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弊，不为生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安石敬曰：昨日承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认为与您交往深厚密切的日子很久了，可是在议论国事时常常意见分歧，这是因为我们对事情有不同的主张和办法的缘故吧。虽然想要勉强劝说几句，最终也必定不被您所谅解，因此只是很简略地复上—信，不再逐—替自己辩护。后来又考虑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我，在书信往来上不宜马虎草率，所以我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原因，希望您看后或许能谅解我吧。
本来知书识礼的读书人所争辩的，尤其注重于名实是否相符。如果名和实—经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清楚了。如今您来指教我的，是认为我的做法侵犯了官吏们的职权，惹是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指责。我却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在朝堂上公开议订法令制度并在朝廷上修改，把它交给有关部门官吏去执行，这不属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贤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是生非：替国家理财政，这不是搜括钱财；驳斥错误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至于那么多的怨恨和诽谤，那本来预料到它会这样的。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大多把不关心国事、附和世俗之见以讨好众人当作好事。皇上却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不去估量反对的人有多少，愿意竭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那众多的反对者怎会不对我气势汹汹呢?商王盘庚迁都时，连百姓都埋怨，还不仅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埋怨反对的缘故而改变原来的计划，这是因为事先考虑到迁都正确而后行动，是正确的就看不出有可以改晦的必要。假如您责备我占据高位已久，没有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泽，那么我承认罪矣；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说现在应当—切事别干，只要墨守从前的老规矩就行，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见面，非常想念和仰慕您。
【答司马谏议书赏析】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新法限制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以及高利贷者的实际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在朝廷也引起了新党、旧党之争。作为守旧派的领袖司马光除多次力谏神宗废除新法外，还一再写信给王安石，要他放弃新法。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达三千三百多字的信，他在信中除全面否定新法外，还警告王安石，说他如固执己见，“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作者在这封回信中，没有和司马光在一些细节上纠缠，只是就几个关键问题和对方辩论。他先拈出来信中指责他的几个要点，然后对它们(“侵官”、“生事”、“征利”、“拒谏”)逐一驳斥。再对守旧派长期来苟且偷安、“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的卑劣行径横扫一笔。既表现出作者对守旧派的鄙视，也表明了他坚定不移、变法到底的决心。作者理足气盛，行文亦矫健有力、劲悍廉厉；说的坦率而布局谨严；言词明快简洁而少枝叶。
一、内容梳理段落层次
一 说明写信的原由。
二 批驳司马光来信中的种种责难，表明自己推行新法的决心。
三 表示对司马光的仰慕，再次表明回信的诚意。
表明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决心和对保守、派毫不妥协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