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 君
那年,是公元1967年。新年伊始,阶级斗争的达摩克利斯剑砍向了我的资本家家庭,家被抄了。父亲的古玩、母亲的首饰被抄走,紫檀家具轻便的被搬走,笨重的被砍成木条碎片,父亲收藏的字画、书籍连同我们姐妹的书被付之一炬,后院被掘地三尺,寻找与台湾联络的电台未果。
2月,农历庚子鼠年快到了。我家家徒四壁,母亲病卧在代替木床的大炕上,妹妹们瑟缩在被子里,扫街道回来的父亲双手抱头,木木地倚在胡基上垫块木板的“桌子”上。屋里冷得像冰窖,心冷得凝成了一块。我咬咬牙,冲向刺骨的西北风。
我知道街道上的人偷着在车站拉脚,今天已经22号,25号就是大年初一,大多人都猫在家了。果然,从隔壁二叔家借来了架子车。
出站口外只有零星几个拉车的,每次车一到站都往前拥着喊着,我只能远远看着。有旅客注意到我,可摇摇头又走了。焦急,失望,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沉重的车轮从铁轨上碾过来,碾过去,碾碎了我所有的梦幻。我,渐渐麻木了……“小姑娘!”一个声音响起,才恍然:一位穿蓝制服带火车头帽子的中年男子站在车旁,一手拎着旅行袋,一手拖着三个蛇皮袋。“你能把我送到马寨子吗,碎女子?”这次是一口乡音,我忙不迭的答应着,用手去拿蛇皮袋,可沉得根本拿不起。那人一边装车一边问:“多钱?”我看周围已无车,大胆地开个天价“三块!”“行!”我请他上车,他笑了:“我这么大的人让你个碎女子拉?”
我不顾那人再三夺袢绳坚持履行脚夫职责,他只好在旁边推着,车行极快。天上飘起凌乱的雪珍子,那叔叔硬把火车头帽子扣到我头上,我心头立刻暖了,眼眶湿润了。他小心地问我大过年的一个女娃咋拉脚,我竟然在这个素昧平生的人面前哽咽了。沉默好久,叔叔告诉我:“我是学数学的。数学中有个名词叫′条件极值′,某一个量在一定固定的条件下可变动内在因素,取得最大的值。清贫聊自尔,素责将如何?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看我满脸忧伤,他拍拍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真希望一直走下去,可还是到了马寨子。叔叔把行李搬下来,从旅行袋抽出一本书递给我:“孩子,这是我在车上买的,送给你。记着,书生自古不清贫,再穷也要有志!”我摘下帽子还他,叔叔却把几张钱塞进帽耳扣在我头上,转身进门了。我看那书,《红岩》!这书在校园流传很久,我早已向往却不敢奢望。帽耳里,放的是四张5元钱。
那年,庚子鼠年,家里温馨了许多,我心里照进了一抹暖阳。
那人,不知名姓,十几年后去马寨子找过,却只知道了洪娃的小名和举家西迁的消息。只让我永远记住了那个数学的“条件极值”。
那书,在艰难的日子,让我学会了吃苦,学会了思考,让黑五类子女的我竟有了梦。尽管作者罗广斌因是国民党16兵团司令胞弟被拷打坠楼身亡,另一作者杨益言被捕,书也成了“反动小说、叛徒文学”,我却一直珍藏着。
那年,那人,那书,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已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作者简介:郭 君,笔名力夫,中学语文教师。笔耕杏坛四十余载,虽无建树,尚属勤勉。自知鬓白苍颜老,安与年少争风骚?只喜在旅行中探究路上的意义,用文字记录人生风景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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