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勤
1970年暑假来临之时,我在杭州灯塔中学初中毕业。由于我的弟弟也在这年初中毕业(其时正属“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学工、学农、学军,很少学文化),兄弟两人都是“两届生”,按照当时“上山下乡”的政策,只能一人留在城市分配工作。于是,弟弟留在了杭州,我则与灯塔中学数百名校友(都是刚满17周岁或16周岁的少年),于这年的10月12日坐上了去浙江长兴农村的大客车。
大客车最后在长兴县一个叫三矿的地方停了下来,这里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此时,农场已由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二营接管。我们下车后集中在一个大操场上,几名现役军官(后来才知道都是各连的连长、指导员)手中拿着名单将我们这批人作了分配,有的分到二营八连,有的分到二营九连,有的分到营部直属排……我则被分在二营十一连,十一连驻地在四矿,离三矿还有7华里路,于是我们近百名上了十一连花名册的战友,便顶着烈日徒步出发了。
青蛙、泥鳅、黄鳝
到了十一连驻地,我们在露天吃了中饭,随后便进了营房。所谓的营房全是用大毛竹做大梁和柱子,四周的墙也一律由毛竹片编织而成,外面则糊有薄薄的一层黄泥巴,屋顶上铺的全是稻草。全连的营房一共有两座:男生一座,女生一座。营房内的床,全是上下铺。我选了一个下铺,挂起蚊帐,铺上草席,便躺在了床上,虽然很累,却毫无睡意,漫无边际地思索着未来……
当其他人都陆续上床午睡后,四周开始安静下来。从窗外传来青蛙“呱呱呱”的叫声则越来越响,最后形成了群蛙齐奏的“欢鸣曲”。我本来就睡不着,注意力马上被青蛙的叫声所吸引,那里究竟有多少青蛙?我悄悄下床,出门循着蛙声前行。刚发现前方有一个约3米见方的小水坑,就听到“扑通”、“扑通”的水声,由于我的到来惊动了青蛙,它们纷纷跃入水中。当我走到水坑边时,蛙声已完全消失,水坑边显得格外宁静,只有远处传来知了悠长的鸣声。我静静地注视着水面,突然一只绿青蛙从水中浮了上来,一看水坑边有人,又立马沉了下去。不久,又一只绿青蛙浮了上来,看到我的身影,也马上下沉。我想就近听听青蛙的叫声,便在水坑边蹲了下来,但是,一直蹲到小腿酸疼,也没有听到一声蛙叫。我只得起身悻悻而归,谁知还没有走近营房,后面已传来零星的蛙声。当我再次躺在床上时,窗外又恢复了先前群蛙“呱呱呱”的欢鸣声。下乡第一天,本来就难以入睡,这些会叫的“邻居”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几天以后,蛙声就完全融入到我们的新生活之中,我们很快习惯了在群蛙欢鸣的中午进入梦乡。
到四矿不久,我们这近百号人就投入到繁忙的秋收之中,没有任何先进机器,连人力踩踏的打稻机都极少,割下的晚稻,主要靠人往稻桶(方形的巨大木桶)中猛力摔打,才使谷粒与稻秆分离。由于我们的连长知道我会一点木工活,就没有安排我去生产班,而是让我和另一位姚姓知青一起担任连队的木匠,主要的工作是维修连队的木制农具,还包括几辆运送稻谷的大板车。
繁忙的秋收结束后,我们又有了一定的空闲时间。一天,有知青跑来说:“稻田里有不少泥鳅!”我们顿时兴奋起来。那时,我们在生产建设兵团,虽然白米饭可以尽量吃饱,但下饭的菜几乎都是咸菜,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尝荤腥了!我与三四个知青当即带着铁耙、脸盆来到了稻田。
当时,割下晚稻的稻田里早就没有水,土壤已经相当干硬,我们踏在这样坚实的稻田上,真怀疑下面能有泥鳅?挥舞起铁耙,第一块土被翻过来后,居然有四五条泥鳅滚动着现身。我们一阵惊喜,纷纷蹲了下来忙着将泥鳅捉进脸盆。不到10分钟,我们带去的大脸盆内已经翻滚着半盆泥鳅。我们在小溪边剖净泥鳅,然后,在木工房用砖块搭起炉灶,把脸盆当作锅子,开始煮泥鳅。泥鳅煮熟后,大家争先恐后地将筷子伸进脸盆,但是,没有一个人吃完一整条泥鳅,由于我们无法搞到盐和油,所以煮熟的泥鳅既腥气又乏味,最后,只得把煮熟的泥鳅统统泼出门外。虽然鲜活的泥鳅未能变成美味佳肴,但是,却也让我们长了见识——干硬的稻田下也有一个鲜活的世界,我们的脚下也住着“邻居”!
后来,我们又注意到稻田的田塍中还生活着不少粗壮的黄鳝。对这些藏身在洞中的“邻居”,我们也曾产生过浓厚兴趣,用缝衣针、线、小木棍制作成钓黄鳝的工具,再把蚯蚓穿在针上,然后就将这个工具轻轻伸进田塍边的小洞中,一听到“噗”的一声,我们就赶紧将工具往外拉,一条大黄鳝马上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但有时,由于我们拉的动作稍微慢了一些,洞中的黄鳝就立刻会蜷曲起来,任凭我们如何用力,也无法拉出黄鳝,结果工具上的线被拉断,缝衣针就留在了黄鳝的口中。钓黄鳝虽然很有趣,但钓来的黄鳝同样是因为没有油盐,而无法做成美味。所以,这样的趣事,我们玩过一二次后就罢手不干了。但每次到田塍边,我们都会留意这些小洞,察看这些居住在洞中的“邻居”。
下乡的岁月虽然很艰苦,但是,我们在结识身边的“邻居”时,也获得了许多的乐趣。
土肥、饼肥、化肥
三师十团二营十一连可能是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最“短命”的一个连队。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上级就决定撤销十一连的建制。我们全连近百号人,一部分去了九连,一部分去了八连,还有一部分就地划归二营十连(十连就在十一连旁)。我和姚姓木匠都划在十连,由于十连早就有自己的木匠,所以,我们两个木匠都分到了生产班中。
下到生产班,就是干农活,以往我们避得远远的人粪、猪粪,现在要近距离接触了。春耕时,我们将猪栏里的猪粪倾倒在水田中;深秋时,我们挑着粪桶给刚种下不久的油菜苗浇大粪。到十连不久,我们还大规模使用过一次城市垃圾。这些垃圾全来自上海,是用大船装到离我们驻地10华里路外的一个河港(那里有一个叫和平镇的老镇)。当时,我们几乎是全连出动,用了三天时间,将几条大船上的垃圾驳到岸上,然后,再用人力板车拉回连队。
城市垃圾主要用于旱地施肥,在一次种番薯时,我挖开一条番薯垄,填入一大堆城市垃圾,然后在这堆垃圾上种上了两株番薯苗。到了收番薯的时候,我首先赶到这条垄旁,从垃圾中挖出了八九个番薯。这几个番薯,颜色特别紫,模样呈细长型,与旁边的番薯完全不同。我拿了一个削皮生吃,发现这个番薯的水分格外多,可以当水果吃。同样的番薯品种,在不同的土壤环境中生长,会改变番薯的品质,这是我在下乡实践中摸索到的农业知识,同时也对城市垃圾刮目相看。
然而,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没有再用过城市垃圾,甚至连人粪、猪粪等土肥也几乎停止了使用。凭借生产建设兵团的优势,我们后来有了电动打稻机、手扶拖拉机,从1972年开始还用上了饼肥和化肥,而且每年的使用总量都在不断增多。那时,物资相当紧缺,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化肥等农资产品,所以,当地的农民相当眼红我们的化肥。
饼肥(我们当时用的是豆饼)有一种浓烈的香味,很刺激人的食欲,虽然饼肥不能吃,但是在施肥时,我们总喜欢在手上多捏它几下。春耕时,我们不再用猪粪,而是施饼肥。我们将一麻袋一麻袋的饼肥运到水田边,然后,赤脚下田,将盛在簸箕里的饼肥撒向水田四周,每一次饼肥施下后的第二天,我们就会发现田塍中的黄鳝都爬了出来,身上带着血,僵直地死在田边。我至今都没有弄明白:香喷喷的饼肥为何对黄鳝有那么大的杀伤力?
春耕之后就是插秧,稻秧长到一定程度后,我们又会赤脚下田,将洁白的化肥大把大把地撒在稻田中。开始还没有注意到,后来在耘田时我们才发现水田中沉浮着一些浑身发白发粘的死泥鳅。几番下来,我们才知道这是洁白的化肥所起的作用,但是,化肥(我们当时究竟用的是哪种化肥,已经回忆不起来)为何对泥鳅有如此杀伤力?我至今同样也没有弄明白。
当时,广泛流行的一句口号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我们去的是生产建设兵团,所以,没有贫下中农手把手地来教我们种地和施肥。其实,即使当时生产建设兵团请来贫下中农,这些只使用土肥不使用化肥和饼肥的贫下中农,也必定难以回答饼肥、化肥为何会杀伤黄鳝、泥鳅的问题。
在生产建设兵团,我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学着种田、施肥、撒农药。我曾在连队担任班长,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在水田撒六六六农药,完成任务后,还剩下半簸箕六六六,我就下令将这半簸箕六六六就地埋入稻田的一处角落。那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农药有多大的危害。
几年下来后,我们连队的稻田里,泥鳅、黄鳝几乎绝迹;我们的周围,青蛙也开始减少。只是由于在广阔的农村中,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只占了极小的数量,所以,尽管我们大量使用着饼肥、化肥,甚至过量的农药,但对整个农村的生态环境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危害。
1975年1月,我离开四矿,被借调到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政治处保卫股工作,后来又去了乔司农场,并于1977年12月回到杭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去过四矿,但是,一想到生产建设兵团的岁月,我的思绪就会落到1970年10月12日,耳边仿佛也传来了群蛙“呱呱呱”的欢鸣声。
2005年6月,我去湖州、长兴、安吉等地采访千万农民饮水工程时,才又来到四矿。虽然也是中午时分,却没有再听到群蛙“呱呱呱”的欢鸣声,我虽然也想到了泥鳅、黄鳝等曾经的“邻居”,但没有再发问,因为陪同采访的水利部门同志,在介绍当地农村地表水污染时,突出提到了农业面源污染的问题,提到了化肥过度使用的问题。千万农民饮水工程启动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不少农村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农业水源污染,影响到了农村的饮水安全。
如今,物资紧缺的年代早已经过去,广阔农村的农民应该比当年的生产建设兵团更容易获得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但是,如果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注重生态,不重视环境,不善待身边的“邻居”,那么,当青蛙、泥鳅、黄鳝在广阔农村消失之时,也正是我们自身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危害之时。今天,当不少农村已经感到饮水都成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善待我们的“邻居”,其实就是善待我们人类自己。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