疍(音旦)家族，是闽粤又一远古居民。潮汕地区也是古代疍家族的居住地之一。“疍”本写作“蜒”。《隋书·地理志》说蜒、俚皆古先所谓百越。明确地将疍人与俚人分别开来，也指出了疍也是百越的一支。六朝至隋唐时期，“蜒”泛指南方蛮夷，并不限于水居，且也陆处。至唐朝，疍人大多散处于闽粤的滨海地带，以采珠捕鱼为生，逐渐成为水上人家。
潮阳县西南江上有叫疍户的，陆上没有室庐，不事耕凿，男女都住在船上，以捕鱼为生，早先人口颇多。其姓氏，《天下郡国利病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上都说，潮州疍人有麦、濮、吴、苏4姓，《饶平县志》加上何姓，《潮嘉风月记》加上顾、曾共为7姓。
疍家族较多地保持了古代百越人的风俗。其图腾崇拜为蛇，故在龙宫神像旁画蛇以祭，自称龙种。屈大均《广东新语》说，疍人称为龙户，入水则“绣面文身”，以扮成蛟龙之子。潮汕人向来称蛇为龙，生肖属蛇的，也说是“小龙”，这与古越族祀龙、疍人祀蛇而称龙种，均不无渊源。
疍人水居，以船为室，“浮家泛宅”，或采珠，或捕鱼，“不闇文字，不记年岁”，“衣不盖肤”，男女自行嫁娶，男未聘则于船尾停放一盆草，女则停放一盆花，以招致媒妁。婚时以蛮歌相还。这与古越族的风俗也大致相同。张士琏的《海阳志》上载：“卫所屯军，概龙丁疍户充当名数”。可见，疍民还有当兵的。明代中叶，林大春在述及潮阳疍民时也说，“近或苦于诛求，逼于盗贼，辄稍稍散去，或有弃舟楫入民间为佣保者矣。”可证疍民所事，早已非只水上作业了。
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清廷因防人民“通海”，尽迁沿海居民。第二年，科尔坤勘查潮州近海六厅县，将潮属各县沿海疍民，全部徙入内陆。到清代中叶，潮州疍家多集中到韩江中、上游。近人考悉，乾嘉年间，盛极一时的湘子桥下“六篷船”，就是疍家艇船，只不过已不是昔年的渔舟，而是名噪闽粤的“花林”。船中歌妓，也多为疍家女子。如“姿态丰艳、柔情绰约”的濮小姑、“丰姿秾粹、性情孤峻”的曾春姑、“工诗善唱”的曾九娘等等。船中渔家的景况虽不可复见，但据《西河龙户录》所载，“六篷船屋皆置盆花、盆草”，疍家遗俗，尚依稀可辨。据《韩江记》、《潮嘉风月记》和《檐曝杂记》等书的记载，当年湘子桥下，“月夕花朝，鬓影流香”，“画舫鳞接”，盛况空前。所以，《粟香二笔》将其比之珠江的紫桐横楼；《潮州志·丛谈志》更说其歌妓“不亚秦淮、珠江”，“名士题咏，骚客品花”，留传下不少风流韵事。
自清代中叶六篷船由盛而衰之后，潮汕疍家，几乎难再觅迹。在近现代，虽有个别地方仍有疍人居留，但已是从别地迁入的。如饶平柘林海洋渔民新村的疍家，就是在清朝时从广州地区迁来的疍家后裔，至今仍操广府话。而潮地原有的疍家，或他徙，或被同化，基本已不存在。但查证潮汕各地，以疍家命名的乡村尚有不少。如潮阳的疍家宫和疍家岐、揭阳的疍家山，汕头市郊的疍家园，以及今属梅州市的丰顺疍家湾等等，我们还是可以推见当年疍家分布的大致情况的。
所以他们的后代女性称为疍家女
清代诗人姚瀚记略
清朝道光初年，诗人姚瀚携着家小，千里漫游来到潮州府城。姚瀚字北海，号竹园，是安徽贵池人，工诗能文。他选择在城南长养坊的四目古井旁，租赁了一套旧宅，将一家安顿了下来。
姚瀚之子谦号小园，次子逊号又园，少年才俊均能诗。此后，父子常结伴唱和游潮州；湘子桥上，姚瀚口哼“潮州湘桥好风流”的民谣，诗兴勃发：“蝉联墩排二十三，如■如兽架两旁。油栏画槛何堂皇，鱼贯船系一十八。如鲸如鲵锁中央，潮生潮落头低昂。”（《湘桥》）他还再次拜谒桥头的湘子庙，那神龛里塑有韩湘子立像，双足腾云，笑容可掬。并以韩湘的“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诗句为龛联。诗人亦题一首七古留壁，诗中有“何以凤城有遗像？毋乃昔时追随吕黎公。”之句。来潮不久，父子甚至远足到了潮阳达濠的青云岩。
姚瀚迁居潮州，古城的街巷、神秘的古迹典故，都引起诗人的兴趣，还常稽之故老，潮州人也因他的平易近人乐意把街坊故事讲给他听；姚宅就在南门著名的四目井旁（今郑厝巷对面），林大川的《韩江记》曾记四目井中养有金丝鲤鱼四条，每当日午，鱼起弄影，蔚为奇观。据说有无赖子竟偷一鱼煮食，隔天暴毙，于是无人敢再偷。当日，住在井旁的姚瀚就再买四条鲤鱼放养在清澈的井水中，并赋《送赤鲤》诗云：“送汝叮咛去井中，水深湖海一般同。自知不是蛟龙匹，听得风雷只耳聋。”
不过最使诗人钟情之寄所，乃是城西湖山。山称银山，与城北金山对应。虽不高，亦不过五十余丈，周围十里。但奇岩跌宕，幽洞迷离，且有历代摩崖石刻和古迹。足可盘恒；而山下的一泓碧水，原是鳄溪，即韩江改道的一段遗存，芦荻翠鸟、渔舟晚唱，使诗人流连：“潮州郭外近如何？水色岚光画里过。但得湖山似西子，不须题品出东坡。堤边箫鼓游人少，云里楼台古寺多。百丈峰头一藜杖，老夫豪兴未消磨。”（《西湖》）次子姚逊跟着身边，见父亲高兴，也指湖山鳌鱼石作一首《前题》：“寺外鳌鱼石，扬鬐对远峰。自知行雨苦，不敢去成龙。”
自此，父子仨经常来湖山游览。有一次，长子姚谦作了一首《水晶宫题壁》：“西湖最好仲春天，我又征歌放酒船。惆怅旧游无复到，水光山色自年年。”确实，迁居他乡最是盼望有故友来访。姚瀚《同棉阳赵圭锡游湖山醉后放歌》即记友事：“竹园垂老尤狂颠，天公特放闲处闲。闲中百念久灰冷，好尚山水犹当年。水滨问水喜寻源，山上登山直到巅。山重水复云深处，狂呼绝叫仙仙仙。西湖三月季春天，落花蝴蝶簇成团。飘扬荡逸谁簸弄，人人怪骂春风颠，惜君不是苏子瞻，惜我不是白乐天，一携朝云一樊素，菱歌清唱在湖船。君胡为乎惜酒钱，也学长鲸吸百川。玉山颓倒岩头上，同拥香云作被眠。”诗人豪情逸兴、潇洒活泼的心态，溢于言表。
后来，姚家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们对西湖的情愫更深了——
原来，这次变故是姚谦的一对小儿女：男名以定，女名彩鸾，在咸丰丙辰年间并殇于痘，一家悲伤地将其合瘗于西湖山崖石下，这是自迁居潮州，姚家的一个沉重变故。老人惜孙若子，含泪题诗于石：“定儿四岁辞人世，鸾女周年见冥官，惨绝江南儿女冢，西湖樵牧另相看。”两幼孙葬处曰“江南儿女冢”（饶锷《西湖山志》）。此后，竹园老人常来湖山，看望孙儿们的小冢。
《西湖山志》记姚瀚“寻幽探胜，虽片石颓垣，皆有吟咏。”有一次他见到湖山上有一处“花冢”，墓已破败不堪无人修茸，稽之父老，方知是韩江六篷船女史魏阿星的埋玉处，便作《花冢》云：“钱塘苏小惠朝云，两地芳魂盖短亭。此中大有名花冢，可惜无人表阿星。”
诗人对六篷侠妓魏阿星表示赞赏，因其救助过一位落魄重病的士子；诗中将其与秦淮名妓苏小小和东坡小妾朝云相比。以此，诗人亦对城东湘子桥下的六篷烟花现象有了兴趣。于是，韩江畔、疍家艇船成了姚瀚了解韩江歌妓的去处。那时，临江的清华酒馆壁上就留下姚瀚的一首诗：“万里辞家作远游，扁舟初到古瀛洲。人间积恨惟诗卷，天下开怀是酒楼。云里青山当槛出，雨中春水拍江流。多情未免人贻笑，取次看花到上头。”这里，“看花”即指在酒馆之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江上六篷船歌妓的花容月貌。
晚年的姚瀚，据说曾入府衙为知府吴公幕府，吴公即吴均，道咸年间潮州知府，即湘子桥上“民不能忘”坊主。查清·林大川《韩江记》中所按：“云帆先生（吴均）幕宾姚竹园，有诗一卷，尽道先生用兵杀贼事……”果然姚瀚曾为吴均幕府，那应是道光二十七年以后的事。
潮邑诗人楚帆《赠北海》诗句：“屈指古今几北海，唐时书法汉时文。雄才君欲两兼绝，奇气人曾负十分……”安徽贵池诗人姚瀚居潮前后三十余年，他对潮州风土人情有很深的了解和表现，其诗的平民化使姚诗在民间脍炙人口。晚年，他通过对韩江花艇歌妓细致的了解，结合六篷船流传歌谣所写的八首《六篷船诗》，妇孺能诵。诗中抒写、表现了六篷船歌妓的思想感情和她们的心声，兹录其四首如下——
“风月芳邻是妾家，六篷如画枕江斜。船头湘水明于镜，照见盈盈姐妹花。”
“极目金山望眼迷，凤栖石有凤栖时。郎如肯作鸣冈鸟，妾愿江头化竹枝。”
“离筵惨说是明朝，万种情怀话一宵。安得漫江春水涨，船高放不出湘桥。”
“往年闻说长潮秋，直到头塘长未休。近日潮如郎失信，才交急水便回头。”
大约5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潮汕大地上便已有人类在进行渔猎活动，当时应该有简单、原始的歌谣，可惜已经渺不可寻。潮汕这地方属于古代的越地。从晋代左思《吴都赋》中津津乐道的“荆艳(艳，歌曲名)楚舞，吴歈 (音yd，即歌)越吟”来看，我国南部的声歌乐舞还是很发达的。可是，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文献中没有潮汕一带民间歌谣产生和传播的记载。但民间歌谣应该是存在的。
到了宋代，潮汕地区居民的民族构成大致是这样的：汉族居民占了绝大多数，水边有蛋，山里有畲。这片土地上存在着汉族歌谣、疍族歌谣、畲族歌谣同时并存的局面。
明清时代是中国民歌大活跃大繁荣的时期。明代中叶以后，由于中国封建经济母体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商品经济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人民有了更多的娱乐要求;加上李贽、汤显祖等思想家、文学家冲破理学藩篱，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和提倡个性解放，通俗文学大为勃兴。在民歌领域，以冯梦龙编的《桂枝儿》、《山歌》为标志，大规模收集整理民歌成了文人的一种时尚。清代采编民歌有了进一步发展，也正是在明清这段时期，潮汕有关文献中才开始有了一些关于民间歌谣的记述。
潮人……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槌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二《粤歌》条)
正月十三日，有善歌者自为侪伍，妆演古人陈迹，迎神街巷，琼箫画鼓，象板银笙，演奏于灯月光辉之下，谓之游春。(吴颖《潮州风俗考》)
当春农时，夫男于田插秧，妇子馌饷，槌鼓踏歌相劝慰，是为秧歌。今俗正月，鸣钟击鼓，演于灯月之下，又谓之闹元宵。一唱三叹，无非儿女之词、情性之感也。然天机所触，衬以土音俚语，弥觉委曲婉转。信口所出，莫不有自然相叶之韵焉。(清嘉庆《澄海县志》)
以上各条说的都是汉族地区的民间歌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每当大规模农事活动(比如插秧)或节日游乐活动 (比如闹元宵)，潮汕各地都有群众性的歌谣演唱，并且用锣鼓和弦乐相伴以调协节奏。至于歌词，则韵脚自然相叶，衬以土音俚语。
潮……疍人亦喜唱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屈大均《广东新语》)
清代郑昌时《韩江竹枝词》有一首说：“东西弦管暮纷纷，闽粤新腔取次闻。不隔城根衣带水，马头歌调送行云。”下有自注：“潮近闽，歌参闽腔。韩江舟户又尚马头调云。”注中说的“韩江舟户”即指疍家，“马头调”据郑振铎解释就是码头调，也即在商业繁盛之处所唱的疍歌。疍族以舟为家，因此涉及他们的记述都离不开舟和水。从这些片段材料可以见出他们恋爱结婚时要唱歌比歌。一些疍户女为生活所迫，只好在商业繁荣的地段招客卖笑，形成乾嘉时韩江边上有名的六篷船风光。而这时，唱歌就成了他们求生的一种手段。
关于畲歌的记述就更多。许多材料都说畲族婚姻必须先由男女青年节日时对歌求爱，然后再由父母订亲确认。唱歌几乎成了畲族男女恋爱的必经之路。嘉庆《澄海县志》卷六《风俗·声歌》条第一次用方志的篇幅记录下七首畲歌。最值得留意的是这七首畲歌全是如《诗经·国风》般的往复重沓体。1929年出版的金天民所编《潮歌》将内容分为四大类：一、谣谚，二、讴歈，三、畲歌，四、附录。在畲歌这一部分约140首歌谣中也全部都是往复重沓体。
让我们随便举出两个例子：
日游官路西，踏上松丛斫松栽;呼鸡亦须一把粟，无粟呼鸡不肯来。日游官路蹊，踏上松丛斫松枝。呼鸡亦须一把粟，无粟呼鸡不到边。
苘蒿花，开黄黄，要好灶下来铺砖。昨夜阿兄(母子)阿嫂，喇叭鼓手送入门。苘篙花，开红红，要好灶下来铺枋。昨夜阿兄(母子)阿嫂。喇叭鼓手送入房。
畲歌这种重章叠句、往复重沓的结构形式，不但与广东的咸水歌、木鱼歌、疍歌、客家山歌不同，即使跟全国其它地方的民间歌谣相比，也显得面目不同，可见这正是它形式上最大的特点。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出现了一次民间歌谣活动的高潮。1918年从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开始，由刘复、沈尹默、周作人等人发起征集歌谣;1920年组织成立歌谣研究会，由沈兼士、周作人任主任。1922年12月17日《歌谣》创刊，在全国高扬起收集歌谣研究歌谣的旗帜。这些人重视民间歌谣，已不是传统意义的“观风俗，知得失”，而是选取了人类学、民俗学、文艺学的全新角度，带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因而相对于明清来说是一种突破，一种超越。正是由于受到他们的影响，潮汕一批新知识分子对本地的民间歌谣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林醉陶是向《歌谣》投寄潮汕歌谣的第一人，他寄出的歌谣：“渡头溪水七丈深，一尾鲤鱼头戴金。一条丝线钓不起，钓鱼哥儿枉费心”发表于1923年3月《歌谣》第十一号。这也许是第一次将潮汕歌谣推介到了全国。紧接着刘声绎、林培庐以及海丰的钟敬文都收集、投寄了一批畲歌作品。他们都是关心和热爱潮汕歌谣的先驱。1927年，北大毕业、其时任教于金山中学的玉麟编辑、整理、出版了第一部《潮州歌谣》，称得上是筚路褴褛之作。1929年秋出版了金天民的《潮歌》，收歌谣288首。同年(1929年)，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会杂志《民俗》分期刊载了昌祚、鸣盛合编的《潮州儿童歌》共18首。此外，1945年林德侯还编出《潮州歌谣》未刊本。以上这一时期可称为潮汕歌谣的初步整理阶段。要办成这件事，单有认识(即认识到民间歌谣的重要意义)不行，还要做很多搜罗遗逸、比较筛选、正音正字的艰苦工作，因而他们的努力格外可贵。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即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直到抗日战争期间，出于宣传和“唤起民众”的需要，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者和革命领导干部，曾经模仿群众喜闻乐见的畲歌形式创作了大批革命歌谣。1927年前后海陆丰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所写的《咚咚咚，田仔骂田公》最有代表性，成为风靡一时的革命檄文。
1949年全国解放后，来自社会底层的民间文学受到极大的重视。1958年，大约是受到大跃进时代新民歌运动的激励，丘玉麟在1927年版《潮州歌谣》、金天民《潮歌》及林德侯稿本的基础上重新筛选整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的《潮汕歌谣集》。这是较为准确完善的一个版本，销数很大。其后1959年印行了《揭阳民歌》;1982年油印发行了汕头文联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马风、洪潮编辑的《潮州歌谣选》：1985年由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了陈亿琇、陈放编选的《潮州民歌新集》;1987年揭阳民间文学研究会出版了孙淑彦、王云昌的《潮汕歌谣选注》：1988年马风、洪潮编辑的《潮州歌谣选》编入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刊，在海外出了新版;最新的一册是1997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吴嘹、邵仰东编辑的《潮汕歌谣新注》。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整理和研究工作联步而行。整理方面，从传统歌谣延伸到后期的革命歌谣，在正音正字上下了更大的工夫，对有些歌谣还给以解题和加注;一句话，增加了整理的科学性和内容的可读性。
随着明清以后大批潮人移民到东南亚各地，他们带去了潮汕风习，也带去了潮汕歌谣。每当乡思郁结的时候，海外侨胞唱唱这些儿时起便熟悉的歌谣，从中得到许多的慰藉。1927年丘玉麟编辑的《潮州歌谣》在海外十分畅销，在《再版序言》中说：“敬爱的侨胞，我们谨献上这一小册歌谣以引起诸君的旧梦。”事实上，这些歌谣连同以往传过去的歌谣在海外确实激起很大的回响。新加坡大学辜美高教授说：“潮州歌谣传入东南亚后，广泛地引起潮籍人士的兴趣。民间的文人压抑不住内心创作的冲动，于是遂有拟作、润饰或改编的出现。”20世纪30年代《歌谣》上曾经登载了两首由钟敬文搜集的“南洋歌谣”，从形式和语言看，当为潮汕歌谣无疑。第一首说：“心肝卜卜跳，目汁金金掉。又惊番仔(外国老板)，又怕虎叫。虎叫还好踮(躲藏)，番仔一来，铁棍儿额顶照照。唔合番仔意，生命无半厘!”第二首说：“哀!哀!哀!锄头六斤重，掘下土去跳起来。目汁流流，正知唐山 (中国故乡)好境界!”这两首歌谣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一方面，它说明海外潮人很早便运用他们熟悉的歌谣形式来倾诉他们的苦情;另一方面，保存了早期潮汕海外移民在异国垦殖饱受剥削压迫的真实纪录。随着时间的推移，潮人在侨居国站稳脚跟，有的还发家致富。如有一首出于马来西亚的潮汕歌谣说：“我的汽车大又雅，就是有名马斯里(名牌车名)……”反映出海外潮人的生活内容起了新的变化。
根据外来资料，我们知道近几十年东南亚的华语电台、报纸、书刊等都传播过潮汕歌谣。1956年泰国新艺出版社出版了史青编辑的《精选潮州歌谣》，1988年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出版了由国内马风、洪潮合编的《潮州歌谣选》，1995年新加坡还印行了黄正经的《音译潮州儿歌撷萃》。1990年二月新加坡举行‘华族文化月”，其中一项活动便是“潮州儿歌演出会”。据报道有20名男女儿童当场演唱了几十首潮汕儿歌，气氛非常热烈。由此可见潮汕歌谣曾以多种载体在海外流布，发挥了东西方文化交融贯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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