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 君
那年，是公元1967年。新年伊始，阶级斗争的达摩克利斯剑砍向了我的资本家家庭，家被抄了。父亲的古玩、母亲的首饰被抄走，紫檀家具轻便的被搬走，笨重的被砍成木条碎片，父亲收藏的字画、书籍连同我们姐妹的书被付之一炬，后院被掘地三尺，寻找与台湾联络的电台未果。
2月，农历庚子鼠年快到了。我家家徒四壁，母亲病卧在代替木床的大炕上，妹妹们瑟缩在被子里，扫街道回来的父亲双手抱头，木木地倚在胡基上垫块木板的“桌子”上。屋里冷得像冰窖，心冷得凝成了一块。我咬咬牙，冲向刺骨的西北风。
我知道街道上的人偷着在车站拉脚，今天已经22号，25号就是大年初一，大多人都猫在家了。果然，从隔壁二叔家借来了架子车。
出站口外只有零星几个拉车的，每次车一到站都往前拥着喊着，我只能远远看着。有旅客注意到我，可摇摇头又走了。焦急，失望，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沉重的车轮从铁轨上碾过来，碾过去，碾碎了我所有的梦幻。我，渐渐麻木了……“小姑娘！”一个声音响起，才恍然：一位穿蓝制服带火车头帽子的中年男子站在车旁，一手拎着旅行袋，一手拖着三个蛇皮袋。“你能把我送到马寨子吗，碎女子？”这次是一口乡音，我忙不迭的答应着，用手去拿蛇皮袋，可沉得根本拿不起。那人一边装车一边问：“多钱？”我看周围已无车，大胆地开个天价“三块！”“行！”我请他上车，他笑了：“我这么大的人让你个碎女子拉？”
我不顾那人再三夺袢绳坚持履行脚夫职责，他只好在旁边推着，车行极快。天上飘起凌乱的雪珍子，那叔叔硬把火车头帽子扣到我头上，我心头立刻暖了，眼眶湿润了。他小心地问我大过年的一个女娃咋拉脚，我竟然在这个素昧平生的人面前哽咽了。沉默好久，叔叔告诉我：“我是学数学的。数学中有个名词叫′条件极值′，某一个量在一定固定的条件下可变动内在因素，取得最大的值。清贫聊自尔，素责将如何？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看我满脸忧伤，他拍拍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真希望一直走下去，可还是到了马寨子。叔叔把行李搬下来，从旅行袋抽出一本书递给我：“孩子，这是我在车上买的，送给你。记着，书生自古不清贫，再穷也要有志！”我摘下帽子还他，叔叔却把几张钱塞进帽耳扣在我头上，转身进门了。我看那书，《红岩》！这书在校园流传很久，我早已向往却不敢奢望。帽耳里，放的是四张5元钱。
那年，庚子鼠年，家里温馨了许多，我心里照进了一抹暖阳。
那人，不知名姓，十几年后去马寨子找过，却只知道了洪娃的小名和举家西迁的消息。只让我永远记住了那个数学的“条件极值”。
那书，在艰难的日子，让我学会了吃苦，学会了思考，让黑五类子女的我竟有了梦。尽管作者罗广斌因是国民党16兵团司令胞弟被拷打坠楼身亡，另一作者杨益言被捕，书也成了“反动小说、叛徒文学”，我却一直珍藏着。
那年，那人，那书，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已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作者简介：郭 君，笔名力夫，中学语文教师。笔耕杏坛四十余载，虽无建树，尚属勤勉。自知鬓白苍颜老，安与年少争风骚？只喜在旅行中探究路上的意义，用文字记录人生风景的片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