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旦红
王祝祺（1917-1988），字好行，东阳市亭塘乡塘里村人，民间画家、诗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王祝祺先生及其常用印
我与王祝祺先生相识于1983年。那时几位东阳的老人杜衡、楼良秀等在西街开设了一家“文化服务社”，经营字画文玩，邀我为他们书写铁皮社标，悬挂于街上。当时有一位老者常驻店里，为该店字画作品。还见过老先生的钟馗像制作的印刷品。这位老者正是王祝祺先生。一来二往，我们竟成忘年至交！
随着交往增多，通过旁人的感叹提及，我逐渐对王老的身世有些了解，当然只是“听说”而已，王老自己很少提起，故缺乏事实考证。
王老出生于书香人家，幼时受过良好教育，少年能诗，曾在国民党军队任文职。青年时记录军旅生活为主的诗集《秃笔诗剩》已显露相当才情。该诗集由曾任国民党要员的马文车署笺、梁寒操题字。画作也曾刊登于当时的报刊，参加杭州的展览，获得黄宾虹等大家的赞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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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笔诗剩》扉页 及部分内页
如果就这样利用艺术爱好写写画画，顺着这一路子发展下去，年轻的王祝祺可能会成长为一名书画大师。可惜历史弄人，命运难料，阴差阳错。到了解放前夕，深得当时东阳县长王恺澄器重，做了他的秘书。解放时差点被镇压。以后先是入狱十年，还没放出来又接着坐十五年牢。好不容易挨到出狱时老婆跟人走了，儿子外出谋生，家中只剩王老孓然一人。也不会做农活，也不会做家务。不会农活，就没有工分，没有经济来源,不会家务就不会过日子。于是，年逾花甲的小个子老人，靠为人写字画画得到一点点报酬——在文革刚结束的那些年月，有几个人会花钱买字画？
然而，王老对于诗书画却有着旁人无法理解的执着与痴爱。在狱中那些年，他几乎包办了监区及附近的墙报、宣传画。出狱后，云游四方，寻访他能够结识的所有书画名家。与钱松嵒、谭建丞等名家都有交游、诗词酬唱。
与湖州画家谭建丞诗词酬唱（1980前后）
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下王老与湖州一位篆刻青年的交往史。在与湖州谭建丞、陈吾三等老辈先生交往中，结识了当时一个工厂的青年篆刻爱好者。王老与这位年轻人书信往还，切磋砥砺，加上年轻人自身虚心勤奋，很快成长为国内小有名气的篆刻家。在整理王老遗留信件时，笔者发现多封与这位年轻人来往的信件，辗转联系上后才知道这位名叫“胡治民”的篆刻新人，已经用“白廉”的笔名，驰誉印坛了。
《浙江日报》发表的采访白廉先生的文章中提到他与王祝祺先生的交往情形
王老对于自己的诗文书画是比较自信的。可能是那些诗书画印都擅长的画家的通病，他们总是把人家不熟知的排在前面。如齐白石、吴昌硕他们多次说自己是“诗第一，画第二、印第三”之类的话。在王老未完成的多件作品上，我们竟发现多件已经题上诗句却没有画过一批的作品！我找到了王老1982年后的一本笔记，里面记录着平时自己题画、赠人的诗文。里面大多是一些祖国大好河山、家乡可爱美丽之类的内容，也有对大禹尖、金鸡岩、布袋和尚等等的史料传说的记载。偶尔还有对生活的感慨，却不见对于自己坎坷人生的哪怕一点点的抱怨。
晚年记录题画、赠答诗词的笔记本
王老曾编写过《汉字音形义故事》、《国画色彩学》等专著，反复修改，誊写过数稿。这是其中一本《谈国画色彩》。
未曾开笔先题诗 部分未完成作品
醒狮图是王老比较喜欢的题材
王老的泼墨松，也是他比较喜欢的题材
金鸡泷。这是挂在王老房间里的最后一件作品
客观的来说，王祝祺先生，作为一个画家，由于缺乏严格的科班学习和眼界局限，全靠自学摸索，涉猎山水、动物、花卉、人物几乎所有的题材，虽然将其置身于艺术海洋中并不能达到“熠熠生辉”，但能有如此水平，已属非常不易；他的书法剑拔弩张，气势逼人，这与他平时近乎迂腐、胆怯的为人做事方式完全相悖，我们好像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阅读到一些他的郁闷与不甘；他的诗歌，年轻时才情横溢，晚年题材、用词明显受到束缚与局限，那些“歌颂”、那些“赞美”是否有点“言不由衷”，也无从考证；他利用自己的学识修养，在资料来源极度匮乏的年代，撰写了《汉字音形义故事》、《国画色彩学》等专著，曾呕心沥血，多次修改誊写，多方投稿，均无所成；最重要的是他的人生轨迹，年轻时和老年时简直判若两人!这中间，间隔着太多的世态炎凉，一时竟找不出恰当的词汇来描述。
2019年3月
外一篇：
悲剧.追求.遗憾——悼王祝祺老师
西 山（原文刊于1988年9月号《东阳》）
带着对艺术的孜孜追求，带着对人生的强烈憧憬，带着对事业的淡淡遗憾，带着腹中还未吐尽的诗稿、画幅，潦倒一生的王祝祺先生于1988年8月17日在大连与世长逝，享年七十有一。
追忆起来，王老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王老给我的生活上、艺术上、哲理上的启示，更是拂之不去。提笔记起王老的此刻，我不禁想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荷兰画家梵高。惊人的相似！梵高说“我认为伟大人物的历史就是悲剧。”王老的一生有何尝不是悲剧！
年轻时的王祝祺，曾踌躇满志。诗、书俱臻佳境。可当年华正盛，艺术将趋于成熟之时，历史在他身上演出了悲剧。二十五年牢狱生活使他失去了精力最旺盛、想象力最丰富的中年期，及至出狱归来，已然垂垂老矣。更令人难堪的还在于经济来源枯竭，妻离子散。一个满腹经纶，出口成章，落笔成画的艺术家竟食不果腹，衣不暖体!
尽管陷入如此困境，王老还常常谈起：“国家培育了我，东阳的土地滋润了我”之类的对故土、对祖国的感激话题，他认为在生活上已经够满足了，他废寝忘食地在书画艺术的沃土中耕耘已经到了痴情的地步。他四处云游，拄着拐杖去方岩，攀金鸡岩，上大禹尖，写生作画。偶然有几张画售出才得以聊以换取笔墨纸砚及简单的生活用品。
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年是县统战部华部长热心帮助，竭力推荐，才加入省文史馆，成为馆员，每月有六十元的生活费，于是，有了一只手表，有了一件棉衣，有了可更换的鞋子。 看看他的作品吧！巨幅的泼墨松、柏、山水云烟、济公活佛、擒魔钟馗、怒吼的雄狮、下山的猛虎、更有精致的花卉草虫、工笔牡丹仙姑，真可谓气象万千；咄咄逼人的书法，笔力强硬、瘦劲、气势恢宏；大量的题画、感怀诗作，灵气闪烁，感慨真切。这一切，似乎与他娇小的身材，近乎迂腐的言行有些不相称。但大名鼎鼎的书画家谭建丞、青年篆刻家白廉至今仍尊他为“王老先生”，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半年前还来函向他约稿定画，《光明日报》、《朵云》等权威性报刊照样刊发先生的文章，……。
艺术的成就与一个人的外貌性情是没有固定的相关性的！
压抑----生活上、精神上、政治上的压抑是他的作品狂放不羁，甚至过于剑拔弩张的原因。这是弗洛伊德教我的一种解释方法。王老的一生受压抑的东西太多。他显然也是个食人间烟火的凡夫俗子，为了生存，必须压抑他很多的欲望，唯一可供他自由驰聘的舞台便是纸上了。于是“力比多”（libido）-----一种潜在的身体能量------宣泄到了他的笔端。我们应该原谅他的某些过分。更应该深深地理解他的作品的内涵。这是我在记念王师时对所有他的艺术品的欣赏者们的一种请求。每当我听到有人说他“神经病”、“不正常”之类时，我心中便有一种难言的痛楚。“饱汉不知饿汉饥”啊！养尊处优、无所忧虑的人们啊，想想一个饱经沧桑、还得为衣食所忧的老人的心吧！
精神病，也许是深入化境的艺术家所应具备的素质。只有具有某些被常人所不能理解的素质，只有在某种程度上的“怪癖”才能成功地进行艺术创作。这里我又想到了梵高。天才与精神病患者就像孪生兄妹，但却有着质的不同。艺术家每天面临的是无尽的痛苦和烦恼，所以切断了他们愉快的社交，成了孤立的人，他们对世事有着深刻的洞悉，却很难使自己与外界真实协调，于是，人们就认为他“怪癖”，其实，这怪癖来自于“睿智”，不然，郑板桥又何以有“难得糊涂”这样的自慰之词呢！
想起了我去过几次王老在亭塘乡新塘里村的居室：这是一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斗室，狭窄阴暗，窗上用几块破农用薄膜遮挡风雨。室内陈设是：一张用两条长凳几块木板搭成的床，没有垫被，仅有一条破可见洞的被子，又黑又黄的蚊帐；窗前一张旧课桌，桌上笔架、笔筒、几支秃笔、砚台；没有箱子、柜子橱子，甚至没有烧饭用的炉灶。床前、床下的是一卷卷的画稿，一捆捆的旧书。墙上没有贴照片，也无名人字画，只见一张斗方大小的告示，大意是，来客，本人生活清贫，凡来访概无茶饭相待，如求字画，需付一定笔润的希见谅云云。
想象一下他的日常生活吧！然而，令人更难理解的是，他不仅不叹苦，还说要出去卖画，将卖画所得献给村图书室，为普及科学种田出力；还要举办个人画展（去年王老个人画展终于办成，这是他一生中莫大慰藉），为撰写《汉字音、形、义故事》、《国画色彩学》这样的专著自费上北京查阅资料；自费赴南京参观第四届美展；等等等等。王老就是这样，对生活要求极低，而对艺术的追求又极高。
有限的篇幅写不尽对王老的感慨。我想，总会有人常提起他，对他的诗、书、画做些整理、探讨，分析和研究，也总会有人从他的生活经历中得到启迪的。
我最大的希望是：再也不要出现（或制造）象王祝琪先生那样的悲剧。 戊辰（1988）秋夜灯下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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