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一座军营的前世今生
（原载2023年10月28日《浙江日报》第7版，有增补，并附图）
张学勤
大营盘，如今只是浙江日报社东面一条长400余米、宽仅4米的小巷巷名。（图1）
图1.今日大营盘（巷）
其实，在清朝光绪年间，大营盘则是杭城一座规模较大的军营。晚清《申报》曾对这座四面筑有高墙的军营作过如下介绍：
杭城艮山门之梅东高桥一带，经梅中丞开通一河，复为筑坝，工甚巨也。中丞复以城东一路尽成荒僻，甚非所以卫阎闾而固省垣，因勘得梅东巷至张御史巷一带，凡由仓后之各小巷小街等地方，尽将地基清出，置作官地，共有数百亩之广，因于四围高筑营垒，极为坚厚，且仿城垣之制，上筑城牙，其正营门在梅东巷之大街，其外别有数门，周围环绕约有四十余亩，方圆几与山僻县城相埒，墙内则一律平屋，砌以地灶，凿以池水，其正中则仿一顶莲花帐房格式，甚为宏敞，凡厅事房室及井灶庖厨之属毕备，规模輹肃，气象威严。（1879年12月19日《申报》）
军营占地“数百亩之广”，围墙外四周还“环绕约有四十余亩”土地，这样一座大营盘，只是由于存世资料较少，其身世也就不太为人所知，远没有西湖旁旗营那样的知名度。
清朝覆灭进入民国后，这座大营盘仍原样存在，所以，在民国二年（1913）绘制的《杭州城（附郭）》地图上（图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四周被标注筑有城墙的军营。
图2.民国二年绘制的《杭州城（附郭）》地图。摘自杭州市档案馆编《杭州古旧地图集》（第166页），图中红框为笔者所加。
该图表明：这座大营盘位于梅东高桥（今称梅登高桥）东侧，基本呈正方形。大营盘四周标注的城墙，也使后人能据此推测出这座军营的四至，可以实地感受一下这座军营的宏大规模——
东面：在今天的大营盘（巷）和东健康路这条直线上，其实，南北走向的大营盘（巷）和东健康路应该就是当年这座军营东城墙的地基；
西面：临近中河的东岸，今天南北走向的西健康路（北段），应该是该军营西城墙的地基（民国时向西又有所拓展）；
南面：位于健康路，今天东西走向的健康路应该就是当年这座军营南城墙的地基；
北面：临近一条东西走向的河道（晚清曾称“新横河”，即上文提及的“经梅中丞开通一河”），河道南岸有路名为“田家桥”的小路，路旁有一大段高高的挡坡墙，应该就是这座军营北城墙的基址吧（图3）。此外，河道北岸有老地名“三拨营”。
图3.田家桥小路旁，高高的挡坡墙
那时，在梅东高桥东堍，有一条从西向东（略偏南）横贯大营盘的道路，这当然不是今天的体育场路，而是一条叫梅东巷的街道。
可见，今天从梅登高桥（梅东高桥）向东延伸至大营盘巷口的这段体育场路，前身应该是梅东巷（当然没有现在这样宽阔）。今天体育场路两旁矗立的杭州市体育馆（船型馆）、浙江日报社、浙大御跸社区内的杭大小区、省体育场等大型现代建筑都坐落在当年的这座军营内（图4）。那么，这样一座“方圆几与山僻县城相埒”的大军营，当年又是如何诞生，如何消亡的呢？
图4.摘自浙江省测绘大队2011年编制的《杭州详图》，图中红框为笔者所加。
战火摧毁成熟市区
据丁丙《武林坊巷志》记载，晚清这座大营盘处在杭州城东的平安坊地块，此处原先曾是街巷纵横、民宅错落的成熟市区。
清咸丰九年（1859），坦坦居主人刻制的《浙江省垣坊巷全图》上（图5），根本就没有这样一座“大营盘”，不过后来横贯大营盘的这条梅东巷倒早已存在，其东端与永济仓前的仓巷对接。该地图中的梅东巷两旁，也就是后来的大营盘內，街巷纵横，古寺散落。梅东巷以北的街巷有：嫦娥街、孙唐巷、石同巷、青井巷、纪龄街、马沈巷、御跸街；寺院有明光庙、关帝庙、周宣灵王庙、东岳庙。梅东巷以南的街巷有：锦裙街、小夹道巷、大夹道巷、胡打笤巷、灰城巷、张御史巷；寺院古迹有群仙岭、洞真观等。
图5.清同治六年（1867）华亭许嘉德根据咸丰九年（1859）坦坦居主人刻本重刻的《浙江省垣坊巷全图》。摘自杭州市档案馆编《清代杭城全图》（第7页），图中红框为笔者所加。
可见，在咸丰九年前（包括咸丰九年），后世称作“大营盘”的这方土地，曾是百姓居住的成熟市区，而非军事重地。据史料记载，有多位文人墨客曾世居于此。
清乾隆年间，文人茅慰萱的居所在灰城巷；文人张邦翰、张琏父子的居所在梅东巷；文人华喦、华浚、华绳武祖孙三代的居所则在大夹道巷口。乾隆年间曾任广州知府的顾光，晚年居住在嫦娥街旁。
嘉庆、道光年间，文人高乃炘的居所在锦裙街；文人陈泰来的居所在青井巷。马沈巷则是因为明代官员沈鸣玉（明代太仆寺卿）、沈古亭（明代大理寺丞）世居在此而得名。
不少文人墨客世居在此，也说明梅东巷周围（即后来的大营盘）不仅是成熟市区，还颇有人文气息。
然而，从咸丰十年（1860）开始，杭州频频遭遇战争劫难，清军与太平军多次在此激战，杭城屡屡遭遇战火摧残。同治二年（1864），清军收复杭城，此时的城市早已面目全非，从城东到城北，处处是废墟。梅东巷周围更是杂草丛生，一片荒凉，以前的街巷、民宅、古寺，早已灰飞烟灭。
晚清名人丁丙目睹此景，曾在《武林坊巷志》中留下了这样的一条记载：“石同巷，北出青井巷，南出梅东巷。今草莱一片，几无辨认矣”。（石同巷应该是在今天的浙江日报社大院内，青井巷应该是在浙江日报社后面的杭大小区内，笔者注）
梅东巷一带“草莱一片”，也就成了人迹罕至的荒僻区块。在战后的城市恢复中，官方的注意力当然不会落到这里，长此以往，周边的治安状况也就在不断恶化。
1877年，杭城接连发生了的两起抢劫大案，《申报》均作了即时报道：
杭垣助圣庙巷本为僻静处所。前日，有丝行学生怀洋三百元过其地，突遇一人径前抢夺。学生与之力持，骤出利刃，刺伤两手，遂夺其洋向助圣庙巷而走。学生狂呼捉盗，适机坊内有人赶出，奋步往追，群众续集。盗遂逃入瓦砾场中，前面颓垣重垒，势不得逸，追者已近，廼将夺洋尽数向后丢来。众以拾洋稍止，即跳垣遁去。（1877年6月21日《申报》）
前述杭垣连出盗案，悬赏缉拿尚未破获，不谓又有胭脂桥沈同丰丝行被劫一事。该丝行高其閈闳，规模壮丽。盗垂涎焉。本月初六夜四更时，聚众來劫。方盗之初来也，隔桥临街楼屋有某老人，素患痰症，夜不能寢，忽闻步履声甚杂，推窗审视，但见百数十人齐集桥边，各持香一炷，竞出白布裹头，裹毕，群将持香一搖，各丢桥面。火随风炽，又各出火把燃点，一拥过桥。老人不知是盗，心窃疑焉，闭窗下楼，开门出问。至桥堍，有守桥盗各以利刃相向，老人方悟，即回家，闭门登楼，取小铜盆乱击。更夫闻声鸣锣，各水龙疑为火警，亦齐应之。时盗已分众守住胭脂桥及梅东高桥，余众用条石撞开沈同丰头门并及二门。同丰栈司、夥友共十数人，乡客之寓其内亦有二三十人，早已闻警。弱者登屋顶掀瓦击盗，壮者持门闩、松柴各械尽出抵御。相持半晌，盗不能入，且多受伤者。外间锣声乱鸣，群众并起。盗知事不济，争先逃遁。而段巡带巡兵，城守率所部兵，如飞驰至，分头追赶，竟无一获。知盗均向艮山门一带散走。（1877年6月25日《申报》）
这两起抢劫大案均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梅东巷周边，助圣庙巷是在梅东巷的南面，距离还稍远一些；胭脂桥则就在梅东高桥的西侧。
案件催生楚军大营
两起抢劫大案虽然都未能得逞，但劫匪如此大胆妄为的行径着实让杭城的百姓吃惊不小，官方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那时，左宗棠、蒋益醴带兵收复杭城的楚军仍有不少驻扎在杭州，时任浙江巡抚的梅启照当即决定：调楚军进驻杂草丛生、人迹罕至的梅东巷周边地块，震慑匪徒。请看当时的新闻：
前报记杭垣沈同丰丝行被抢，梅中丞议移营就近驻防，闻于次日即派楚军中左右三营及格林炮队兵丁清理地基，并在三拨营地方起筑土城，嗣又添派抚标营兵帮同，于土城外面开掘壕沟，刻已告竣。计营兵四百名，分扎于梅东高桥、助圣庙巷以下，棚帐络绎，旗帜鲜明，自足慑盗贼之胆。（1877年6月28日《申报》）
上述新闻表明：浙省官方最初并无建造大营盘的规划，只是为了震慑匪徒，临时将军队调防于此，所以，“梅东高桥、助圣庙巷以下”只是搭建连营的帐篷，只有北面的三拨营方向在准备起建土城（规模应该不大）。
不料，尽管有了军队驻扎，抢劫案件却未能完全绝迹，半年后，杭城又有恶性抢劫案发生：
杭之助圣庙巷下至张御史巷、三拨营一带，向为市廛鳞集之所，盖东城一大市也。劫后，一片焦土，二三里内，杳无烟火，即行路之人亦不数数觏。前月念五日，乡人钱某肩负蓝布小包，内包杭纺两疋，盖系绸庄中选剩之物。彼方如“氓之蚩蚩，抱布而返”，乃行至张御史巷，日方下午，忽见对面有人冲至。乡人巳预为防护，忽有人将其右肩一拍，急回头时，其人手掬香灰洒向乡人之面，包袱早被攫去。乡人双眼皆灰，急切不能开视，而呼救又寂无居人，惟有两手捧目，向路隅痛哭而己。窃谓兵燹以后，各处城中荒僻之处所在皆有，现在时近岁暮，民间窘急之状十倍往年，恐此种匪类将来不一而足也。尚望有临民之责者，筹善策而预防之也。（1878年12月5日的《申报》）
大队楚军已经驻扎在此，却仍未震慑住抢匪，作为“临民之责者”的浙省高官哪里还会再将军队调走。这么多军人要长期驻扎，自然要考虑建永久性的军营，此后，从三拨营到梅东高桥之间矗立起一座大营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879年底，一座占地数百亩“方圆几与山僻县城相埒”的大营盘建成了。大营内以往的街巷、古寺早已消失，只有原先的一条梅东路被重新恢复了，成为横贯大营东西的一条营内大街，西面的营门开在梅东高桥前，东面的营门开在永济仓前。东门是当时这座大营的正门。
不过，那时还没有“大营盘”的称呼，民间往往称其为“梅东高桥大营”或“三拨营大营”，官方则称其为“楚军大营”。
1880年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十一日）新任浙江巡抚谭钟麟驾临三拨营大营，检阅楚军。当时的《申报》有如下报道：
杭垣之东城三拨营地方，乱后尽成荒址，数里之内不见人烟。前抚梅中丞因下城特有抢劫案情，因于是地盖造营房百余间，周遭环以营墙，中设大营一座，规模雄壮。墙外并拓隙地一区，艸软沙平，为演阵操兵之处。凡留省之楚军皆驻扎于此，归候补府成君统带。营中纪律甚严，兵力亦甚精锐，是以军民相安，从未闻滋生事端也。本月十一日，谭中丞亲至该营阅操，首演阵法，次弓箭，次洋枪、洋炮，终以马射、技击、手搏等技，直至酉初蒇事。中丞赏罚严明，操演时，无不踊跃从事。（1880年12月25日《申报》）
浙江巡抚等人在现场观摩“马射、技击、手搏”，这是否可以看作这座楚军大营与现代体育接上的最早联系呢？
楚军大营成了空营
清朝末期实施新政，其中有一项新政是编练新军，裁撤绿营。作为绿营之一的楚军自然也是裁撤对象。1896年，浙省首次接到京城“裁撤绿营兵额，以节饷源”的来文。时任浙江巡抚的廖寿丰刚刚向各地布置了这项工作，绿营的将领们就“纷纷具禀，叩求免裁”（1896年8月6日《申报》）。裁掉了士兵，还会留将领吗？因此，几乎所有的绿营将领都反对裁员，这项工作的推进也就比较艰难。
一直到了1910年，这项裁撤绿营的工作才基本完成，接着就轮到了裁撤将领。当年10月，浙江巡抚部院发布了这样一则告示：
浙省绿营奉准全裁，均于八月朔一律实行。此项奉裁人员不能不谋安置。昨奉抚部院特谕，浙省绿营官员、兵丁，前经本部院会同督部堂奏咨裁撤，都守以上并经留任两月，办理一切未尽事宜。现已届满，关防亦各缴销，除年届退休各员外，所有合格人员自应照章送部，遇有他省相当缺出，尽先选用，仰浙江各标镇协营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五项人员知悉。如有年尚未届退休自愿赴都候选者，即行开具出身、履历，呈送来院，以便给资送部投选，切勿观望自误。（1910年10月17日《申报》）
绿营兵丁裁撤完成后，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将领此时也成了没有薪水的候补官员。以往人丁兴旺的楚军大营，居然成了一座人烟稀少的空城。
但奇怪的是：浙省高官一面大力裁撤绿营官兵，一面却对新组建的新军很不信任。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杭州后，时任浙江巡抚的增韫首先想到的居然是“将新军枪械一律收缴”，只是由于新军高级将领的反对而无法实施。
所以，尽管城内楚军大营成了空营，但新军却始终没有被请入城内。1908年11月，清廷曾派阅操大员张怀芝来杭州检阅新军。驻扎在艮山门外笕桥、凤山门外馒头山的新军，被要求在凌晨4点就出发进城，赶往梅东高桥大营接受检阅。
所以，后来这座军营更像是一处军事训练场或军人检阅场。
1911年11月4日深夜，驻扎在城外的新军宣布起义，杭州的城墙并没能挡住新军的进攻，仅仅两天时间，杭州就宣告光复。革命军接管了整个杭州城，当然也包括梅东高桥旁的这座楚军大营。此时的楚军大营内已经没有任何楚军人员，所以，后来楚军大营也就被改称为“大营盘”了。
1912年5月10日，浙江革命党人派出远征南京的部队凯旋归来，浙江各界在大营盘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申报》作了如下报道：
五月十日上午，浙江各界在梅东高桥大营盘内开欢迎凯旋军大会，会场门首以婇纸、彩绸等类扎成凯旋门，前面标“浙军万岁”四字，后面标“义士锦衣”四字，并篆书“欢迎”二字，形式极为美观。会场中间高悬各式国旗及万国旗、欢迎旗、欢迎灯等类，异常炫耀。中立一纸扎碑式，标曰“凯旋碑”，上书各团体题名，盖因匆促不及立碑，故以此为之范焉。迎面横张步幛两扇，颜曰：“宣威閫外”、“驰誉寰中”，则国民协济总会等三十余团体所恭送者也。靠北面为行礼式台，左曰犒赠亭，右曰军乐亭，装式均极雅丽，辅以各官厅、各会社所送之灯匾旗联等物，尤为伟观。三面围以各团体代表席及普通席，到者约三千余人……（1912年5月12日《申报》）
浙江各界人士在大营盘举行欢迎大会，表明原先的军事训练场、军人阅兵场，正在开始变身为公共场所。此后，大营盘的性质虽仍是军营，仍驻扎有浙江陆军，但是，军用操场开始接纳学校的运动会，大营盘开始走向体育场。请看以下几则新闻：
昨日（十七日），省垣各学校在梅东高桥陆军操场内举行第一次联合会操。上午八时，各学校依次蒞场，均负枪戎装，形式既极整齐，精神亦颇振作，惟医药学校则编成赤十字队，均负战时应用医药器械，形式亦极整洁。迄九时，由会操主任发令，命各校全体整队（依学校之次序排列），然后，由主任经亨颐致训词。约十时许，各学校按照程序依次会操，其操法概照军队行阵各式操练，其中以第一师范及体育学校操法为优，而乙组兵式徒手亦极整齐。至十二时散队。（1915年10月19日《申报》）
杭县小学联合运动会详志：会场假梅东高桥之大营，四围有墙，场内划圈三：中为运动区域，外围为运动员休憇之处，又外为团体参观席，又外乃为普通席。是日非星期，团体到者较少，不然普通之宾为诸团体遮蔽，视线不得及矣。（1915年11月1日《申报》）
杭县小学联合运动会于昨日在大东门大营盘内举行。上午八时开会，至下午六时始毕。与会各校男女学生学生到者约有二千八百余人，参观各团体及各来宾人数亦多……（1916年11月12日《申报》）
1917年，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部已经进驻梅东高桥大营，但是，学校举办的运动会仍然可以在军营大操场内举行。请看《申报》报道：
十一月五日上午八时、浙江省会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在下城梅东高桥第一师大营盘举行。男团体及男宾由南面正门（在大东门直街）出入，女团体及女宾由西面大门（在梅东高桥之东）出入，均由警察及童子军在场维持秩序，并由男女交际员于出入处分班招待。场内悬万国旗及各学校校旗……（1923年11月6日《申报》）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运动会居然还出售入场券“男用入场劵，女用入座劵，每劵售洋一角”，可见此时的大营盘已经带有现代体育场的色彩。由于正对着大东门直街的南门，已被改称为正门（正门原来在东面），所以，它既被称为“梅东高桥大营盘”又开始被称为“大东门大营盘”。
大营盘迎来全运会
1928年，主政浙江的省主席张静江决定在1929年举办西湖博览会，考虑到1910年南洋劝业会期间曾举办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所以，张静江也成功地把即将在1929年举行的第四届全运会举办地争取到了杭州。接下来的问题是：全运会赛场究竟设在杭州的什么地方呢？
第四届全运会筹备委员会组织专家学者作了几个月的实地考察，主要跑了三个地方：一是城外笕桥，二是城外万松岭下，三是城内梅东高桥。最初选址笕桥，那里有千亩土地、众多营房。但最终因无法解决交通问题而无奈舍弃。万松岭下虽有250亩土地，但因全是老百姓的民地，政府没有财力征收，也只得舍弃。最后选定梅东高桥大营盘。筹备委员会最后达成如下共识：
该营盘占地一百二十八亩，形式长方，地面平坦，并略有草皮，不仅足够支配，且无须加垫地之工程，离城甚近，交通便利。内可设四百米跑道之田径场、足球场、棒球场、体育馆、篮球馆。其后另有一地，约广一百五六十亩。此地有平房、洋房多座，可作运动员之寄宿舍，并可筑网球场四十方。将来工程完竣，不仅为浙省添一一劳永逸之运动场，或亦为全国首屈一指之模范运动场。（1929年8月2日《申报》）
前文已经讲到梅东高桥大营盘的正门已改在南面，由此可以推知：上文中“占地一百二十八亩”的平地应该是梅东巷以南地块（即今天的省体育场）；其后另有“一百五六十亩”并有平房、洋房多座的土地应该是梅东巷以北地块（即今天的市体育馆和浙江日报社及杭大小区）。
第四届全运会赛场地址选定后，接下去就是改造大营盘、提升各项硬件设施，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程，就是拓展道路，改善交通。包括大营盘内的梅东巷、大营盘东的仓巷（又称大仓前）都在拓展的范围内。最后，建成了一条从宝善桥向西穿过大营盘，翻过梅东高桥、胭脂桥，一直到洗马桥，长达“六千四百五十尺，路面宽计二十呎”的大街。由于大街是为全运会而建，全运会又是在大营盘内举行，所以建成的这条大街就被命名为“大营盘路”。至于原有的梅东巷、仓巷等沿途小街小巷的名称都就此消失了。
由于工程巨大，时间紧迫，第四届全运会最终难以在1929年如期举行，后来是在1930年4月1日举行的。开幕当天，《申报》对全运会会场——大营盘，作了如下介绍：
大会会场在杭城梅东高桥大营盘，原为驻兵之所，接近市面，交通便利。占地约三百余亩。北为大会筹备处，除各办公室外，有临时银行，专供运动员存储兑付之便。广场之北，中为女运动员宿舍，西为男运动员宿舍；西南有临时大饭厅，可容三百余席；东南隅为消费合作社。筹备处前，隔以宽阔之马路（即大营盘路，笔者注）。对过完全为运动会场。围墙环绕。墙壁遍贴画图标语，令人精神为之兴奋。大门尤极宏阔庄严之致，内则竹篱间隔，五花八门。每过一处，均有会徽及指导线，分辟为田径赛场、跑道、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及棒球场。有看台多座。循阶拾级，足供万人观临。场边建简单屋多处，以备商租售物之用。司令台居西圉，居高临下，有俯瞰全场之势。所以便于指挥也。（1930年4月1日《申报》）
从上述报道可知，第四届全运会会场分为两大块：大营盘路以北（即今天的市体育馆、浙江日报社、杭大小区）为全运会非赛场，包括有大会筹备处、运动员宿舍、临时银行等；大营盘路以南（即今天的省体育场）为全运会赛场，而且已经“围墙环绕”，与非赛区完全隔离。
1930年4月1日上午，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梅东高桥大营盘（赛场）内举行开幕式，来自各省市的2000余位运动员与会，现场观众超过万人。有关第四届全运会的进行盛况，已有较多文章作过介绍，本文因此不再赘述。
变身为省立体育场
全运会结束后，南京政府下令：第四届全运会所有场地、器械、用品、案卷等全部由浙江省教育厅接收保管，并下文将大营盘更名为“国立杭州运动场”。虽然给予了“国立”的称号，但是，南京政府却一直拿不出运动场的维护经费，后来，在陈布雷等人的建议下，南京政府同意将运动场拨归浙江省教育厅，国立杭州运动场更名为“浙江省立体育场”，省教育厅任命陈柏青为体育场场长。大营盘就此变身为体育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整座大营盘变身为体育场，只是大营盘路以南的全运会赛场被划为体育场，大营盘路以北的全运会非赛区，即运动员宿舍等并没有划入。
与此同时，贯通全运会会场的大营盘路也已被更名为“体育场路”。《申报》的新闻中很快就出现了“浙江省立体育场”和“体育场路”这两个新名称。请看下列新闻：
浙江省立体育场举办之七千米越野赛跑，于十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在该场门首举行。参加竞赛者团体有之江、航空、一中、高中、高蚕、市中、盐务等七队，个人有张志国、余范等四十八人。枪声一响，即自体育场门口出发，走体育场路、转西大街，经钱塘路，沿湖滨至省立民众教育馆、运动场前，绕过迎紫路，仍循原路回体育场。至三时零一分四十五秒毕程。到达终点成绩为三十一分四十五秒。团体锦标为省立高中所得，个人锦标为柴焕锦夺得。当场分别给奖而散。（1932年12月12日）
此后，省立体育场曾迎来不少重要赛事。
1933年5月5日，江浙私中第五届田径赛运动大会“在杭州梅东高桥浙江省立体育场举行开幕礼，参加者之江附中、蕙兰、金陵、圣约翰、桃坞中学及沪江附中等六校，选手一百十人……”（1933年5月6日《申报》）
1933年5月27日浙江第三届全省运动会“在杭州梅东高桥前全国运动会场开幕，天阴微雨，游行时忽来航空学校飞机，盘旋空中，散发传单……”（1933年5月28日《申报》）
飞机现身体育场上空，为浙省体育助威壮势是有其背景的。第四届全运会结束后，原本规定：整个这届全运会的全部场地（包括赛区和非赛区）都更名为“国立杭州运动场”，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后因经费没有着落，改归浙省教育厅管理，并更名为“浙江省立体育场”。但是，改归浙省教育厅管理后的“省立体育场”却只是第四届全运会会场的赛区；而大营盘路（即后来的体育场路）以北的非赛区（包括第四届全运会筹备处、男女运动员宿舍等），都被军方要了回去。后来，这处占地面积“约广一百五六十亩”的非赛区（西面已有所扩展，参见图6）又成了南京政府的空军最高行政机关——航空署的办公场所。
图6.1933年制版成图的“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第五号”图。摘自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编著的《90年前的杭州》（第57页），图中红框为笔者所加。
也就是说，第四届全运会结束后不久，梅东高桥大营盘已经一分为二：体育场路（原大营盘路）以南是省立体育场；体育场路（原大营盘路）以北为空军最高行政机关——航空署，署内还辟有小型飞机场“梅东高桥大营原有飞机场，宽约三百八十米达，长约五百米达”。（参见1931年12月11日《申报》）
大营盘一分为二后，省体育场的正门也移到了北面，航空署与省立体育场就成了隔路相望的邻居（仍可参见图6），两者之间必然会有互动，除了航校的飞机在体育场上空亮相外，航校的学生也常常会穿过马路，出现在体育场内。请看：
（杭州通信）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于昨（三日）上午十时，在梅东高桥省立体育场，与中央航空学校入伍生队作篮球友谊比赛。开赛以后，军校即占优势，素以活泼勇敢见称之航校入伍生队，竟为军校校队所战败。前半时结果为二十六比十八，总结果为四十四对二十三之比，军校胜利。（1934年2月5日《申报》）
中央航空学校当时又被称为笕桥中央航空学校，许多人都认为航校设在杭州郊外的笕桥。其实，这所航空学校的新生校舍设在梅东高桥旁的航空署内。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于1933年2月考入中央航空学校，曾致函好友严仁颖，函件中有如下内容：
我们的体格检验已经完了，涂先生因为色盲刷下来了，另外还有张松年、沈灵基、刘恩荣、王恩荣，也全刷了。王恩荣是因为血压太高。他们真可怜。航校给他们未被取的每人三十元的路费，要不然也连回都回不去……我侥幸录入了，大概明天就要搬到校中去。我们新校地在梅东高桥航空署，不在笕桥。（1933年2月27日《大公报》“天津版”）
张锡祜写给《大公报》记者的信中更明确地说：“校址就在从前全国运动会的选手宿舍里，一切的设备尚佳。每人铁床一架，外加草褥子一个，被子等也全由学校发给，生活尚称舒适。二十三号是报到日期，所有校中的学生差不多全到校了。初试所取中的一百三十二名，现只余五十六名，据说到飞行毕业的时候，还要刷去一半。”（1933年3月4日《大公报》“天津版”）
笕桥中央航校的飞行教官陈栖霞等在其回忆文章中说：“航校招生对象，规定为高中毕业或大学肄业，年龄在18岁以上22岁以下，身体健康，适合飞行者。考取后，先行入伍，授以陆军基本训练，为期一年（自第四期后，改为6个月）；然后转入航校本部，进行飞行训练。”（《浙江文史集粹·政治军事卷》上册第212页）
可见，航校招收的学生，要先在梅东高桥旁的新生校舍内学习一年（以后是6个月）后，才会转去笕桥本部学习飞行。正因为航校的新生校舍是在省立体育场的近旁，所以，航校的学生会经常出现在省立体育场内的各种赛场上。
航空署开设在杭州的时间不长，仅一年多时间（1932年—1933年），不久即迁往南昌。但是，中央航空学校并没有随之迁走，新生校舍仍在梅东高桥旁办学。航空署的招牌摘下后，改挂了“航空署杭州办事处”的牌子。
新中国成立后，原航空署旧址部分土地为浙江工农速成中学征用办学。1956年，整个航空署旧址为浙江师范学院（后又改为杭州大学）征用办学。当时，整个航空署旧址的土地总面积为188亩，地籍编号为1—5—2935。
1968年10月，原航空署旧址的西部地块，崛起一座现代体育场馆——船型馆，即今天的杭州市体育馆。1973年10月，原航空署旧址的东部地块，又成了浙江日报社的社址。其实，早在1971年，就已有浙报人员进驻此地，负责建造报社的印刷厂。印刷厂建成后，浙江日报社就从众安桥迁址此处。
不过，当年征用航空署旧址的浙江师范学院（即后来的杭州大学），在航空署旧址内仍留有足迹，那就是在浙江日报社大院后建造的杭州大学教职员工宿舍——杭大小区。
当年与原航空署旧址隔路相望的浙江省立体育场，则始终保持着体育赛场的身份，90多年来，曾接纳过无数场体育赛事。但是，这座90多岁高龄的体育场毕竟年事过高，已跟不上现代体育突飞猛进的步伐。所以，当杭州沉浸在喜迎第19届亚运会的热烈氛围之中时，这座体育场也迎来了一个全面升级换代的大工程——浙江省全民健身中心工程。（图7）
图7.省体育场内正在实施中的全面升级换代大工程——浙江省全民健身中心工程
根据该工程规划图显示：省体育场内将崛起一座地面十一层、地下三层的体育大楼。大楼各楼层的设计如下：“一至二层为市民活动广场、体育文化科技展示中心、体育项目训练（活动）用房、形体训练馆、壁球乒乓球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击剑馆等。三至八层为羽毛球馆、网球馆、综合馆、重竞技训练馆、滑冰馆、排球馆、室内游泳馆、室内足球馆、管理用房及器材等。九至十一层为运动康复中心、智能体育运动中心、科学健身指导中心、运动康复中心、亚洲体育东部中心及智力运动中心等”。
从大营盘走向体育场，全面升级换代后的省体育场（浙江省全民健身中心），将继续见证这一走向的新进程。（作者系杭州文史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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