经九龙滩，以上水最艰而稳。此皆顺流，且身在舟中，滩流湍急，从高而堕，其下复乱石纵横如牙，舟别无柁，舟人仅以两桨干旋之。每下一滩，舟辄刺入白浪，裹而复出，穿於石罅中，几希乎公孙大娘之剑。假令张旭军观之，书法当更进。余初不免动色，已遂视之如夷。以此知险须用习，习坎之义大矣。”这里的大姑即指上杭境内也是汀江难度最大的险滩——大沽滩。高攀龙就是高攀龙，身在其中，历经险滩，不禁浮想联翩，感触良多，留下了这宝贵文字，也算是汀江之幸。从这段文字记录，我们也可得知早在明万历年间汀江就已通航，成为闽赣地区通往广东沿海的一个通道。当然，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条通向外省入海的大河，汀江的意义远不止这些。它给汀江流域乃至更大范围地区的影响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全方位的，可以说汀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作为处于黄金水段的上杭就更是有过之而不及。
汀江航道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延伸，有人形容它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蓝色飘带”，这是极其传神的用语。在南北宋时期，由于战事频繁，西北陆路的丝绸之路不畅，对外交往中心便由西北地区向东南沿海转移，外商涌向广州、泉州、漳州等沿海城市。同时，自唐末五代至两宋的漫长历史年代，中国北方一直战火频发，社会动荡不安。而南方的闽粤两省，相对安定，受战争影响较少，又与其它沿海省份难以比拟的漫长海岸线、面向太平洋的地理优势，物产丰富，人口稠密，逐渐形成了以福建泉州与广东广州为两大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清以来，处在广州、泉州之间的潮汕地区居民冲破封建王朝的层层海禁，开拓海上交通商贸之路。地处潮汕地区经济腹地的汀江流域为海上贸易提供了丰富的物资和广阔的市场，汀江航运成了海上交通的延续和深入。汀江在宋代至明代称鄞江，因“天下之水皆东，唯汀独南流”，南方在八卦图示属丁，而名汀江。它发源于宁化木马山，流经闽西的长汀、武平、上杭、永定及广东省大埔共5个纯客属县，沿途有55条大小支流汇入，全长328公里，在福建省境内长285.5公里，上杭县境内长112公里，流至广东三河坝与梅江汇合后称韩江。由于汀江是福建省唯一跨省河流，汀江——韩江航运处在泉州、广州两大海运中心之间，汀江、韩江及其众多的支流以及汀江流域的千万挑运大军，不但成为泉、广两大海运中心的补充和组成部分，而且逐渐与潮汕地区的海上贸易相结合独立发展成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通道。
纵观宋代以降到解放以前，汀江流域相对保持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状态，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唐宋期间，从中原南迁的客家先民在汀江流域定居以后，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采矿业、手工业的发展。明清两代，由于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带动了工商业等产业的发展，更主要的是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汀江成为潮汕地区海上贸易的重要物资产地和市场。汀江流域森林资源丰富，早在南宋以前就有向潮汕地区运销木材的习惯。明代中叶，海禁解除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造船用材日益增多，汀江流域木材源源不断沿汀江经韩江行销潮汕、佛山和上海等地。清末，仅上杭一县就出口木材年产值达数万银圆，年销毛竹14到16万根。汀产玉扣纸、毛边纸，连城宣纸，上杭土纸等历来远销东南亚各国。此外，汀江流域出产的茶叶、条丝烟、靛青、薯莨、水果、乌梅、药材以及造船必需的桐油等土特产品和文化用品，也源源不断地经汀江进入潮汕地区续而销往海内外。这是出口的方面，汀江也同样成为进口商品的主通道。当一些洋货，如煤油、火柴、铁钉、布匹、海味、西药、香料等在沿海地区大行其道的时候，也通过汀江这条大动脉进入广阔的客家地区。你可不要小看了这条通道。鸦片战争后，从汀江进入海上的对外贸易总金额每年在数百万两白银以上，对外贸易处于出超地位，大量的“光洋”、“鹰洋”流入我国。这对解决当时我国的“银荒”，满足国内市场对银币的需求，活跃商业资本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人们在议论汀江航运的盛况时，往往会说：“上河三千，下河八百”。意思是指上杭以上为上河，有船数千艘，县城以下为下河，有船数百艘。汀江上杭段有大小码头36处，其中吞吐量较大的码头有5处：回龙、石下、东门潭头、南门、南蛇渡。汀江航运使上杭成为汀江流域首屈一指的商贾云集之地。县城聚集了粮行、纸行、药材行、京果行及木材等各种过驳转口商行300多家。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汀州各县人或潮汕商人，在业务上，他们与周边地区各商号都有挂钩联系。据记载，到民国初年的时候，上杭城区已有店铺700余家。由于汀江航运带来的繁荣是显而易见的，上杭正处于汀江的“黄金水段”，江西赣南平原和汀江流域出产的粮食、竹木、纸品及其他土特产品都统统汇集到长汀、上杭两县城，然后由码头而下汀江至国内外；而海盐、布匹、煤油、日用百货等又经汀江在上杭、长汀等地登陆再销往汀江流域及赣南各地。这样，上杭就处于汀江航运线中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成为一个枢纽地带。这样一个繁华商市，使全县的经济总量迅速增长，政府的税收也极为丰厚，像清顺治五年核定上杭河税正额白银3022两，雍正五年除河税正额之外，溢出河税银5931两为盈余。当然不仅是经济，实际上整个社会的形态、文化、意识也正悄悄发生了变化。比如冒险或称进取意识的增强、小农意识的消退、小市民阶层的成长、商业气氛的浓郁，还有“红灯区”的兴旺、社会治安的复杂化、各种文化的交融汇合等等，这样作为山区的上杭实际上也较早实现了向城市化进程的迈进。
上杭早在清代就建立了民间自治性质的商会组织，到民国年间的时候已经建立了烟叶、转运、布匹杂货等13个同业公会，俗称13帮。各店有私人经营、合股组织等多种形式，资方和店员总数多达三、四千人，而间接从事纸业加工、木排工、船工、搬运工的商务活动人员约5万人左右。这仅是本地面言，在外地，由于商品经济的兴旺发达，促使越来越多的上杭人向外从事商品贸易，最旺盛时长江以南各大中城市，均有上杭人开设的商行。《上杭县志》就写道：“乾隆三年，江西、浙江、广东、上海、汉口等处省郡，皆有上杭会馆”。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当年因逃避战乱而南迁的中原汉人正式成为客家民系中的一员后，他们的后裔因为商业意识的唤醒却主动将生存的触角延伸到了四面八方，他们不仅向更南之处迁移，而且返回了广阔的中原地带自由地迂回，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财富，为铁骨铮铮的客家人在祖国大地赢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赞叹。当然，这些自由的发展正是来源于故乡上杭适宜的生存土壤，来源于汀江带来的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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