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勤
胡雪岩破败于公元1883年12月初。关于胡破败的原因，如今几乎已众口一词：即胡败于与洋人竞争的蚕丝贸易战。许多学者在评述胡雪岩的破败时，往往会举出以下两个例证：
一、晚清陈代卿所著《慎节斋文存》说：胡雪岩“每岁将出丝各路于未缫时全定，洋人非与胡买不得一丝，恨甚。乃相约一年不买丝。胡积丝如山无售处，折耗至六百余万金”。
二、晚清欧阳昱所著《见闻琐录》说：胡雪岩囤积大量蚕丝，与洋人争利，“夷人欲买一斤一两而莫得”，“夷人谓此次倘为胡所挟，则一人操中外利柄，将来交易，为其所命，从何获利？遂共誓今年不贩丝出口”。
然而，笔者通过查阅晚清报刊史料时发现，上述两个例证与事实完全不符。
洋人真的“一年不买丝”吗
笔者注意到晚清《申报》曾刊登一封洋人写给李鸿章的长信——《整顿中国蚕丝禀》，写信时间是在胡雪岩破产前夕（1883年9月），信的内容就是讲中国的蚕丝业。此信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中国蚕丝业的实况。写信的洋人叫白尔辣，当时就职于上海的旗昌洋行（美商），是一位长年居住上海的资深商人。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从光绪二年（1876）至六年（1880），上海每年都有生丝出口，最低的一年为6万5千包，最高的一年为8万5千包。光绪七年（1881）则降至5万5千包；光绪八年（1882）更降至5万包。今年（1883）可能连4万包都不能超出。导致生丝出口不断下降的原因，有人说是外国人买得少，有人说是中国人养蚕少。其实，每年上海所积之丝，洋商是全部买光的。民间见蚕丝业获利，养蚕之人也就越来越多。有人曾多次去江浙等养蚕区考察，发现导致中国蚕丝产业年年下降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洋人不买，更不是中国人不养，而是养蚕区开始蔓延的蚕瘟病。早在三十年前，法国、意大利都曾爆发一种叫“粒瘟”的蚕瘟病，导致蚕丝产量大减。现在江浙等地出现的就是这种“粒瘟”病。此病危害极大，建议中国成立蚕政总局，采用法国学者巴斯陡（今译巴斯德，笔者注）创立的制种方式，严格把好蚕种关，从源头上预防蚕瘟病。
李鸿章看完此信后，作如下批示：“禀折均悉，所言颇有见地，丝觔为出口货大宗，诚能略仿其说，考求蚕病，斟酌整顿，可冀事有成效，于税厘不无裨助。候咨商江苏、浙江抚部院查核酌办。白尔辣究心蚕务，为中国代筹整顿之方，仰即传谕嘉奖。”（参见1883年9月11日、12日《申报》）
可见，《慎节斋文存》和《见闻琐录》中，有关洋人“相约一年不买丝”、“共誓今年不贩丝出口”等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从1876年至1883年，洋人不仅年年在上海买丝，而且还抱怨能买到的蚕丝越来越少，所以，也就有了这封洋人写给李鸿章的长信，希望中国整顿蚕桑事务，发展蚕桑业。
胡雪岩有没有与洋人交恶
晚清时期，中国最大的两项出口是蚕丝和茶叶。1843年11月，上海开埠。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据晚清海关资料记载：1845年，由上海出口的生丝为5146担。到了1880年，由上海出口的生丝已达69685担。从1870年开始，全国生丝出口贸易约有2/3，经由上海港输出。那时，旗昌、怡和、天祥等知名大洋行，纷纷落户上海，从事蚕丝和茶叶的出口贸易。
那么，胡雪岩在上海大手笔从事生丝贸易，究竟有没有与洋人交恶，导致各洋行的洋人“恨甚”呢？笔者查阅了晚清报刊等史料，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直接资料，但也获得了一些间接的信息：
据当时的《申报》报道，1883年11月，上海阜康雪记钱庄面临资金链断裂险情之时，胡雪岩将自己所囤积的15000包生丝分别卖给了怡和洋行（2000包）、天祥洋行（13000包）。
如果胡雪岩真的与洋行的洋人交恶，致使洋人对胡雪岩“恨甚”，那么，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怡和洋行和天祥洋行的洋人会及时出手接盘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此外，据《怡和档案》记载，上海阜康雪记钱庄在1883年11月资金吃紧时，曾从汇丰银行拆借到10万两白银以维持钱庄周转。
旗昌、怡和、天祥等众多大洋行都是汇丰银行的股东或合作伙伴，如果胡雪岩曾经得罪过这些洋行的洋人，关键时刻能得到汇丰银行的支持吗？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尽管得到了汇丰银行10万两白银的救急，尽管将15000包生丝快速地脱手卖掉了，但是，胡雪岩最终还是未能逃脱破败的命运。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使胡雪岩难以走出破败之路呢？难道问题真的出在这笔15000包生丝的买卖上？
关于胡雪岩卖出15000包生丝，究竟亏了多少钱？一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亏了800万两白银；有的说亏了600万两白银；也有的说亏了150万两白银。
洋人白尔辣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已披露当时生丝的价格：“每包生丝通扯价（平均价）为320两白银”，那么15000包生丝的总价值则为480万两白银。既然总价值只有480万两，又怎么会亏损600万两、800万两白银呢！因此，笔者认为：胡雪岩囤积生丝亏损150万两白银的说法可能比较接近事实。
然而，一代巨绅胡雪岩仅仅因为亏损了150万两白银，就走上了破败之路？这样的说法自然就让人难以置信。
当时的《申报》评论员就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说：上海阜康钱庄倒闭，“有谓其丝货亏折者，然丝货业经售出，纵有所折，亦未至若是之速也。”（见1883年12月6日《申报》）
遭遇猛烈的金融风暴
那么，当时究竟还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申报》的相关报道吧。
1883年10月19日《申报》报道说：去年（1882年）冬天，“本埠各大行栈倒闭纷纷，约计所耗之数，有数百万之多。市面情形大为减色。”进入1883年，市面更萧条，倒闭的商铺更多，并牵连到放贷的钱庄。1883年2月1日，上海的信源钱庄首先宣告倒闭，“亏欠某银行银约八九万两”（见1883年2月2日《申报》）。4月5日，上海的利康钱庄又宣告倒闭，“共亏银约有二十九万两”（见1883年4月6日《申报》）。
此后，银根更紧，局面更惨。10月8日，上海又爆出两大钱庄倒闭的消息：一家叫“纯泰”，亏损金额为“19万白银有余”；一家叫“泰来”亏欠金额为“7万白银有余”（见1883年10月9日《申报》）。
10月22日，杭州声名显赫的德馨钱庄突然倒闭。当时，《申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杭垣著名之大钱庄，合上下城计之，不过七八家而已。而其资本极巨、声名极震之店，则以阜康与德馨两号。如双峰之对峙焉。德馨庄开张于望仙桥河下，房屋闳敞，排场宽绰，本系某宦所开……日来，上海遭倒闭巨庄者甚危急，且泰来庄亦系某宦与人合开，一经倒闭，必致波及，其势万难支持，故于上月念二日即时倒闭。（见1883年11月5日《申报》）
可见，在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倒闭前，上海商界已经出现一股倒闭狂潮，大批商店倒闭，继而是一家又一家的钱庄倒闭，并牵涉到外地钱庄。杭州德馨钱庄就是受上海泰来钱庄倒闭消息波及而宣告倒闭。
多家钱庄倒闭的消息，又引发猛烈的挤兑风潮，市面银根因此奇缺。《申报》当时曾发表长篇评论，感叹：上海市面“银根紧急，为从来所未有”。（见1883年10月24日《申报》）
正是在银根越来越紧的寒气中，长袖善舞的胡雪岩也陷入了黔驴技穷的困境。同年12月1日，上海的阜康雪记钱庄和杭州的阜康钱庄同时宣告倒闭。消息传到北京，已是12月5日，当天晚上，北京的阜康福记钱庄门口“取银之人拥挤不断”。次日清晨，该庄便被官府封闭。
与此同时，扬州、镇江、金陵、苏州、宁波、温州、天津、北京等地，都传出了商铺倒账、钱庄倒闭的消息。当时，被《申报》点名报道的倒闭钱庄有：巨顺、京西、利康、怡源、同源、华盛、德义、景泰、乾泰、昌永、泰昌、复兴、源锦、永和、义和、裕泰、阜源、义兴、元丰、源享、恒聚、兴魁、公丰、春升、信位、公诚、宝兴源、源茂永、大兴公、景家字号等30余家。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银根紧缺、商铺倒闭的呢？当时的《申报》也给出了答案：
中国之创办公司，不过近年来有之，前此未之闻也。然自创有公司，而中国之场面愈阔，中国之市面愈疲。即如上海一区，目下倒账之多，连年叠见。论者莫不纷纷然，咸以为公司股份之为害。窃谓：其所以为害者，在乎股份票之各相买卖，无异空盘。（参见1883年11月4日的《申报》）
原来，当时中国兴起了一股造铁路、开煤矿、兴轮船的热潮，相关的股份公司纷纷建立。由于这些股份公司的股票可以上市买卖，所以市面上出现了资金大搬家现象，大量资金从钱庄、商号流向股市。更要命的是：许多人都把买卖股票当作了赚钱的正当生意，所以向钱庄贷款用于炒卖股票的现象也很普遍。
恶果随之而来，《申报》说：从1882年开始，“买卖股份之旺，几于举国若狂，不及一年，而情弊显露，股票万千直如废纸。”（见1884年1月23日《申报》）从钱庄、商号流出的大量资金就此在股市中蒸发。坏账、呆账由此而大量出现，经济形势就此恶化。《申报》说：1883年，“沪上市面自夏秋以来，日见衰落之象，至冬间则更疲敝。亏倒之行号、店铺，日有所闻。讼案累累，不能清结。”（见1884年1月23日《申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胡雪岩将一笔数额不小的资金用在了囤积物资（生丝）上，应该说还算是明智之举。毕竟在面临资金困难时，生丝还能够及时变成现银的。但是，胡雪岩钱庄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外来存款）远不止这囤丝的480万两白银，更多的资金应该都放贷在外。
当猛烈的金融风暴降临后，这些放贷在外的大量资金往往就成了无法收回的坏账、呆账。一旦遭遇挤兑风潮，自然就难以招架。这应该是导致胡雪岩破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投机炒作洋元曾吃暗亏
在金融风暴来临之前，胡雪岩还曾热衷于投机炒作洋元（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等外国银元），《申报》说：“胡君尝于新丝初出之时，广收洋元，市中为之一空。”其炒作手法是：
先则以银易洋，不下数百余万，旋复抵质于各银行，谓之押款，而与他庄联络相通，收洋做拆，令价日增，洋拆日贵。即使洋每元仅增银一二厘，而积少成多，其利不可以计数。
原来，当时中国流通的标准货币为制钱（铜钱），而一块外国银元（如鹰洋、本洋等）可兑换制钱约1000枚。而蚕丝（细丝）在当时的收购价，每100两大约是23块银元，也就是两万三千枚制钱，如果采用制钱来支付，不要说携带不便，就是清点也极麻烦，因此，商人收购蚕丝，往往采用外国银元来支付，新丝上市之时，各路商人都会设法筹集银元。
胡雪岩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每当新丝上市前，他就早早将市上的洋元收购一空，届时高价沽售，谋取暴利。但是，连续几年之后，钱铺中人看穿了胡雪岩的炒作手法，“彼此相约，结党同心，视其收洋之起止，以为洋价之涨落。行之数年皆如是，胡君于是大困”。也就是说，在随后的几年中，各家钱铺的老板都知道了胡雪岩炒作洋元的手法，都等着胡雪岩将洋元炒高时，纷纷抛售洋元。为此，胡雪岩每年高价吃进的洋元不少，时间一长，胡雪岩自然就陷入到“大亏”的困境。
晚清《申报》曾报道说，胡雪岩破产后，有人在杭州城隍山上的药皇庙内挂出这样一副长联：
上联：廷臣称其名，乡老慕其名，中原外域震其名，讶！此中金穴难窥，取不竭，用不穷，统人悦之好色艳福，极欲穷奢，不知他修到几生，享尽豪华兼艳福；
下联：官项去其一，存款去其一，洋利折阅去其一，惊！此日铜山忽倒，悖而入，悖而出，合各省之典号栈庄，东崩西应，只赢得庆余两字，始知积善可传家。
显然，这副对联已明确指出了胡雪岩破产的三方面原因：官项去其一（即打理官府钱款有损失）、存款去其一（即经营钱庄资金有损失）、洋利折阅去其一（即投机炒作洋元有损失）。而让这三大损失同时浮出水面的正是当时那场因股灾而引发的金融大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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