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一座军营的前世今生
(原载2023年10月28日《浙江日报》第7版,有增补,并附图)
张学勤
大营盘,如今只是浙江日报社东面一条长400余米、宽仅4米的小巷巷名。(图1)
图1.今日大营盘(巷)
其实,在清朝光绪年间,大营盘则是杭城一座规模较大的军营。晚清《申报》曾对这座四面筑有高墙的军营作过如下介绍:
杭城艮山门之梅东高桥一带,经梅中丞开通一河,复为筑坝,工甚巨也。中丞复以城东一路尽成荒僻,甚非所以卫阎闾而固省垣,因勘得梅东巷至张御史巷一带,凡由仓后之各小巷小街等地方,尽将地基清出,置作官地,共有数百亩之广,因于四围高筑营垒,极为坚厚,且仿城垣之制,上筑城牙,其正营门在梅东巷之大街,其外别有数门,周围环绕约有四十余亩,方圆几与山僻县城相埒,墙内则一律平屋,砌以地灶,凿以池水,其正中则仿一顶莲花帐房格式,甚为宏敞,凡厅事房室及井灶庖厨之属毕备,规模輹肃,气象威严。(1879年12月19日《申报》)
军营占地“数百亩之广”,围墙外四周还“环绕约有四十余亩”土地,这样一座大营盘,只是由于存世资料较少,其身世也就不太为人所知,远没有西湖旁旗营那样的知名度。
清朝覆灭进入民国后,这座大营盘仍原样存在,所以,在民国二年(1913)绘制的《杭州城(附郭)》地图上(图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四周被标注筑有城墙的军营。
图2.民国二年绘制的《杭州城(附郭)》地图。摘自杭州市档案馆编《杭州古旧地图集》(第166页),图中红框为笔者所加。
该图表明:这座大营盘位于梅东高桥(今称梅登高桥)东侧,基本呈正方形。大营盘四周标注的城墙,也使后人能据此推测出这座军营的四至,可以实地感受一下这座军营的宏大规模——
东面:在今天的大营盘(巷)和东健康路这条直线上,其实,南北走向的大营盘(巷)和东健康路应该就是当年这座军营东城墙的地基;
西面:临近中河的东岸,今天南北走向的西健康路(北段),应该是该军营西城墙的地基(民国时向西又有所拓展);
南面:位于健康路,今天东西走向的健康路应该就是当年这座军营南城墙的地基;
北面:临近一条东西走向的河道(晚清曾称“新横河”,即上文提及的“经梅中丞开通一河”),河道南岸有路名为“田家桥”的小路,路旁有一大段高高的挡坡墙,应该就是这座军营北城墙的基址吧(图3)。此外,河道北岸有老地名“三拨营”。
图3.田家桥小路旁,高高的挡坡墙
那时,在梅东高桥东堍,有一条从西向东(略偏南)横贯大营盘的道路,这当然不是今天的体育场路,而是一条叫梅东巷的街道。
可见,今天从梅登高桥(梅东高桥)向东延伸至大营盘巷口的这段体育场路,前身应该是梅东巷(当然没有现在这样宽阔)。今天体育场路两旁矗立的杭州市体育馆(船型馆)、浙江日报社、浙大御跸社区内的杭大小区、省体育场等大型现代建筑都坐落在当年的这座军营内(图4)。那么,这样一座“方圆几与山僻县城相埒”的大军营,当年又是如何诞生,如何消亡的呢?
图4.摘自浙江省测绘大队2011年编制的《杭州详图》,图中红框为笔者所加。
战火摧毁成熟市区
据丁丙《武林坊巷志》记载,晚清这座大营盘处在杭州城东的平安坊地块,此处原先曾是街巷纵横、民宅错落的成熟市区。
清咸丰九年(1859),坦坦居主人刻制的《浙江省垣坊巷全图》上(图5),根本就没有这样一座“大营盘”,不过后来横贯大营盘的这条梅东巷倒早已存在,其东端与永济仓前的仓巷对接。该地图中的梅东巷两旁,也就是后来的大营盘內,街巷纵横,古寺散落。梅东巷以北的街巷有:嫦娥街、孙唐巷、石同巷、青井巷、纪龄街、马沈巷、御跸街;寺院有明光庙、关帝庙、周宣灵王庙、东岳庙。梅东巷以南的街巷有:锦裙街、小夹道巷、大夹道巷、胡打笤巷、灰城巷、张御史巷;寺院古迹有群仙岭、洞真观等。
图5.清同治六年(1867)华亭许嘉德根据咸丰九年(1859)坦坦居主人刻本重刻的《浙江省垣坊巷全图》。摘自杭州市档案馆编《清代杭城全图》(第7页),图中红框为笔者所加。
可见,在咸丰九年前(包括咸丰九年),后世称作“大营盘”的这方土地,曾是百姓居住的成熟市区,而非军事重地。据史料记载,有多位文人墨客曾世居于此。
清乾隆年间,文人茅慰萱的居所在灰城巷;文人张邦翰、张琏父子的居所在梅东巷;文人华喦、华浚、华绳武祖孙三代的居所则在大夹道巷口。乾隆年间曾任广州知府的顾光,晚年居住在嫦娥街旁。
嘉庆、道光年间,文人高乃炘的居所在锦裙街;文人陈泰来的居所在青井巷。马沈巷则是因为明代官员沈鸣玉(明代太仆寺卿)、沈古亭(明代大理寺丞)世居在此而得名。
不少文人墨客世居在此,也说明梅东巷周围(即后来的大营盘)不仅是成熟市区,还颇有人文气息。
然而,从咸丰十年(1860)开始,杭州频频遭遇战争劫难,清军与太平军多次在此激战,杭城屡屡遭遇战火摧残。同治二年(1864),清军收复杭城,此时的城市早已面目全非,从城东到城北,处处是废墟。梅东巷周围更是杂草丛生,一片荒凉,以前的街巷、民宅、古寺,早已灰飞烟灭。
晚清名人丁丙目睹此景,曾在《武林坊巷志》中留下了这样的一条记载:“石同巷,北出青井巷,南出梅东巷。今草莱一片,几无辨认矣”。(石同巷应该是在今天的浙江日报社大院内,青井巷应该是在浙江日报社后面的杭大小区内,笔者注)
梅东巷一带“草莱一片”,也就成了人迹罕至的荒僻区块。在战后的城市恢复中,官方的注意力当然不会落到这里,长此以往,周边的治安状况也就在不断恶化。
1877年,杭城接连发生了的两起抢劫大案,《申报》均作了即时报道:
杭垣助圣庙巷本为僻静处所。前日,有丝行学生怀洋三百元过其地,突遇一人径前抢夺。学生与之力持,骤出利刃,刺伤两手,遂夺其洋向助圣庙巷而走。学生狂呼捉盗,适机坊内有人赶出,奋步往追,群众续集。盗遂逃入瓦砾场中,前面颓垣重垒,势不得逸,追者已近,廼将夺洋尽数向后丢来。众以拾洋稍止,即跳垣遁去。(1877年6月21日《申报》)
前述杭垣连出盗案,悬赏缉拿尚未破获,不谓又有胭脂桥沈同丰丝行被劫一事。该丝行高其閈闳,规模壮丽。盗垂涎焉。本月初六夜四更时,聚众來劫。方盗之初来也,隔桥临街楼屋有某老人,素患痰症,夜不能寢,忽闻步履声甚杂,推窗审视,但见百数十人齐集桥边,各持香一炷,竞出白布裹头,裹毕,群将持香一搖,各丢桥面。火随风炽,又各出火把燃点,一拥过桥。老人不知是盗,心窃疑焉,闭窗下楼,开门出问。至桥堍,有守桥盗各以利刃相向,老人方悟,即回家,闭门登楼,取小铜盆乱击。更夫闻声鸣锣,各水龙疑为火警,亦齐应之。时盗已分众守住胭脂桥及梅东高桥,余众用条石撞开沈同丰头门并及二门。同丰栈司、夥友共十数人,乡客之寓其内亦有二三十人,早已闻警。弱者登屋顶掀瓦击盗,壮者持门闩、松柴各械尽出抵御。相持半晌,盗不能入,且多受伤者。外间锣声乱鸣,群众并起。盗知事不济,争先逃遁。而段巡带巡兵,城守率所部兵,如飞驰至,分头追赶,竟无一获。知盗均向艮山门一带散走。(1877年6月25日《申报》)
这两起抢劫大案均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梅东巷周边,助圣庙巷是在梅东巷的南面,距离还稍远一些;胭脂桥则就在梅东高桥的西侧。
案件催生楚军大营
两起抢劫大案虽然都未能得逞,但劫匪如此大胆妄为的行径着实让杭城的百姓吃惊不小,官方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那时,左宗棠、蒋益醴带兵收复杭城的楚军仍有不少驻扎在杭州,时任浙江巡抚的梅启照当即决定:调楚军进驻杂草丛生、人迹罕至的梅东巷周边地块,震慑匪徒。请看当时的新闻:
前报记杭垣沈同丰丝行被抢,梅中丞议移营就近驻防,闻于次日即派楚军中左右三营及格林炮队兵丁清理地基,并在三拨营地方起筑土城,嗣又添派抚标营兵帮同,于土城外面开掘壕沟,刻已告竣。计营兵四百名,分扎于梅东高桥、助圣庙巷以下,棚帐络绎,旗帜鲜明,自足慑盗贼之胆。(1877年6月28日《申报》)
上述新闻表明:浙省官方最初并无建造大营盘的规划,只是为了震慑匪徒,临时将军队调防于此,所以,“梅东高桥、助圣庙巷以下”只是搭建连营的帐篷,只有北面的三拨营方向在准备起建土城(规模应该不大)。
不料,尽管有了军队驻扎,抢劫案件却未能完全绝迹,半年后,杭城又有恶性抢劫案发生:
杭之助圣庙巷下至张御史巷、三拨营一带,向为市廛鳞集之所,盖东城一大市也。劫后,一片焦土,二三里内,杳无烟火,即行路之人亦不数数觏。前月念五日,乡人钱某肩负蓝布小包,内包杭纺两疋,盖系绸庄中选剩之物。彼方如“氓之蚩蚩,抱布而返”,乃行至张御史巷,日方下午,忽见对面有人冲至。乡人巳预为防护,忽有人将其右肩一拍,急回头时,其人手掬香灰洒向乡人之面,包袱早被攫去。乡人双眼皆灰,急切不能开视,而呼救又寂无居人,惟有两手捧目,向路隅痛哭而己。窃谓兵燹以后,各处城中荒僻之处所在皆有,现在时近岁暮,民间窘急之状十倍往年,恐此种匪类将来不一而足也。尚望有临民之责者,筹善策而预防之也。(1878年12月5日的《申报》)
大队楚军已经驻扎在此,却仍未震慑住抢匪,作为“临民之责者”的浙省高官哪里还会再将军队调走。这么多军人要长期驻扎,自然要考虑建永久性的军营,此后,从三拨营到梅东高桥之间矗立起一座大营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879年底,一座占地数百亩“方圆几与山僻县城相埒”的大营盘建成了。大营内以往的街巷、古寺早已消失,只有原先的一条梅东路被重新恢复了,成为横贯大营东西的一条营内大街,西面的营门开在梅东高桥前,东面的营门开在永济仓前。东门是当时这座大营的正门。
不过,那时还没有“大营盘”的称呼,民间往往称其为“梅东高桥大营”或“三拨营大营”,官方则称其为“楚军大营”。
1880年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十一日)新任浙江巡抚谭钟麟驾临三拨营大营,检阅楚军。当时的《申报》有如下报道:
杭垣之东城三拨营地方,乱后尽成荒址,数里之内不见人烟。前抚梅中丞因下城特有抢劫案情,因于是地盖造营房百余间,周遭环以营墙,中设大营一座,规模雄壮。墙外并拓隙地一区,艸软沙平,为演阵操兵之处。凡留省之楚军皆驻扎于此,归候补府成君统带。营中纪律甚严,兵力亦甚精锐,是以军民相安,从未闻滋生事端也。本月十一日,谭中丞亲至该营阅操,首演阵法,次弓箭,次洋枪、洋炮,终以马射、技击、手搏等技,直至酉初蒇事。中丞赏罚严明,操演时,无不踊跃从事。(1880年12月25日《申报》)
浙江巡抚等人在现场观摩“马射、技击、手搏”,这是否可以看作这座楚军大营与现代体育接上的最早联系呢?
楚军大营成了空营
清朝末期实施新政,其中有一项新政是编练新军,裁撤绿营。作为绿营之一的楚军自然也是裁撤对象。1896年,浙省首次接到京城“裁撤绿营兵额,以节饷源”的来文。时任浙江巡抚的廖寿丰刚刚向各地布置了这项工作,绿营的将领们就“纷纷具禀,叩求免裁”(1896年8月6日《申报》)。裁掉了士兵,还会留将领吗?因此,几乎所有的绿营将领都反对裁员,这项工作的推进也就比较艰难。
一直到了1910年,这项裁撤绿营的工作才基本完成,接着就轮到了裁撤将领。当年10月,浙江巡抚部院发布了这样一则告示:
浙省绿营奉准全裁,均于八月朔一律实行。此项奉裁人员不能不谋安置。昨奉抚部院特谕,浙省绿营官员、兵丁,前经本部院会同督部堂奏咨裁撤,都守以上并经留任两月,办理一切未尽事宜。现已届满,关防亦各缴销,除年届退休各员外,所有合格人员自应照章送部,遇有他省相当缺出,尽先选用,仰浙江各标镇协营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五项人员知悉。如有年尚未届退休自愿赴都候选者,即行开具出身、履历,呈送来院,以便给资送部投选,切勿观望自误。(1910年10月17日《申报》)
绿营兵丁裁撤完成后,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将领此时也成了没有薪水的候补官员。以往人丁兴旺的楚军大营,居然成了一座人烟稀少的空城。
但奇怪的是:浙省高官一面大力裁撤绿营官兵,一面却对新组建的新军很不信任。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杭州后,时任浙江巡抚的增韫首先想到的居然是“将新军枪械一律收缴”,只是由于新军高级将领的反对而无法实施。
所以,尽管城内楚军大营成了空营,但新军却始终没有被请入城内。1908年11月,清廷曾派阅操大员张怀芝来杭州检阅新军。驻扎在艮山门外笕桥、凤山门外馒头山的新军,被要求在凌晨4点就出发进城,赶往梅东高桥大营接受检阅。
所以,后来这座军营更像是一处军事训练场或军人检阅场。
1911年11月4日深夜,驻扎在城外的新军宣布起义,杭州的城墙并没能挡住新军的进攻,仅仅两天时间,杭州就宣告光复。革命军接管了整个杭州城,当然也包括梅东高桥旁的这座楚军大营。此时的楚军大营内已经没有任何楚军人员,所以,后来楚军大营也就被改称为“大营盘”了。
1912年5月10日,浙江革命党人派出远征南京的部队凯旋归来,浙江各界在大营盘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申报》作了如下报道:
五月十日上午,浙江各界在梅东高桥大营盘内开欢迎凯旋军大会,会场门首以婇纸、彩绸等类扎成凯旋门,前面标“浙军万岁”四字,后面标“义士锦衣”四字,并篆书“欢迎”二字,形式极为美观。会场中间高悬各式国旗及万国旗、欢迎旗、欢迎灯等类,异常炫耀。中立一纸扎碑式,标曰“凯旋碑”,上书各团体题名,盖因匆促不及立碑,故以此为之范焉。迎面横张步幛两扇,颜曰:“宣威閫外”、“驰誉寰中”,则国民协济总会等三十余团体所恭送者也。靠北面为行礼式台,左曰犒赠亭,右曰军乐亭,装式均极雅丽,辅以各官厅、各会社所送之灯匾旗联等物,尤为伟观。三面围以各团体代表席及普通席,到者约三千余人……(1912年5月12日《申报》)
浙江各界人士在大营盘举行欢迎大会,表明原先的军事训练场、军人阅兵场,正在开始变身为公共场所。此后,大营盘的性质虽仍是军营,仍驻扎有浙江陆军,但是,军用操场开始接纳学校的运动会,大营盘开始走向体育场。请看以下几则新闻:
昨日(十七日),省垣各学校在梅东高桥陆军操场内举行第一次联合会操。上午八时,各学校依次蒞场,均负枪戎装,形式既极整齐,精神亦颇振作,惟医药学校则编成赤十字队,均负战时应用医药器械,形式亦极整洁。迄九时,由会操主任发令,命各校全体整队(依学校之次序排列),然后,由主任经亨颐致训词。约十时许,各学校按照程序依次会操,其操法概照军队行阵各式操练,其中以第一师范及体育学校操法为优,而乙组兵式徒手亦极整齐。至十二时散队。(1915年10月19日《申报》)
杭县小学联合运动会详志:会场假梅东高桥之大营,四围有墙,场内划圈三:中为运动区域,外围为运动员休憇之处,又外为团体参观席,又外乃为普通席。是日非星期,团体到者较少,不然普通之宾为诸团体遮蔽,视线不得及矣。(1915年11月1日《申报》)
杭县小学联合运动会于昨日在大东门大营盘内举行。上午八时开会,至下午六时始毕。与会各校男女学生学生到者约有二千八百余人,参观各团体及各来宾人数亦多……(1916年11月12日《申报》)
1917年,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部已经进驻梅东高桥大营,但是,学校举办的运动会仍然可以在军营大操场内举行。请看《申报》报道:
十一月五日上午八时、浙江省会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在下城梅东高桥第一师大营盘举行。男团体及男宾由南面正门(在大东门直街)出入,女团体及女宾由西面大门(在梅东高桥之东)出入,均由警察及童子军在场维持秩序,并由男女交际员于出入处分班招待。场内悬万国旗及各学校校旗……(1923年11月6日《申报》)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运动会居然还出售入场券“男用入场劵,女用入座劵,每劵售洋一角”,可见此时的大营盘已经带有现代体育场的色彩。由于正对着大东门直街的南门,已被改称为正门(正门原来在东面),所以,它既被称为“梅东高桥大营盘”又开始被称为“大东门大营盘”。
大营盘迎来全运会
1928年,主政浙江的省主席张静江决定在1929年举办西湖博览会,考虑到1910年南洋劝业会期间曾举办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所以,张静江也成功地把即将在1929年举行的第四届全运会举办地争取到了杭州。接下来的问题是:全运会赛场究竟设在杭州的什么地方呢?
第四届全运会筹备委员会组织专家学者作了几个月的实地考察,主要跑了三个地方:一是城外笕桥,二是城外万松岭下,三是城内梅东高桥。最初选址笕桥,那里有千亩土地、众多营房。但最终因无法解决交通问题而无奈舍弃。万松岭下虽有250亩土地,但因全是老百姓的民地,政府没有财力征收,也只得舍弃。最后选定梅东高桥大营盘。筹备委员会最后达成如下共识:
该营盘占地一百二十八亩,形式长方,地面平坦,并略有草皮,不仅足够支配,且无须加垫地之工程,离城甚近,交通便利。内可设四百米跑道之田径场、足球场、棒球场、体育馆、篮球馆。其后另有一地,约广一百五六十亩。此地有平房、洋房多座,可作运动员之寄宿舍,并可筑网球场四十方。将来工程完竣,不仅为浙省添一一劳永逸之运动场,或亦为全国首屈一指之模范运动场。(1929年8月2日《申报》)
前文已经讲到梅东高桥大营盘的正门已改在南面,由此可以推知:上文中“占地一百二十八亩”的平地应该是梅东巷以南地块(即今天的省体育场);其后另有“一百五六十亩”并有平房、洋房多座的土地应该是梅东巷以北地块(即今天的市体育馆和浙江日报社及杭大小区)。
第四届全运会赛场地址选定后,接下去就是改造大营盘、提升各项硬件设施,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程,就是拓展道路,改善交通。包括大营盘内的梅东巷、大营盘东的仓巷(又称大仓前)都在拓展的范围内。最后,建成了一条从宝善桥向西穿过大营盘,翻过梅东高桥、胭脂桥,一直到洗马桥,长达“六千四百五十尺,路面宽计二十呎”的大街。由于大街是为全运会而建,全运会又是在大营盘内举行,所以建成的这条大街就被命名为“大营盘路”。至于原有的梅东巷、仓巷等沿途小街小巷的名称都就此消失了。
由于工程巨大,时间紧迫,第四届全运会最终难以在1929年如期举行,后来是在1930年4月1日举行的。开幕当天,《申报》对全运会会场——大营盘,作了如下介绍:
大会会场在杭城梅东高桥大营盘,原为驻兵之所,接近市面,交通便利。占地约三百余亩。北为大会筹备处,除各办公室外,有临时银行,专供运动员存储兑付之便。广场之北,中为女运动员宿舍,西为男运动员宿舍;西南有临时大饭厅,可容三百余席;东南隅为消费合作社。筹备处前,隔以宽阔之马路(即大营盘路,笔者注)。对过完全为运动会场。围墙环绕。墙壁遍贴画图标语,令人精神为之兴奋。大门尤极宏阔庄严之致,内则竹篱间隔,五花八门。每过一处,均有会徽及指导线,分辟为田径赛场、跑道、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及棒球场。有看台多座。循阶拾级,足供万人观临。场边建简单屋多处,以备商租售物之用。司令台居西圉,居高临下,有俯瞰全场之势。所以便于指挥也。(1930年4月1日《申报》)
从上述报道可知,第四届全运会会场分为两大块:大营盘路以北(即今天的市体育馆、浙江日报社、杭大小区)为全运会非赛场,包括有大会筹备处、运动员宿舍、临时银行等;大营盘路以南(即今天的省体育场)为全运会赛场,而且已经“围墙环绕”,与非赛区完全隔离。
1930年4月1日上午,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梅东高桥大营盘(赛场)内举行开幕式,来自各省市的2000余位运动员与会,现场观众超过万人。有关第四届全运会的进行盛况,已有较多文章作过介绍,本文因此不再赘述。
变身为省立体育场
全运会结束后,南京政府下令:第四届全运会所有场地、器械、用品、案卷等全部由浙江省教育厅接收保管,并下文将大营盘更名为“国立杭州运动场”。虽然给予了“国立”的称号,但是,南京政府却一直拿不出运动场的维护经费,后来,在陈布雷等人的建议下,南京政府同意将运动场拨归浙江省教育厅,国立杭州运动场更名为“浙江省立体育场”,省教育厅任命陈柏青为体育场场长。大营盘就此变身为体育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整座大营盘变身为体育场,只是大营盘路以南的全运会赛场被划为体育场,大营盘路以北的全运会非赛区,即运动员宿舍等并没有划入。
与此同时,贯通全运会会场的大营盘路也已被更名为“体育场路”。《申报》的新闻中很快就出现了“浙江省立体育场”和“体育场路”这两个新名称。请看下列新闻:
浙江省立体育场举办之七千米越野赛跑,于十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在该场门首举行。参加竞赛者团体有之江、航空、一中、高中、高蚕、市中、盐务等七队,个人有张志国、余范等四十八人。枪声一响,即自体育场门口出发,走体育场路、转西大街,经钱塘路,沿湖滨至省立民众教育馆、运动场前,绕过迎紫路,仍循原路回体育场。至三时零一分四十五秒毕程。到达终点成绩为三十一分四十五秒。团体锦标为省立高中所得,个人锦标为柴焕锦夺得。当场分别给奖而散。(1932年12月12日)
此后,省立体育场曾迎来不少重要赛事。
1933年5月5日,江浙私中第五届田径赛运动大会“在杭州梅东高桥浙江省立体育场举行开幕礼,参加者之江附中、蕙兰、金陵、圣约翰、桃坞中学及沪江附中等六校,选手一百十人……”(1933年5月6日《申报》)
1933年5月27日浙江第三届全省运动会“在杭州梅东高桥前全国运动会场开幕,天阴微雨,游行时忽来航空学校飞机,盘旋空中,散发传单……”(1933年5月28日《申报》)
飞机现身体育场上空,为浙省体育助威壮势是有其背景的。第四届全运会结束后,原本规定:整个这届全运会的全部场地(包括赛区和非赛区)都更名为“国立杭州运动场”,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后因经费没有着落,改归浙省教育厅管理,并更名为“浙江省立体育场”。但是,改归浙省教育厅管理后的“省立体育场”却只是第四届全运会会场的赛区;而大营盘路(即后来的体育场路)以北的非赛区(包括第四届全运会筹备处、男女运动员宿舍等),都被军方要了回去。后来,这处占地面积“约广一百五六十亩”的非赛区(西面已有所扩展,参见图6)又成了南京政府的空军最高行政机关——航空署的办公场所。
图6.1933年制版成图的“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第五号”图。摘自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编著的《90年前的杭州》(第57页),图中红框为笔者所加。
也就是说,第四届全运会结束后不久,梅东高桥大营盘已经一分为二:体育场路(原大营盘路)以南是省立体育场;体育场路(原大营盘路)以北为空军最高行政机关——航空署,署内还辟有小型飞机场“梅东高桥大营原有飞机场,宽约三百八十米达,长约五百米达”。(参见1931年12月11日《申报》)
大营盘一分为二后,省体育场的正门也移到了北面,航空署与省立体育场就成了隔路相望的邻居(仍可参见图6),两者之间必然会有互动,除了航校的飞机在体育场上空亮相外,航校的学生也常常会穿过马路,出现在体育场内。请看:
(杭州通信)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于昨(三日)上午十时,在梅东高桥省立体育场,与中央航空学校入伍生队作篮球友谊比赛。开赛以后,军校即占优势,素以活泼勇敢见称之航校入伍生队,竟为军校校队所战败。前半时结果为二十六比十八,总结果为四十四对二十三之比,军校胜利。(1934年2月5日《申报》)
中央航空学校当时又被称为笕桥中央航空学校,许多人都认为航校设在杭州郊外的笕桥。其实,这所航空学校的新生校舍设在梅东高桥旁的航空署内。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于1933年2月考入中央航空学校,曾致函好友严仁颖,函件中有如下内容:
我们的体格检验已经完了,涂先生因为色盲刷下来了,另外还有张松年、沈灵基、刘恩荣、王恩荣,也全刷了。王恩荣是因为血压太高。他们真可怜。航校给他们未被取的每人三十元的路费,要不然也连回都回不去……我侥幸录入了,大概明天就要搬到校中去。我们新校地在梅东高桥航空署,不在笕桥。(1933年2月27日《大公报》“天津版”)
张锡祜写给《大公报》记者的信中更明确地说:“校址就在从前全国运动会的选手宿舍里,一切的设备尚佳。每人铁床一架,外加草褥子一个,被子等也全由学校发给,生活尚称舒适。二十三号是报到日期,所有校中的学生差不多全到校了。初试所取中的一百三十二名,现只余五十六名,据说到飞行毕业的时候,还要刷去一半。”(1933年3月4日《大公报》“天津版”)
笕桥中央航校的飞行教官陈栖霞等在其回忆文章中说:“航校招生对象,规定为高中毕业或大学肄业,年龄在18岁以上22岁以下,身体健康,适合飞行者。考取后,先行入伍,授以陆军基本训练,为期一年(自第四期后,改为6个月);然后转入航校本部,进行飞行训练。”(《浙江文史集粹·政治军事卷》上册第212页)
可见,航校招收的学生,要先在梅东高桥旁的新生校舍内学习一年(以后是6个月)后,才会转去笕桥本部学习飞行。正因为航校的新生校舍是在省立体育场的近旁,所以,航校的学生会经常出现在省立体育场内的各种赛场上。
航空署开设在杭州的时间不长,仅一年多时间(1932年—1933年),不久即迁往南昌。但是,中央航空学校并没有随之迁走,新生校舍仍在梅东高桥旁办学。航空署的招牌摘下后,改挂了“航空署杭州办事处”的牌子。
新中国成立后,原航空署旧址部分土地为浙江工农速成中学征用办学。1956年,整个航空署旧址为浙江师范学院(后又改为杭州大学)征用办学。当时,整个航空署旧址的土地总面积为188亩,地籍编号为1—5—2935。
1968年10月,原航空署旧址的西部地块,崛起一座现代体育场馆——船型馆,即今天的杭州市体育馆。1973年10月,原航空署旧址的东部地块,又成了浙江日报社的社址。其实,早在1971年,就已有浙报人员进驻此地,负责建造报社的印刷厂。印刷厂建成后,浙江日报社就从众安桥迁址此处。
不过,当年征用航空署旧址的浙江师范学院(即后来的杭州大学),在航空署旧址内仍留有足迹,那就是在浙江日报社大院后建造的杭州大学教职员工宿舍——杭大小区。
当年与原航空署旧址隔路相望的浙江省立体育场,则始终保持着体育赛场的身份,90多年来,曾接纳过无数场体育赛事。但是,这座90多岁高龄的体育场毕竟年事过高,已跟不上现代体育突飞猛进的步伐。所以,当杭州沉浸在喜迎第19届亚运会的热烈氛围之中时,这座体育场也迎来了一个全面升级换代的大工程——浙江省全民健身中心工程。(图7)
图7.省体育场内正在实施中的全面升级换代大工程——浙江省全民健身中心工程
根据该工程规划图显示:省体育场内将崛起一座地面十一层、地下三层的体育大楼。大楼各楼层的设计如下:“一至二层为市民活动广场、体育文化科技展示中心、体育项目训练(活动)用房、形体训练馆、壁球乒乓球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击剑馆等。三至八层为羽毛球馆、网球馆、综合馆、重竞技训练馆、滑冰馆、排球馆、室内游泳馆、室内足球馆、管理用房及器材等。九至十一层为运动康复中心、智能体育运动中心、科学健身指导中心、运动康复中心、亚洲体育东部中心及智力运动中心等”。
从大营盘走向体育场,全面升级换代后的省体育场(浙江省全民健身中心),将继续见证这一走向的新进程。(作者系杭州文史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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