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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明代寇患
寒江读舟
>《六奇文学》
2012.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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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地处粤东,历史上寇患严重,是
“
山海之寇,啸聚不時
”
的地方。入宋前惠州民户不多,贫富差距不大,所谓
“
既无冻餓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
,因此寇患相对较轻。但入宋后,惠州开始饱受寇患之苦。入宋后的所谓寇患,主要指北宋嘉祐七年(
1062
年)朝廷更江西盐法,官府规定江西百姓要吃本地
“
官盐
”
。
但官盐质次价高,不及广东
“
私盐
”
价廉物美,致使赣南虔、汀两州农民经常往广东贩私盐射利。
据《资治通鉴》记载:
“
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数十百为群持刀枪旗鼓,来往虔、汀、漳、潮、循、惠、广等州,所到之处,劫人帛谷;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格斗。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官府捕之不得。
”
这些历史上称为
“
虔寇
”
的山贼,对粤东造成长期的危害。直到南宋淳熙年间,杨万里任广东提刑,奏请于潮、惠两州筑外砦(寨),
“
潮州以镇贼之巢,惠州以扼贼之路
”
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惠州宋代寇患虽然严重,但从時间之长、规模之大、危害之烈、成份之复杂,又远不及明代。特别是从明嘉靖三十九年至万历二年这十五年间,山海之寇撗行粤东,平寇烽烟四起;官兵疲于奔命,百姓慘遭荼毒。
一.山海之寇啸聚不時
嘉靖三十九年(
1560
年)五月,盗入广东博罗县,杀知县舒顓。《明史.世宗纪》十一月惠州山贼伍瑞、叶景青、赖時清等各建名号,所至杀戮,阖郡苦之,士民日夜乞师,有司缩肭,主抚而已。郭棐《广东通志》
嘉靖四十年(
1561
年)十月,广东惠潮山贼作乱,贼首黄启荐拥众数万,流劫海丰、碣石、归善,攻破甲子门巡捡司,杀百户魏祚。诏:
“
抚按官督兵扑剿,其胁从人等随宜招抚。
”
《明通鉴》
嘉靖四十一年(
1562
年)初,江西盗炽,副总兵俞大猷会巡抚胡松等迭次进剿,稍平之。广东程乡之剧贼梁宁、林朝义、徐东州等出没赣、吉两府,大猷以副总兵协守南赣、汀、漳、惠、潮诸郡,乃乘胜夜袭宁巢,宁惧而遁,败东州于武平,擒之。《明通鉴》
嘉靖四十二年(
1563
年)正月,倭寇犯惠、潮两府之黄岗、大澳等处,登岸肆掠。《明通鉴》十二月初,以方逢時为申威道副使。時惠州贼伍瑞等大肆杀掠,特设申威道巡视惠州。郭棐《广东通志》
嘉靖四十三年(
1564
年)三月,广东官军击潮州倭寇,破之。初,归善盗伍瑞、温七作乱,败惠州参将谢敕,未几俞大猷改镇潮州,温七被擒,伍瑞自首军门,求杀倭自效,大猷乃与总兵受其降。会巡抚吴桂芳至,大猷使伍瑞为前驱讨倭,官军继之,围倭于邹塘,四面举火,一夜连克三巢,焚斩四百余人。《明通鉴》
是年八月,海寇吴平犯惠、潮,诏闽、广会师讨之。吴平纠残倭流劫海丰,转入潮州,既闻两省会剿,乃退南澳。郭棐《广东通鉴》
是年俞大猷招降贼首吴平,令驻扎梅岭杀贼立功。其后吴平私造战船百艘,收拾残部一万余人,复掠惠、潮两府,秧及福建诏安、漳浦等地。朝廷命粤、闽两省巡抚合力围剿,拒绝招安。俞大猷因招安吴平失策,被朝廷解职。《明史.俞大猷传》
嘉靖四十五年(
1566
年),山贼李亚元等聚众劫和平、河源等县,广督吴桂芳调集十万官兵,分为五哨,报请朝廷起用被解职闲居的俞大猷,让他统领五哨进剿。俞大猷先设计擒贼首,解散协从者,然后督兵直捣贼巢,活捉李亚元,俘斩一万四百人,夺回被贼劫持男女八万余人。《明通鉴》
隆庆二年(
1568
年),倭流犯海丰,巡抚熊桴趋惠州,遣参将王诏、耿宗先分兵往御。倭至,宗先部将周云翔先遁,宗先欲斩以询。云翔惧,夜帅其众三千袭杀宗先,执通判潘槐投倭。《明通鉴》
隆庆三年(
1569
年),广贼曾一本陷碣石,诏广东总兵郭成击之,败曾一本于平山。時贼踞平山大安峒,将寇海丰,成偕赣南诸军夹击之,斩首千三百,执叛将周云翔斩以询,获被掠通判潘槐以下六百余人。《明通鉴》
是年,二广都督吴桂芳移驻惠州,征讨扰惠、潮倭寇,大破倭寇于铁岗。《惠州史稿》八月广东贼曾一本伏诛。《明史.穆宗纪》
隆庆六年(
1572
年)九月,给事中李学一、御史陈堂上表请讨岭东贼,从之。十一月,提督殷正茂大证岭东诸寇。郭棐《广东通志》
万历元年(
1574
年)四月,潮、惠贼平。初,殷正茂督广东,檄守巡官划地分守,先令总兵张元勋等杀倭千余人。后移师平山,袭乌禽嶂贼巢,先后获大贼首六十一人,次贼首六百余人,破大小寨七百余所,擒斩一万二千有奇。《明通鉴》
万历二年(
1574
年)广东总兵张元勋讨潮州余贼,平之。寻与闽将胡宗仁共平良宝党、林凤,于是惠、潮遂无贼。《明通鉴》
二.平寇之战烽烟四起
从以上史料记载,惠州寇患从嘉靖三十九年盗入博罗杀知县舒顓开始,至万历二年、广东总兵张元勋讨平惠潮余贼这十五年为害最烈。在这段時间,惠、潮两府盗贼群起啸聚,日甚一日,不但烧城廓、杀官兵、劫库狱、攻巡捡,并且四处绑架勒索,百姓叫苦连天。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到当時盗贼绑架慘状时曰:
“
凡山海之盗,皆以捉人为先,勒金取赎,打票为约期;期过则拷掠、烧钳,备行惨毒。或投之豕圈马阑,或尽屠而干其肉。
”
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连当時朝中张居正都惊呼:
“
朝中已无广东矣!
”
直到嘉靖四十一年,朝廷才感到问题严重,诏南赣副总兵俞大猷协同汀、漳、惠、潮诸郡合力围剿,特设申威道巡视惠州,任方逢時为申威道副使,盗贼漫燃之势才得到抑制。
为了进一步加大惠州平寇力度,朝廷于嘉靖四十五年下诏复设镇守广东总兵,以原任惠潮参将署都指挥佥事汤克宽为之;闰十月又诏:
“
广东新设巡抚,驻惠州府城;有警移长乐县,调配惠、潮两府兵食。
”
这样一来,惠州一夜间成为南中国的平寇中心,盖冠云集。当時钦差大臣张臬、赣南副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汤克宽、南赣巡抚吴百朋、广东总督吴桂芳等先后来到惠州,商讨平寇事宜。但尽管如此,惠潮两府的盗寇还是未能完全扑灭。
隆庆六年,给事中李学一和御史陈堂上疏,请朝廷发兵互再讨岭东贼。据郭棐《广东通志》述:
“
惠州寇乱十余年,杀掠不可纪胜,士民赴阙诉贼毒惨状,绘图以献。堂与学一交章请讨,从之。
”
李学一是惠州府城人,明代惠州
“
湖上五先生
”
之一,隆庆二年中进士后外艰返惠,见山海之寇并烈,民不聊生,当地官府又隐瞒实情不报,遂上疏。对于
“
士民赴阙诉贼毒惨状,绘图以献
”
是指郡人叶萼(亦
“
湖上五先生
”
之一)等人见惠州嘉靖、隆庆年间盗炽,不畏艰苦,穷查贼势积三年,刻数百本并绘以图,纠乡人士进京会同李学一,陈堂上疏。其時俞大猷已诏回,遂诏殷正茂督粤出兵岭东。
万历元年初,殷正茂来到惠州。由于他持有叶萼所献的贼势地形图,于是先檄各地巡守官画地分守,徏迁濒海谪戍之民于云南及四川、两湖,以绝倭寇向导;再令广东总兵张元勋等往海丰追杀倭寇千余人,然后移师平山。其時山贼曾仕龙等踞惠州乌禽嶂,阻山而守,负隅顽抗,。张元勋领兵出其不意,直捣贼巢,先后俘获大贼首六十一人,次贼首六百余人,破大小寨七百余所,擒斩一万二千有奇。这次平寇之役虏获贼首之多,擒斩山贼之众,在惠州及全省的平寇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此后,残余的山贼见势不妙,纷纷撤往赣南山区,危害惠州十多年的贼寇得以荡平。
但五十多年后,至崇祯四年(
1631
年)惠州山贼又死灰复燃。
盘踞惠州北部铜鼓嶂、九连山的山贼钟灵秀、陈万安等与江西、福建两省山贼遥相呼应,连犯永安、海丰、始兴等县,流劫江西瑞金、福建长汀等县。
于是,朝廷命粤督王业浩(王阳明之孙)再移镇惠州,会同江西、福建两省官兵会讨之。为了加强惠州北部山区平寇、防寇力度,崇祯六年(
1633
年),将原设在该地的惠化都置以析长宁、河源两县及韶州翁源县地益之,寻升为连平州,领和平、河源两县;加上归善、博罗、长乐、海丰、龙川、长宁、兴宁、永安八县,至此惠州府领十县一州,是建国前管治范围最大的年代。
惠州北部寇患平息不久,东南部的山贼又卷土重来。
崇祯十四年(
1641
年)正月,复踞惠州乌禽嶂为巢的淡水贼刘士魁、林九我等分四路劫掠归善、博罗、海丰、永安等县,粤督沈犹龙檄都司严遵浩领兵平讨之,调潮州官兵接应。归善知县王孙蕙诱降贼党张鸿、张尧、李冲云等,大大削弱了山贼军事力量。
于是,粤督沈犹龙再檄潮州官兵堵南岭、取青皮寨,断贼右臂;然后四面围攻,拔柵登垄,直捣乌禽嶂贼巢,斩获无数,惠州东南部山贼遂被全部消灭。
三年后广东盗贼再度蜂起。但由于明末政治腐败,吏治黑暗;加上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李自成又揭竿于陕西,朝廷再也无力出兵平讨岭东山贼。据郝玉麟《广东通志》记述:崇祯十七年(
1644
年)
“
群盗起,黄海如破澄海;阎王总掠保昌;邱文德攻揭阳;刘公略据石坑;陈大智劫和平;苏诚据潮阳;黄历元焚程乡;林学来据惠来;王兴乱恩平;陈耀据归善,十六、七年之间各拥兵数万,流毒惨酷,不可胜数。
”
南中国这种盗贼撗行的恶劣局面,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三.盗贼成份错综复杂
惠州明代的
“
山海之寇
”
并非象宋代那样,其主要成份是普通农民,有一定的地方行业性质,如
“
虔寇
”
、
“
茶寇
”
、
“
盐寇
”
等。而明代惠州盗贼社会成份是相当复杂的,有
“
村里恶少
”
、
“
愚蠢编氓
”
、
“
州郡亡命
”
、
“
化外僮瑶
”
及不守法的渔民艇家、海上商人、盗矿工人、日本倭寇等。
嘉靖年间粤东学者林大春在《论海寇必诛》一文中曰:
“
如今岭海患者,不过曰山寇、海寇、倭寇三者而已
……
。夫山寇非他也,盖多村里恶少、与夫愚蠢编氓,非有奇谋异能,特见间而起。又其所居,多负险、易伏匿,急则啸聚岩谷间,州郡亡命奔走焉。
”
林大春在这里除了将盗贼分为
“
山寇
”
、
“
海寇
”
、
“
倭寇
”
三种外,还指出其主要成份是
“
村里恶少
”
、
“
愚蠢编氓
”
、
“
州郡亡命
”
。对于
“
村里恶少
”
,是指农村里不守法的村民;
“
愚蠢编氓
”
,即户籍编外的移民;
“
州郡亡命
”
,即各州郡负罪逃亡的犯人。
嘉靖《惠州府志》卷一载岭东道佥事尤瑛论盗贼成份時曰:
“
山谷多良田,流民杂居,易于啸聚。出劫分赃则贼多,归营守险则贼少,盖皆近巢居民半为贼党故也!
”
卷十又引用《虔台志》论盗贼成份時曰:
“
瑶僮淆焉,漁蛋伏焉,逋亡集焉,盗由所出也。
”
这二则记述除
“
流民杂居
”
和
“
逋亡集焉
”
与林大春的
“
愚蠢编氓
”
和
“
州郡亡命
”
是同一种人外,又把惠州的
“
山海之寇
”
成份加上
“
化外僮瑶
”
和不守法的
“
渔民蛋(艇)家。
”
特别是这些不守法的渔民艇家抢掠時,
“
则以龙舟,其长数丈,数十人裸袒操之,出没如飞;亦多用拨桨飘风子,昼则瘗舟泥中,夜则起而行动。
”
(屈大均《广东新语》)
日本
“
倭寇
”
,即日本海盗。他们原来大多是日本南北战争時期的南朝武士,战争失败后逃入海中,明初实行海禁,他们先在海上进行走私贩私,后来沦落成杀人、抢掠的海盗。从元朝末年开始,这些倭寇就对我国东南沿海造成祸害,惠州也不能幸免。为此,朝廷于洪武二十七年(
1394
年)九月在惠州置归善平海守御千户所;十月置海丰甲子门守御千户所;越年再置海丰使捷胜守御千户所来抵御倭寇的侵扰,但收效甚微。在嘉靖、隆庆年间,这些倭寇与国内的山海之寇相犄角,攻巡捡司,杀守御千户,撗行粤东沿海数十年。直至朝廷先后诏戚继光、俞大猷、殷正茂等督兵进行连续多年围剿,到万历初才将其大部份消灭,残余部份退出东南沿海。
不守法的海上商人。明初朝廷实行海禁,依大明律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等私自运出境外者杖一百;将人口、军器出境下海者绞。至嘉靖年间,朝廷推行更严厉的海禁政策,进一步禁止下海和通商。为此,一些不守法的海上商人组织武装船队来对付官府的禁令和追捕,进行武装贩运和走私。他们还与山贼和倭寇勾结,一起对付官兵,当山贼在陆地被官兵追迫得不能立足時,又下海入伙变为海寇。正如明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上卷曰:
“
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
嘉、隆年间,广东境内这些亦商亦寇的海盗船主要停靠在粤闽交界的南澳,粤东的惠、潮两府是海寇最活跃的地方。
还有一种在
山中盗矿冶炼的矿工
。据嘉靖《惠州府志》卷十记述:
“
归善、河源之境产矿,聚赣、汀、漳之逋逃而冶以为利焉。赢则贾,缩则寇,官兵从而诛之。
”
康熙《龙门县志》卷九记述:
“
龙门未设,属治增城
…
峰高谷深,故奸民多集焉。(弘)治初年由开矿起,西北一路多东莞、新会之奸;东南一路多程乡、海丰之寇,依山鼓铸,争利相斗,遂成大乱。
”
《惠州史稿》记述:
“
嘉靖三十四年,龙川、兴宁矿工作乱;冬,围攻海丰,掠惠州府通判洪章
”
等。这种盗矿冶炼、聚众为盗的情况
,
当時在惠州、潮州、广州、韶州等府都相当普遍。
四.盗贼猖獗事出有因
入明之初,本地豪强何真奉惠、潮两府以降,并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迅速平息惠、潮、广、韶等府的寇患,取得明朝开国之初广东社会的暂时稳定。但这种稳定维持不久,惠州及粤东地区又出现
“
山海之寇,啸聚不時
”
的恶劣局面。考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历史原因。惠州及岭南地区与中原对比,生产落后,汉化较迟。黄佐在《广东通志》卷二十中,认为惠州及岭南地区的汉化过程是:秦
“
徏中县之民,使与百粤杂处
”
;南北朝
“
民户不多,俚獠混杂
”
;入隋
“
土地下湿,多瘴疠,其人性并轻悍
”
;入宋
“
民物岁滋,声教日洽
”
;入明
“
衣冠礼乐,无异中州
”
。按黄佐的历史观,入明前惠州及岭南地区的居民是
“
俚獠混杂
”
、
“
人性轻悍
”
;入明后才
“
衣冠礼乐,无异中州
”
。不过,这只是整体而言,在边远的农村和山区,入明后还有相当一部份土著人处在
“
化外
”
状态。
“
汉化
”
和
“
化外
”
两种社会群体在经流济生活中出现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加大,致使一些不守法的
“
化外
”
之民为了致富,挺而走险,落草为寇。明正德年间,王守仁平定惠州北部山区浰头贼后,在《添设和平县疏》中曰:
“
洪武初年,龙川尚有五十五里,其后州县既除,声教不及。洪武十九等年,贼首谢士真等相继作乱,将前项居民尽行杀戮,数百里内,人烟断绝。
”
(疏中所说
“
五十五里
”
的
“
里
”
是里甲,是明代地方户籍编制,每
“
里甲
”
一百户,相当于现在一个乡)王守仁在这里指出,当時单在龙川旧地就有五十五个乡
“
声教不及
”
,致使一些不法之徒相继落草为寇的情况。
二是地理原因。明呂天恩在《岭西平寇记》中认为:
“
粤东古称南蛮,其地崇岗巨泽,道里旷远;自宋以来,未及经略控驭,以故盗贼凭陵。
”
嘉靖《惠州府志》载岭东道佥事尤瑛语曰:
“
(粤东)山谷中多良田,流民杂居,易于啸聚。
”
呂天恩和尤瑛都认为,惠州及粤东地区出现
“
山海之寇,啸聚不時
”
局面主要是地理上原因。尽管入明后朝廷曾不断派军队进行平寇,但一些边远山区由于地形复杂,盗贼
“
凭陵
”
作案時,官兵很难追剿。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引用姚大令曰:
“
闽广之间,往往兵役所不能致,惟群凶亡命者匿焉。
…
漳、泉、惠、潮各郡人民聚族而居,强悍素著,藏匿凶慝,常临以兵役数千,不能得一罪人。
”
万历年间南海李侍问在《请封禁矿山疏》中也曰:
“
棍徒啸聚於矿山,時出焚劫良民,惨不可言。闻有官兵一至,贼即回矿山,官兵遂不可问矣。即以龙川论之,贼自下来,一闻追剿,即入长乐(今五华县)之矿山;贼从上至,一行追剿,即入永安(今紫金县)、河源之矿山,四通八达,任其狂逞无忌也。
”
加上惠州南临大海,日本倭寇南下抢掠時,与内陆的山海之寇相犄角,更是出现了
“
东平西叛,南靖北攘
”
的恶劣局面。
三是政治原因。明代开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在整顿吏治、平息寇患、发展生产、厉行节约、与民休息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取得较大成效。但到明代中后期,皇朝内又出现了因循腐败,朝中宦官专政,吏治黑暗,官贼勾结,搅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到明嘉、隆年间官贼勾结時曰:
“
贼以大猾为资,大猾又以贪官为援;其人耳目甚广,牙爪多,急则行贿赂,缓则舞文,持吏长短,与胥役相为囊橐。
…
当事欲发官兵而剿,官兵或即其党;欲募士兵而征,士兵或即其人。而且县之令史,乡之巡简,亦往往受其珠贝多所包容。以致良善之民,禁而不敢一语。
”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方官吏为
“
转官计
”
,粉饰大平,长期隐瞒寇患实情,也是惠州盗贼猖獗的重要原因。隆庆二年(
1568
年),邑人叶春及(惠州
“
湖上五先生
”
之一)授福清教谕赴任前上书《安民生.去盗贼》中曰:
“
惠州盗贼垂十年矣!初盖一二兇竖弄兵撗池,捕之如咋鼠耳;有司为转官计,匿不以闻,百姓上变反击扑之。於是缘转弥漫蝟毛而起,於今日如败絮之虱。
”
清初国内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也曰:
“
嘉靖三十九年,蓝能贼长驱(惠州)府,破涌口,旬日乃去,不能以一矢加遗。自是二江群盗并兴,弥满归善、长乐、海丰之间,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凡十百群;执官吏,攻乡保,齮龁坟墓,系累子女,屠戮人民,首身分离,暴骸于薮野
…
。(官府)上下相匿,百姓嗷嗷无所控告。
”
这两则记述真实地反映了当時政冶腐败,致使惠州民众惨遭寇患之苦和无所控告。
四是招抚失策。早在嘉靖三十九年,盗入将博罗杀知县舒顓后,阖郡苦之。惠州士民日夜乞师,而
“
有司缩肭,主抚而已
”
。但官府对盗贼名曰招抚,实则姑息养奸,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曰:
“
彼则阳为悔过,阴复横行;出入官衙,与兵吏益习,表里为奸。其抚丁仍居故土,与抚目来往不衰;号曰归农,其部落仍然未散也。
”
特别是嘉靖四十三年俞大猷招抚
贼首吴平,令他驻扎梅岭杀贼立功,但吴平却私造战船百余艘,收拾残部一万余人,复掠惠、潮两府,为害更烈,致使俞大猷因招抚失策,养寇为患而被朝廷罢官
。地方官府的腐败和招抚失策,最终惊动了明穆宗。穆宗诏斥这些官吏曰:
“
封疆以讲武为不急,以玩寇为苟安,盗贼隠容,不早扑灭,往往酿成大患。
”
(屈大均《广东新语》)。为此,隆庆六年殷正茂移镇惠州后,命巡守官划地分守,订下严厉法规:
“
如盗杀一人,则以一兵抵;杀一兵,则以一官偿;劫一民舸,则夺一哨船之食。
”
并且拒绝招安:
“
得一盗即杀一,得十即杀十,得百即杀百,久之其类自少矣。
”
(屈大均《广东新语》)这样又经过二年多地毡式清剿,至万历二年,危害粤东地区长达十多年的贼寇被全部消灭,取得此后五十多年的社会稳定,迎来惠州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全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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