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坝乡

福建武平县下坝乡的经济发展经过了历史上明清时代的复兴和繁盛, 却又在二十世纪前期开始衰败, 个中原由曾经引起地方史学界的极大关注。进一步挖掘和探讨明清以来下坝经济的盛衰原因是本文所要揭示的问题。这里所说的下坝经济, 主要指下坝以货物集散地为中心的转口贸易经济, 姑且叫商业重镇或商业经济。一、问题下坝位于武平县西南边陲, 与广东省平远县仅一溪之隔, 北邻中山镇 武所 , 东有中赤乡,广福镇接壤, 西有民主乡及山水相连的江西省寻邬县。中赤河、中山河在下坝乡境内的河子口河汇合, 直通梅江, 进入韩江, 与潮汕地区连成一片。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特殊的经济贸易。目前, 笔者所涉猎的有关研究下坝经济方面史专家王增能先生所撰《当年武平的商业重镇——下坝》, 文中概述了明清时期下坝经济作为面, 进而指出繁盛的原因主要是境内有一条得天独厚的下坝河, 但忽略了以会昌、寻邬、瑞金为经济所起的接应作用或辐射作用。为了更加明晰地廊清下坝经济的盛衰原因, 笔者在王增能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更深二、下坝经济的繁盛局面一“盐上米下”的转口贸易下坝河水域宽, 据王增能先生考证, 明宣德年间 1426—1435 , 蕉岭与下坝之间就有船只模。清乾隆时, 赣南各县食盐都从下坝挑运到江西罗塘, 来往的挑夫日益增多 , 从广东沿海载边的沙坝上。买盐的人交完货款, 便问客商:“到哪里挑盐?”客商答道:“到下面坝里去挑”。“下坝”从此, 下坝的商业进入发展时期, 来此经商之客也越来越多, 尤其是江西宁都、于都、兴国商都来这里建筑盐馆、米馆, 作储盐之用。广东的盐也大量水运至下坝, 由下坝肩挑到赣南各他山货也大量地肩挑至下坝, 由下坝水运到广东。鸦片战争之后, 五口通商, 海禁大开, 各种洋至蕉岭驳运到下坝。来往于下坝河的木船, 最多时每天有600 多只, 每船载重量上水3000 斤,项, 下坝每天的库存量就达 60 万包, 约 80 万斤。可见, 下坝形成了“盐上米下”的繁盛局面。二 挑工队伍的庞大盐, 挑到哪里去? 挑到江西罗塘去。罗塘在哪里? 在江西寻邬县东北部, 旧时属筠门岭县。筠门岭在哪里? 武平县东留乡、民主乡接壤处。米谷、山货从何而来? 从江西罗塘来。罗塘离下坝有110 华里路程, 一日来回够脚夫受用, 艰难的挑夫只得挑上二百来斤的盐包起早摸黑从下坝出发, 把食盐、布匹等挑至罗塘, 回程时又从罗塘出发,把米谷、山货挑到下坝。据说, 一时挑工队伍如同蚂蚁牵线, 络绎不绝于途。有何为证, 有专供挑工歇脚的众多茶亭为证。从下坝出发, 这些茶亭或客店有: 下坝——露冕——下露冕——满姑岽——　头塘——张天径——石冠坑——竹稿岽——荷树凹——冷水——罗坑——陂下——溪头圩 今民主乡 ——岭下 上述武平县境 ——吴畲——山背——罗塘 属江西辖境 。三 店铺林立和商人入迁据王增能先生 1984 年 9 月开展的田野调查, 访问曾经耳闻目睹下坝商业盛衰历史的老者, 他们提供的民国年间资料即可见当年下坝经济繁荣之一斑。1、盐米专卖店 32 家, 这些店名是: 宾昌、泰来、益成昌、德昌泰、合兴祥、天祥、同盛、万和、益丰庄、益兴、同茂、玉记、玉成、华新、广兴隆、聚昌、协茂、协丰庄、德昌兴、泉顺、永泰兴、嘉兴、从和、从昌、广认昌、德记、集茂、合兴、赖和兴、张俊兴、兴丰昌、叶兴。2、果杂百货店 兼卖盐 14 家。这些店名是: 祥和、瑞昌、祥兴隆、顺昌、锦兴泰、怡成通、怡和、昆记、万成、裕隆、振成、万盛庄、泰记、德茂。3、酒店20 多家, 其中米烧酒家, 黄酒15—16 家。据当时老者能回忆起来的店名有: 泰来、悦来、合兴祥、玉记、捷泰、兴丰庄、昆记、兴盛、鹏记、泰亨、李荣华等。4、药材店20 多家, 其中中药店有 13 家。如: 泉顺、乾源堂、和兴堂、保寿堂、吕善祥、长庆堂、长安堂、全泰安、万和堂、庆兴堂、和春堂, 红疗医院; 西药店 4 家。店名之多, 超过武平县城。5、纸行, 主要有天祥、华新、盖兴 3 家。6、其他手工作坊, 如油房一座, 专门榨茶油或桐油; 水碓 3 座, 专碓香粉、蕉粉和白米。据统计, 从下坝圩入口瑶古前到河唇排、猪子神下, 共有盐馆米仓及半营生意的店铺三四百家, 其中正式商店就有三百多间, 每逢圩日, 仅岗背街到田街, 短短的距离就得半小时才能走完。赴圩的人数之多也说明了商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引来了周边客商的迁移下坝, 据民国三十年 1941 年所编《武平县志》载:“全县调查得九十五姓, 已报明世系者六十余姓, 未报明者, 尚有三十余姓”。又据 1987 年所编的《武平县志》载:“下坝共有姓氏 42 个, 以赖、钟、刘为最多。全县205 个村民委员会中, ……下坝……等20 个村每个村都有20 个姓以上”。1994 年笔者曾到下坝就姓氏移民问题作过实地调查, 方圆不足1 公里的下坝圩市场周围的居民有: 邱氏、李氏、陈氏、钟氏、彭氏、杨氏、谢氏、刘氏、徐氏、赖氏、高氏、周氏、肖氏、张氏、廖氏、王氏、洪氏、蔡氏、吕氏、叶氏等, 据说, 这些姓氏因家族外迁等原因有减无增, 而当年的姓氏决不仅仅这些的。这些姓氏的猛增, 主要是民国年间,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 广东兴梅五属以及赣南、上杭、永定、连城等县的客家人, 争先恐后到下坝投资, 开设盐店、米店、杂货店、百货店、五金店、药材店、豆腐店、酒店和过驳转运站等。赌博的、卖艺的、卖淫的、卖鸦片的也纷至沓来。这些姓氏就是他们的上祖从外地迁来做生意, 然后在这里定居繁衍下来的。这些姓氏, 因受广东方言的潜移默化, 形成了既别于本地客家方言又兼有福建、广东二地方言的特殊语言, 它的发音柔软, 拖音较长, 且还夹杂着许多词辍, 基此特征, 人称他们为“圩上人”, 只是时过境迁, 这些人只剩一二千人了。四 其他产业的启动及社会效应下坝商业的繁盛, 是以盐米为大宗的进出口贸易带动起来的, 基此, 就有必要对盐米的贸易营业额算一笔帐, 据王增能先生考证, 当年下坝商业的出口商品:1、盐, 年值一百多万元 光洋, 下同 ;2、煤油、布帛、药材、京果、百货等, 年值约一百多万元。出品商品:1、米, 年值约六十万元;2、土纸、蜂蜜 每年五百铁桶, 每桶 40 斤 、茶油 来自江西 、茶叶、桐油、粉干、薯粉、大豆等, 年值约五十万元;3、竹木, 据当年潮州“和平馆”系木商工人工会 统计, 每年从下坝 包括村头坝 运至潮州的竹木有二千五至三千条排, 每条排约十五立方米, 值 250—500 元左右, 年总值 150 万元。正是这些驳运业的发达, 使许多外来人口在这里流转, 从而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兴起:1、客店 栈 : 有 20 多家, 有些女店主兼营私娼。2、屠宰摊特多: 据当年承包屠宰税的刘卓清先生提供的资料, 以民国十二年例: 平日杀猪 15—20 头, 杀牛 6—10 头, 圩日杀猪50—60 头, 杀牛 26—30 头。3、“棺材会”和“安吉居”: 据说挑盐的挑夫要数江西人最多, 挑担是很辛苦的事情, 而且累死人也是常有的事, 当时下坝成立了一种慈善机构, 叫“棺材会”, 是由群众捐钱办起来的, 棺材会拥有安吉居两间房子, 挑夫死了, 由棺材会布施棺材, 将死者移放安吉居, 然后由同路人埋葬。安吉居旁边有一相公庙, 奉有天文祥等人的塑像, 香火很旺。4、天主教传入。看到下坝经济的繁盛, 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也乘虚而入。据1987 年《武平县志》载, 最早的天主教传入下坝是在清咸丰二年 1852 , 广东蕉岭县天主教徒曾桂英来下坝经商兼传教, 租民房设临时诵经所。同治十一年 1872 , 蕉岭天主教堂法籍神父来下坝主持教务, 至光绪十六年 1890 发展教徒60 余人。今下坝学区所在地就是当年的天主教堂地址。民国二年 1913 , 罗马教廷派德籍传教士欧培徒接掌武平教区, 驻在武平城关, 常驻下坝的德国人有2 个, 一男一女, 男的叫巴立德神甫, 女的名字不详。这一男一女就住在天主教堂门楼的东厢房里, 中间仅一屏风相隔, 据说他们实际上是地下夫妻。他们表面上会扶助一些弱者, 并施舍一些药品, 且不收钱, 又不公开胡作非为, 因此很得一些群众的好评。他们在下坝发展的天主教徒达一百多人, 教主很有势力。5、鸦片馆、赌博馆和婊子店。由于下坝是个大有油水可捞的地方, 因此有权有势者都争做下坝的镇长, 被称为“晋江缺”, 他们总是勾结有枪的人, 除有镇公所外还设过警察局 民国四、五年开始, 至民国二十四、五年革除 、办事局 后改为下坝民团——保卫团、联保办事处等 、区政府等。为了满足这些官员及大商人的糜滥生活, 下坝设有鸦片馆3 间, 有烟枪几十枝。鸦片馆挂的牌子叫“天天乐”。也有赌博摊20 多处, 赌头20 多个 有开花会, 开标会, 名堂很多 。此外还有流动婊子店, 婊子来自四面八方, 广东、江西、长汀来的都有。高级婊子常常坐轿而来, 为官者享有对婊子的初夜权。玩厌了便把婊子打发走, 另招一批新婊子来, 故曰“流动婊子店”。婊子卖淫要向警察局登记, 付以税款,名曰“花捐”。这是公开进行的, 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私娼暗妓, 随时供有钱人家玩乐。6、山歌特出名。提到武平山歌, 绝对不能忽略下坝, 在一定程度上说, 正是下坝山歌代表了武平山歌的水平或鼎盛的局面。据武平县文化馆老艺人石进福先生介绍, 下坝的山歌妹很多, 点得出名的就有肖四妹等。这种山歌之风相续久远, 原来, 每当夜色降临, 停泊在下坝河心的各种船只都撑起了竹蓬, 点起了油灯, 曲曲山歌对唱, 不仅使疲惫的商人消除了疲劳, 而且得到了愉悦的享受。日长月久, 山歌便成为下坝的特产, 代代相传, 久负盛名。三、下坝经济繁盛的原因一 下坝水运的便捷1、下坝河的水系。要弄清下坝河的水系, 首先要明确下坝河的干流。它的干流有: 一为民主溪, 源于江西寻乌马战岽, 经岭下、半坝、民主; 一支源于上山塘, 经高书, 下村坪与上支流汇于陂下; 又一支源于长安岽雷公畲, 经武溪与上二支流汇于蕉头坝折入广东平远; 竹子岌河, 合平远城东之水, 经武平下坝, 南行经平远咸水、剑峰下与武平中山河及中赤溪汇合流入韩江。境内流域面积 173 平方公里, 河道长 91 公里, 落差 650 米, 比降 24. 2%。中山河: 又名石窿河, 上流为东留溪, 源于东门脑岽, 南洞, 经大阳桥、封候、大明、小溪, 汇黄坊溪及大联之水, 经永福, 又汇中山上峰之水, 经武所、阳民、卦坑、福兴、大田、大成、石营、园丰, 于河子口入广东。县境流域面积1064. 2平方公里, 河道长 91 公里, 落差 800 米, 比降 8. 8%。中赤溪: 上游主要支流有宁洋溪, 源自象洞水竹塘, 经中段、月塘下 小坑水库 、宁洋、龙井入中赤溪; 岩前溪, 源于广东邻山, 经大布、灵岩、伏虎、双坊、龙井入中赤溪; 鲜水溪, 源于龙嶂上, 经叶坑、鲜水、李坑, 汇处明溪入中赤溪,经上赤、中赤、下营、石营, 汇下坝河入梅江。县境内流域面积 375. 5 平方公里, 河道长 51. 5 公里, 落差 511 米, 比降10%。2、下坝河的运输能力。据民国三十年修《武平县志·交通志水路》载:“本县通舟之河凡三: 小澜河。……、中赤河, 其水自中赤西南流至石灰洲十五里, 合县城来之水过员子渡, 出村头坝五里, 与下坝圩来之水合, 行舟凡二十里。下坝河, 其水东南流, 左为县辖, 右为平远辖, 舟行十里至村头坝, 与中赤合, 又六十里过蕉岭, 出梅县, 合梅江以达潮”。潮, 即潮州也。又,《武平县志·实业志·商场》民国三十版 对下坝圩场的描述:“……至于岩前, 下坝等处, 接连粤境, 各种货物, 更不仰给县城, ……在下坝者通航运, 为商货进出之枢机。中隔一河, 河前属武辖, 对河属广东平远辖, 商场设在河前。……中赤、处明纸木流通之时, 在此过驳, 进出亦不少”。又,《武平县志·交通·船运》1987 版 载:“下坝河, 原可通航至广东潮州, 元、明为极盛时期, 每日往返船只四、五百艘次”。又,《武平县志·交通·水路》1987 版 载:“下坝河, 上段为闽粤赣三省边界河, 且境内 8 公里, 与中赤河汇合后, 流入广东蕉岭石窿河, 出韩江。河面宽阔、平坦、少暗礁险滩, 常年可以通航载重3—4 吨的木船, 是公路交通发展之前武平对外通商的重要航道。上段为中赤、下坝两河汇合而成, 境内38 公里。元明间武平山货输出, 盐、布、百货输入, 多经此水道。……”以上所列资, 起码解答了这么几个问题: 一是下坝水路发达, 下直达潮州以外, 上又直接影响了相邻的中赤、民主、中山等地的经济发展; 二是下坝水路的开通, 决不啻于上述王增能先生所考始于明宣德年间, 而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一代了; 三是说明了下坝河的平坦的水势决定的运输能力, 除中山河“顽礁险滩交错, 河面狭窄、水流湍急、舟楫难行”外, 下坝河、中赤河的各个河段具备一定通航能力, 即能通航3—4 吨的木船。3、下坝坝河的堵塞和断航。元朝一代至明朝初年, 下坝河、中赤河的通航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发展的契机。“明正德十二年 1517 , 南赣巡抚王守仁为镇压闽粤赣边境的农民起义, 堵塞了下坝河子口以上的七处河道, 从此中断航运”《龙岩地区交通志》。又,《武平县志·交通》1987 年版 载:“……王守仁为镇压闽粤赣边境的农民起义, 堵塞下坝河河子口以上的七处河道, 从此武平下坝通潮州的船运中断, 只能流放排筏”云云。············笔者曾查阅大量史料, 王守仁堵塞河子口以上七处河道是事实, 但没有一处记载了堵塞河道的具体地点, 河子口在哪里?在中山河、下坝河、中赤河三处交汇处, 顾名思义, 堵塞河道必然在这三条河流中, 但究竟在哪一条河流的哪一个具体地点, 笔者只得根据掌握的有关情况分析。如果下坝河有堵塞, 那么就说不通明清以后的下坝的发达航远, 尽管通航的都是小木船, 但从没有史料显示被堵塞的河道又重新启用的记载。看来, 明正德年间 1517 年 被堵的七处河道, 是在下坝河水系的中赤河、中山河上, 才有“下坝河至中赤河舟楫也日渐减少”的事实。《武平县志》1987 年版 〗相反, 恰在此时, 即明嘉靖年间 1512 , 建立于明成化初年的象洞寨巡检司“迁悬绳”。“悬绳”者谁? 即今福建武平县下坝乡大成村也, 它是下坝——中赤 宋时属和平乡, 明时属归郡里 陆路交通的捷径和必经之地, 在这里设立巡检司, 一定是过往行人多, 经济活动活跃, 当地政府才下决心设立的, 不然, 这样一个中山河边的小山沟为何能得到明政府的青睐呢。因此, 笔者再次推测, 王守仁堵塞七处河道不在下坝河, 而在中赤河、中山河。至于《武平县志》记载:“武平下坝通潮州的船运不断”不确切, 因为三条河都在下坝, 而应该是“中山河、中赤河通潮州的船运中断”, 下坝河仍然是通潮州的, 这样, 才有了后来下坝经济的勃兴。提到这里, 还有一事实是不能忽略的。民国三十年《武平县志》载: 查上杭老同治续刊载: 莫树椿覆本县李润斋鸿书, 以“明正德间, 王文成公严塞河子口以上七处河道, 不许舟楫往来, 后来有言开之者; 康熙五十五年后, 始屡请开,皆经驳饬。有《沈太守上周抚军书》, 载府志”等语, 其书千余言, 近上杭新志不载。据府志, 沈太守名伟业, 乾隆十年任。禀贴略以“乘小舟自南安溪河至三江口, 为合南安溪、武所溪并太平宫之东、三角铺一带润相而各。自三江口上下数里, 两岸田畴颇广, 筑坝重重, 以资灌溉。由此达村头坝, 悉皆险滩, 其间川龙滩至罗刀滩, 两山夹峙, 中涵一泓, 峰高壁立, 人迹罕到, 水深莫测, 幽邃凛冽。约十余里, 始见村落, 此后又属危滩。行二十里至县绳滩, 相连最长之车子滩, 梢人不敢前进, 遂舍舟登岸, 约十数里至村头坝。其粤河之水十里, 即武平之下坝墟”云。旧志所称虔院, 是在南赣设抚时, 文成专镇赣州, 粤之平远、镇平、皆尚未置县, 虑为寇盗出没, 塞此河道。其后平、镇立县, 岩前筑城, 大盗久已绝迹, 河之通塞, 实无关系。沈公禀贴不主开河, 故极言其弊。然河流险峻, 亦从可见。民国初载, 邑人钟大辉尝募款疏睿, 舟航未见畅在。今则车路通行, 旧有舟楫, 尚日见减少, 河道不废自废; 此河惟运木排者仍旧。从这段描写来看, 笔者更加坚信堵塞之河道, 非下坝河而中山河、中赤河矣!二 下坝的地理位置适中和对周边的辐射下坝位于武平县城西南端, 与广东蕉岭、平远两县毗邻, 地处北纬24 53′, 东经116 02′, 平均海拔180 米, 为全县海拔最低的乡, 总面积 95. 12 平方公里, 现有 9 个村委会, 66 个村民小组, 耕地 6452 亩, 8000 多人。下坝, 宋时属禾平乡。明代属丰顺平里。民国初设下坝区, 民国24 年 1935 与中赤合设第三区, 民国29 年第三区并入第一区, 设下坝乡。1984 年设下坝乡。下坝地处闽粤赣边的交汇点。水路通达, 信息灵通,辐射周边, 特别是毗邻的基本上是山区, 尽管信息闭塞, 但距下坝墟的路程并不遥远, 步行一日可来回。这些地区基本上都是以耕作水稻为主, 兼及番薯、木薯、大豆、生姜、花生等作物。森林资源十分丰富, 他们必然以下坝为交换商品的依托, 用自己的农产品换取自己需要的商品, 包括海盐和煤油、布匹等。三 明、清政府发展经济的宽松政策1、明、清政治的稳固对下坝开发的影响明朝推翻了元朝, 洪武二十四年正月 1391 , 明政府在今武平县中山镇设立武平千户所, 简称武所, 派驻兵丁,专使汀州府拱卫。据王增能先生《武平所考》考证, 武平所的所官千户、百户, 均为世袭, 军士皆屯田, 采用轮流耕种办法, 大概以三分军士守城, 七分军士种田。康熙《武平县志》载清初知县杨宗昌之《武所分田碑记》:“垦熟田塘二千四百一十九亩有奇”。武所设立后, 开始筑城。为了保障政治稳固, 隶属丰顺平里 驻地在武所 的下坝, 不但成为武平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 也是让货畅其流必须倡导保护的一块地盘, 地邻相近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下坝经济的启动和发展。明朝末年, 清军挥戈南下, 1646 年汀州失陷后, 清统军李成栋一鼓作气, 师下连城、上杭各县, 各县皆望风纳款。唯武平所踞城抗清, 其将领为所城世袭百户王道一与徐文泌。当李成栋与武平署县陈元率军四面围攻所城时, 王道一、徐文泌俱战死。武所终于被清军所破。城破之后, 清军便进行大屠杀, 死难者不下万人。据说武所城遭血洗, 不止丙戌一次,“清顺治三年至五年, 共屠城二次”。屠城的结果是:“所民房屋尽毁, 郊外田塘俱荒, 殊民悉逃”杨宗昌《武所分田碑记》。清政府为了发展经济, 当时的汀漳道张嶙然便命令“岩营原职都司温而嶂、张轸统带乡勇六百名”移驻武所,“即择近城荒田每夫给五亩, 永为己业”杨宗昌《武所分田碑记》。可见, 作为以武所为中心的武平政治的稳固, 从外部条件看也需要下坝经济发展的保障。2、明清时期的税制刺激了下坝“盐谷”贸易的发展。明朝初年郑和三下西洋, 海禁大开,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动摇, 资本主义已在沿海地区萌芽。特别是潮汕一带的人, 靠水吃水。明《潮州府志》载:“潮民逐海洋之利, 往来……如履平地”《广东旧通志·风俗》。明《海阳县志》:“居城市者多工贾, 工多奇技; 逐末者多居货挟资以航海, 而家如寄”《内俗志》。这些商人大部分都是经营海盐生意的, 经过明朝一代的发展, 以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以盐换谷”贸易必然深入到边远的下坝山区, 进而辐射到闽粤赣周边区。为了弄清下坝盐谷贸易的来龙去脉, 在这里似乎很有必要剔清一下当年武平县的农业税、工商税甚而盐税的端倪。据民国三十年《武平县志·实业志》载:“邑田廿九年土地局实地测量, 尚未完成。据旧《版籍志》载: 官民田地山塘一千二百六十六顷五十六亩七分有奇 厘以下五位不计 。以百亩为顷, 计在百二十万以上。虽有地肥硗, 肥者亩收一二石, 硗者亩收数斗不等。除山塘外, 每亩一石计, 可得谷百万石以上。本县人口十五万, 平均每人年谷七石, 全县不特足以自给, 且当有余。乃频年粮食仰给于江西, 一遇遏粜, 即起恐慌。推其原故, 一由于水旱风灾虫害不知补救,只乞灵于神佛; 二由日蹈常习, 故不知调换谷种, 使土壤养料吸尽, 递年减收; 三由于肥料不知改良, 只知用粪及火土两种为唯一之肥料。而余谷之家, 又不知蓄积备荒, 遇邻村价高, 辄运输外出, 不恤地方。此皆连年粮食亏缺原因。粮食缺乏, 物价因之腾贵”云云。由此可见, 一方面土地丰盈, 但技术落后, 因而粮食连年亏缺。这样就营造了武平县民需要从江西购买米谷的可能条件, 同时也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工商贩运业的企图。再来看看明清税赋政策的变化。民国三十年《武平县志·赋税志》:“……宣德五年下减税之诏, 官米一斗至四斗者减十之二, 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减十之三。官米本折中, 半折色征银解京, 本色存仓”。……“万历七年, 都御史庞尚鹏行一条鞭法, 通计岁用几何,照丁粮匀派, 不论绅衿士庶。惟绅衿吏承止任里甲一差, 所谓料折丁, 乃有优免丁也。庶民兼任纳徭机站四差, 所谓料折差丁, 乃无优免于也。时又有食盐课口之赋: 明初男女已成丁口, 给盐口米, 继改钞, 弘治间改征银, 至于男女未成丁口, 悉征之。此则明代赋于丁田之大较也”。这就说明, 由于正德年间的减税政策, 才启动了下坝航运业, 后来实行一条鞭法, 把原来的徭役改为用银代役,这样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松弛, 农民生产的产品与市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 这样, 农民从事盐谷贸易一定程度上在法律上也得到了保证。清朝入关后, 宣布以明代的一条鞭法征派赋役, 并免除一切杂派和“三饷”。一条鞭法虽然曾把一部分丁银挪向地亩征派, 即按地计丁派役, 或丁少地多, 或丁多地少, 但丁银 又叫丁徭银或徭里 从未被废止, 有地无丁的人被编为下户, 仍纳丁银, 为了稳定收税的数额, 确知人丁的实数, 清政府康熙五十一年 1712 宣布以五十年 1711 全国的西丁额为准, 以后额外添丁, 不再多征, 叫做“圣世滋丁, 永不加赋”。雍正时, 清政府又进一步采取了“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办法, 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银 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 丁银三百三十五万余两 平均摊入各地田赋银中, 一体征收。从此以后, 丁银就完全随粮起征, 成为清朝的划一赋役制度。又, 1987 年版《龙岩地区志》中关于“地丁”和“田赋”的论述, 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清朝时期闽西地区的税收情况, 兹简要摘录如下:地丁——清朝初期, 对农业和税收有田赋与丁税 丁银 2 种。田赋以土地肥瘠分等课税, 丁税以贫富区别征收,两者合并课征银两。康熙五十一年 1712 固定丁银税额, 增加人口不再加征丁银。雍正元年 1723 年 后, 推行“摊丁人地, 丁地合一”办法, 将丁银税额平均摊入各地田赋银中统一征收, 形成地丁制度, 每一两地税银, 摊入丁银 1—2钱。各地分地丁和粮米二项, 地丁征银, 粮米征收一部分实。道光二十年 1840 鸦片战争后, 政府为填补赔款, 加重税赋, 漕赋一石实际纳米2. 5 石。……说到工商税,《龙岩地区志》亦有记载: 清道光元年 1821 以前, 闽西各地主要有盐税和少量牙税、炉税、当税和契税。地方税有屠捐、车船捐、戏园捐、房捐等。咸丰元年 1851 开征关税 称河税 和厘金 称商税 , 之后扩大对烟、酒、糖等货物征收统税。民国初年沿用清制。……以上资料进一步说明, 清朝初期的“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进一步解放了劳动力, 开征的盐税、车船捐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闽西水运发达和盐谷贸易的盛况, 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 田赋的加重, 迫使更多的客商从事工商业。有康熙三十八年《武平县志》为证:“盐税一所, 旧在溪东太平宫。先年河道下达潮州, 邑民载谷至潮换盐, 贸易称便。递年纳税四两, 解赣州虔院充饷; 又纳税四两, 解本省院充饷; 又四面存留本县充费。……食盐课并不成丁共七千二百四十四丁口。 当年 每丁口征银一分六厘六丝九忽五微二纤, 共实征银一百一十六两四钱七厘六毫二忽八微八纤。”由此看来, 通过下坝为主的转运贸易收取的盐税亦是当年武平财政收入的来源, 基此有利可图的原因, 清政府是支持下坝发展航运业的。四 赣南作为经济腹地的强力依托1、赣南人口的骤增1985 年, 赣南许多客家县份编修了地名志, 从每一个村落的地名和姓氏调查入手, 说明了村落的方位、村落的得名、人口的来迁, 居住的代数, 当时的户数和人数, 为我们探寻当年赣南各地人口的增减和历史地理文化的变迁提供了充分的证据。现以会昌县筠门岭地名人口变迁为例, 我们可知其中的变化规律。附: 会昌县筠门岭地名及人口迁移情况表推算迁移村　名 方　　位 迁　　入 居住代数 户人时　间王观青从武平县东 已居 11 代 1710唐塘面 黄土东北面 1 公里处留乡迁此 24 户106 人 迁入筠门岭 1 公里处的钟洪祥从福建武平 已居 20 代 1486 年黄泥沤 小溪北侧黄泥山坑县乌石岽迁此 48281 人 迁入排上筠门岭墟东南部朱九长从梅县石壁 已居 12 代排　子 6. 5 公里处的山岭 1686 迁入公村迁此 1392 人横排上营坊北 0. 5 公里的林晋庆自福建省武 已居 15 代竹园寨 湘江东岸田段中, 1610 迁入东迁此 11 户62 人村后有圆形土墩筠门墟南14 公 王德金从福建省桂坝　上 82 户426 人里处的小溪北岸 坑来此拓基筠门岭南偏西 16 刘君润从福建省小 已居 20 代 1486黄　坌公里处的小溪北岸 溪村来此建基 48 户214 人 迁入筠门墟 12 公叶洪黑从广东梅县 已居 20 代 1486盘古隘 里处的会寻公路东来此开基 37 户180 人 迁入西两侧盘古隘村北 2. 5 公王德成从福建省桂 已居 14 代 1636杉树下 里的山岭下, 其周坑村迁此 13 户65 人 迁入围有许多杉树盘古隘村北 1. 5 公里曾唯和从福建省东 已居 19 代 1510水口坝 处的会寻公路东侧留迁此拓基 26 户126 人 迁入小溪桥旁注: 推算迁移时间是按一代 25 年计, 用 1996 年减去居住代数而得出的, 考虑到编修地名志时间为 1985 年, 故加上时间差 10 年所得。以上 9 个村落, 均是广东、福建两地迁入的移民, 除坝上村民迁入时间不详外, 其余均有确切的迁入时间。最早迁入的是钟氏、叶氏和刘氏, 均为 1486 年前后迁入, 其次为曾氏, 1510 年前后迁入; 再次是林氏, 1610 年左右; 王姓,1636 年前后; 朱姓, 1686 年左右; 还有一个王姓, 为1710 年前后迁入。从这些数字分析, 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即从明朝万历年间直到清康熙年间, 这种客家人自广东、福建返迁赣南的运动是一直未曾停止过的。为什么要迁移?这是因为明末清初时期, 闽西、粤东人口激增, 人均耕地不足的原因。而此时赣南各县地阔人稀,特别是“元代, 赣州人口损失百余万人, 损失率高达 80%以上”曹树基《赣闽粤三省毗邻地区的社会变动和客家形成》。这就需要政府组织外来人口进入赣南地区, 开垦荒地, 发展生产,“明万历年间筠门岭的羊角村曾设立分防羊角营部都司一员, 外委一员, 额外一员, 军马 60 多匹, 兵丁 360 名, 管辖会昌、安远、寻乌三县治安”《江西省会昌县地名志》。又《武平县志》载:“永平寨巡检司: 县北四十五里, 宋淳?间创, 明洪武间始建厅事, 继改移贝寨, 去县七十里路, 近江西羊角水”。羊角水者, 乃武平通向筠门岭之门户也, 这就是当年人口骤增, 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2、客家毗邻地区经济互补的亲和力客家地区山水相连, 以旧时属筠门岭县的罗塘为例,“经济以农业为主, 主种水稻, 兼种豆类、红薯、花生等和其他粮作物”《江西省寻乌县地名志》。特别是同宗共脉的客家方言, 不仅极好地沟通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而且也增加了各地经济优势互补的亲和力。赣南各县有大量的米谷和香菇、木耳、药材等物品, 这就需要交换, 需要到外面出口,而赣南一地最最缺少的就是食盐, 就在这个时候, 下坝作为一个和江西赣南不会太遥远路距的货物集散地, 自然颇得交易双方的青睐。他们之间没有语言障碍的沟通, 以货换盐, 并就在自己家门口实现交易成功是一件巴不得的事情。3、筠门岭作为赣南货物集散地呼应了下坝经济的坚挺和沿续筠门岭, 在今会昌县南, 东接长岭, 南连寻邬澄江, 西毗青溪, 北邻周田, 明朝隆庆年间叫“军门岭”, 因盛产筠竹又有江西南大门之称, 清顺治年间改名为筠门岭。筠门岭始建于宋朝。这里与福建武平、广东平远相邻, 呈三角菱形状, 有三省交界地之称。这里江水长流, 水陆并进, 自明万历年中期, 梁国栋从福建省迁此搭茶棚卖烟茶, 尔后日渐成墟后, 一直是福建、广东和江西的商品转运枢纽、交通要冲和重要集镇。这样, 筠门岭的转口贸易, 一方面因毗邻福建的优势, 极快地接受了下坝转口贸易的辐射,使从下坝随海盐北上而来的布匹、丝绸、煤油、银器等日用品通过陆水运输, 迅速在筠门岭得到销售, 进而辐射整个赣南地区或赣江流域。另一方面, 筠门岭也通过转口贸易的形成, 吸纳了赣南大量的农产品及其他货物, 通过肩挑至下坝辐射到汀江流域、梅江流域乃至潮汕地区, 这样, 筠门岭与下坝物物相换的进出口贸易一直以其坚挺的势头, 从明清一代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前期。明清时期筠门岭商业的繁盛景象, 由于资料所限, 笔者已无从考据, 但根据《会昌县地名志》记载, 抗日战争时期该区商业的繁盛局面也可能窥一斑而观全豹。曰: 1937 年—1944 年间, 全国有17 个省 市 的商人在此经商, 长住人口达 5000 人 不包括旅客 , 来往船只500 多只, 在筠门岭住夜停泊的就经常有300 只左右。筠门岭墟上设有油店、米店、盐店、豆店、布店、客店等 77 个行业, 中国三大银行 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 曾在此挂牌营业, 广东、福建和江西地方银行也相继在此开业经营。俗有“头唐江, 二古陂, 三筠门岭”之称。这些事实固然与开发赣南有关, 但也说明了筠门岭与下坝相呼应的转口贸易的繁盛, 从而反映了明清以来筠门以罗塘为依托的商业的繁荣景观。四、下坝经济的衰落及其原因下坝经济的衰落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随着客家地区陆路交通的开发和河道的综合利用; 特别是三十年代蒋介石“封锁匪区”政策的强制推行和土匪的猖獗, 下坝经济一落千丈。一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中国近代以来,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大量侵入的洋货冲击了中国人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客家地区种植的大量农副产品不能拿到市场上去交换自己所需的商品,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下坝经济的“呆滞”, 一方面群众购买力下降, 造成洋货的大量积压, 另一方面视贩运为有利可图的客商变得生意亏蚀。二 客家地区公路的修复降低了商品运输的成本。特别是武平—上杭武平—蕉岭武平—下坝公路的修通, 对下坝经济的跌落不亚于当头一棒。历史上, 武平货物的集散地, 原是依河而建的下坝和北边的店下 汀江水系 , 三十年代初期修通的武平—上杭公路, 使大量经过厦门—龙岩—上杭转口货物变得直接到达武平县城; 1937 年修复的武平 岩前 —广东蕉岭的公路, 也使大量经过广东潮汕—梅州—蕉岭转口的货物变得直接到达县城, 这样一个向东向南运输的公路走向, 使下坝成为该县经济贸易的“死角”。1935 年 12 月武平—会昌公路的修通, 1936 年 4 月武平—下坝 青山岽 公路的开辟, 广东平远—寻乌公路的修复, 1936—1937 年蕉岭新布—筠门岭公路的贯穿更把下坝变成了遗忘的角落。货物陆运费用低, 速度快, 又安全, 相对于单靠水运的下坝, 靠肩挑手提的运输能力来说, 无疑成为广大客商捷足先登的首选商路。便捷的交通, 再也不要依靠下坝的水路转运了!三 蒋介石“封锁匪区, 计口授盐”政策给下坝经济以最沉重的打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 来往于下坝之间转运贸易的船只, 随着蒋介石对江西赣南红军的封锁和“围剿”, 特别是对各地实行“计口授盐封锁匪区”, 妄图把红军困死在中央苏区, 因而下坝经济走向萧条。下坝是水陆交通枢纽, 离广东军阀严应鱼旅长的家平远县很近, 其西的溪头 今民主 又有红军活动, 因此严应鱼便组织一个“建筑炮楼委员会”, 向群众派丁, 派款, 在下坝建筑了 5 座炮楼, 每天派兵镇守, 用机枪架住枪眼, 盘查过往行人, 稍有怀疑却处以重罚。在下坝通往江西的山路上, 也派兵巡逻, 盘问过往行人, 直接造成了下坝经济的枯竭。四 土匪猖獗, 寸步难行。随着经济的衰落, 土匪也越来越多, 造成许多店铺倒闭。成群的土匪常常到船上去抢,到路上去抢, 到农村去抢, 甚至到学校去抢。尤以蕉岭到下坝的船上、以下坝至罗塘、白埔的公路上发生的抢劫事件为最多, 贩运之客, 寸步难行; 有钱人家, 暗自携款现逃; 船无货载, 民无工做, 群众的生活艰苦到了极点。这时, 还有大土匪出面包路、沿途设关卡, 每一关卡要另收一担米半洋毫, 一担盐二三个铜片的买路钱。下坝至罗塘有岩前钟文才, 江西潘满山、吴成富等设卡, 嗣后又有钟隆、钟腾福等, 在　头塘、溪头墟、山背等处设卡。往江西白埔, 则有潘顺荣、钟彩东、兰登山等在　头塘, 瓜子坪、东留、桂坑等处设卡。关卡林立使曾经维系多少年来闽粤赣边人民生活的下坝经济, 这时彻底走向了它的尽头。五 筠门岭的经济破灭对下坝经济的消亡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和下坝一样以转口贸易为主的江西会昌县筠门岭, 也同样遭到经济被扼杀的命运。据《会昌县地名志》载, 国民党统治时期, 国民党中央军和陈济棠部队出入频繁, 在筠门岭先后设立了“靖匪善后委员会”。筠门岭镇公所、筠门岭特别区公署、国民党区分部、保安团、七战司令部等, 这样, 军事吃紧, 筠门岭就无法把赣南的货物和下坝进行交流了。五、结　　　论明清以来, 下坝的经济经历了一个由起步到发展到鼎盛的时期, 明朝是起步阶段, 清朝是发展阶段, 民国是鼎盛时期。这主要得益于维系闽粤赣边命运的下坝河, 同时有赣南作为经济腹地的强有力的依托, 特别是罗塘, 筠门岭的转口贸易维持了下坝作为货物集散地的经济繁盛的坚挺和沿续, 明清时期不同的赋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培育或刺激了下坝经济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