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一名海外赤子，因反抗压迫，
1950年代被英国殖民主义者“驱逐”回祖国；
他本是一名教书匠，因德艺双馨，
荣升威严赫赫的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
他本是一名平凡人，因心系天下，
官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是“官”，更是“民”，
作为新中国行政法学的开拓者、奠基者、践行者，
主导开启了“民告官”的现代法治进程，
今天老百姓能提起行政诉讼、索取国家赔偿，
他居功至伟；
他是“官”，更是“师”，
即便官至副国级，仍坚持每周给北大学生上课，
桃李芬芳满天下。
他就是罗豪才，2018年2月12日逝世，享年83岁！
对不起，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才认识您！
对不起，我们又失去了一位时代赤子！
对不起，我们又少了一位心里装着人民的民族功臣！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或许，我们很难再拥有罗豪才这样的大师了！
今天，让我们一起缅怀罗豪才，
致敬那个年代的独有传奇芳华，
薪火终不灭，中华将永续。
他在新中国最困难最需要人才的时候，
被“驱逐”回了祖国。
1934年3月，罗豪才出生于新加坡，
祖父是早期华侨，原籍福建安溪，
因逢清末腐朽乱世，活不下去了，无奈远走南洋。
彼时，新加坡属英国殖民地，华人备受盘剥欺凌，
无非是夹缝之中图生存。
1941年12月，日军攻占狮岛，
一种侵略替代另一种侵略，
铁蹄之下，残暴高压统治，
他的伯父、他的小学校长、他的邻居亲戚，
好多熟人因为支持中国抗日，被残忍杀害。
这也让童年罗豪才饱受了屈辱、歧视和痛苦。
不久，二战结束，英帝殖民统治恢复。
这时，罗豪才的抗争意识已逐渐觉醒，
他当学徒，受欺压，
到学校读书，也遭遇不公平，
但他也接触到了进步人士，阅读了诸多革命书籍，
随后加入进步组织，投身反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
16岁的花季男孩，
便时常在街头慷慨陈词、激昂演讲，
因读过书，演讲颇具文采、理据详实，大受欢迎。
他说：“我发现他们对待老百姓的做法，
与日本法西斯同样横行霸道，很残暴。
要反对英国殖民主义，
因为帝国主义都没有好东西。”
1951年4月，
年仅17岁的罗豪才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
遭监禁一年零三月后，1952年7月，
又被当局以“出生证”丢失为由，
连同一些同学和进步人士被 “驱逐”出新加坡。
就这样，一艘两千吨的轮船漂泊10多天，
停靠在了汕头港，
罗豪才终于第一次踏上故土回到祖国怀抱，
从此，他的个人命运紧紧与祖国绑在一起。
彼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培养人才，
那一批10多名海外归来的学子，
先被安排到广州知用中学读书，
不久，又转入江苏无锡第一中学。
1956年，全国高考，
罗豪才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他谈起为何志愿填“法律系”，说：
“我感觉法律很厉害，
当年就是英国人的法律把我整得够呛，
我想了解法律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海外游子，百难归来，
立志用知识对抗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
撑起中华民族的自尊自强！
青年时代的罗豪才
1960年，罗豪才如期毕业，
因为曾学过印尼语，被留校任教，
从助教、讲师、教授到系主任、副校长，
他从未离开过未名湖讲台，
这一呆，就是近一甲子的“教书匠”生涯。
他始终潜心治学，学术至上，
1980年，被派往荷兰参加国际法学年会，
深感国内法学研究资料匮乏、技术落伍。
1981年，获准回新加坡探望阔别30年的亲属，
短短3个月探亲假，除了陪伴母亲和弟妹，
他几乎天天都要去图书馆查阅法学资料。
他曾风趣地对新加坡友人说：
“我算在你们这里留过学了！”
1984年，又获派到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一年，
更是遍访美加20所法学院，一头扎在浩瀚书海里。
通过这些机遇，
他为北大法律系带回无数异常珍贵的法学资料。
而他自己，也业艺精进，心怀火烛，
开创性提出了行政法“平衡论”，是软法研究倡导者，
他著作等身，主编《行政法学》、《行政法论》，
都是国内公认的权威法学教材，
他也被誉为“大学问、大胸怀、大眼界”，
成为中国现代行政法学的 “一代宗师”、“法学泰斗”。
他直接主导参与了多部行政法的起草，包括：
《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
为中国“民告官”而立法的夙愿，终于得偿。
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正式施行，
从此，“庶民告官，有法可依”。他说：
“《行政诉讼法》实施的那一天，很多人放鞭炮，
说这是中国立法史上极辉煌的一天。”
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也正式施行。
他还直接践行法律，以法济世。
1995年6月，因在现代行政法学界无可替代的地位，
他“学而优则仕”，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担任大法官，分管行政审判工作，
因为“不怕困难、抵抗干扰、严肃执法、公正司法”，
被赞誉为“人民法官”。
对于从政的组织安排，他却“痴心不改”，
主动提出不脱离教学科研岗位。
这期间，他既要授课，又要审判，还要培训法官，
内中艰辛困苦可想而知。
他说：“这几年虽说有苦，但也有乐，
而且乐的程度要大一些。”
乐，在于见证了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历程。
据统计，仅2010-2015年，
全国就受理了80万起“民告官”案件，
吏治的法律监督、人民监督更加掷地有声，
祸害千年的“官贵民贱”思维，向“官民平等”扭转。
河南坐11年冤狱农民赵作海，获国家赔偿65万元，
内蒙古呼格冤杀案，其父母获国家赔偿206万元，
福建念斌冤案，获国家赔偿119万元，
浙江张辉张高平奸杀冤案，获国家赔偿221万元，
这些著名的公民获国家赔偿事件，
背后，都离不开罗豪才的默默贡献和艰辛付出。
他心心念念是学生，始终将学生装在心里。
他的学生回忆，
虽然罗老师已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
却从未因为公事繁忙而缺课，调课也极少。
在那公务教务混杂、最繁忙的六七年里，
罗老师每周的授课从未间断，
即便全国政协开会期间，
他也会尽快安排好事务，准时赶回未名湖畔上课。
他的学生写了一篇论文，
足有一万四千字，上交一周，罗老师便予返还。
原以为老师太忙没时间看，翻开后却吃了一惊，
老师不但详细注明了3条修改建议，
还对不少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作了批注。
有位博士回忆，自己10余万字的博士论文，
罗老师逐字进行了批阅。
他兼容并包，没有门户派系之见，
慕名前来咨询请教的学生，他一视同仁，悉心指导。
他推崇学术自由，支持学生发表观点、争辩提问，
出版论文集时，
总将支持和反对的观点并列，不分先后。
他先后主办过数期高级法官“行政法专业班”，
是全国行政审判的“最高导师”，
全国最优秀的行政法官和律师，几乎都是他的学生。
他满怀爱国之志，是华侨界别的著名人物。
因为身份关系，他在北大求学期间，
就是校学生会华侨工作部负责人，
大三时，当选北京市侨联委员。
1986年，当选北京市侨联主席。
尔后，先后当选中国侨联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
1998年后，先后任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上世纪60、70年代，国家经济困难，
他协助北大办起了“华侨食堂”，
该校300名归侨师生，没有一人因为困难申请出国。
他奉行“要为归侨侨眷讲话”，
推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立法，
帮助解决华侨农场、林场建设及华侨投资等问题。
他说：
“我走访过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地，
总喜欢到唐人街、华人区、侨团走一走。”
他有高级职称、有高官职务、有华侨的特殊身份，
但他的生活却从不特殊。
上世纪90那年代，
罗豪才的“二八”自行车在北大颇有名气，
那时，他已是北大副校长，
一米八六的高个子校长，
总骑着一辆刹车不灵的“二八”自行车，
穿行于燕园的每一个角落，
“双脚一踩地，车就停住了。”
当时，燕园学子每每见到，都倍感亲切，
如今，回忆起这些细节，无不感动落泪。
他的这辆自行车一直骑到90年代末，
虽然那时他已官至“副国级”。
活到老学到老，他的学术亦从不止步，
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以后，
他担任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
2016年，
他还就“互联网时代的人权与发展”等热门议题发声。
无疑，罗豪才先生既是中国一代法学大师，
更是“教书匠”、“人民法官”、“人民公仆”。
归国赤子，豪情满怀；才高八斗，以法济世。
他潜心书斋，却又不止步于书斋，
奋力以法济世，匡扶万民。
正如他自己所说：
“身逢盛世，能为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
为侨界尽绵薄之力，我荣幸之至！”
现在，他走了，似乎带走了一个时代！
我们深切缅怀罗老师、罗大法官、罗老先生，
只因他那“三尺讲台，耕耘一生”的朴素师德，
只因他那“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学者风范，
只因他那“居庙堂高，念江湖远”的家国情怀！
罗老先生千古，愿您一路走好，
中华之崛起，亦必将如您所愿！
（参考资料：1、马荣真：《罗豪才：静于书斋 观至天下》；2、张向永、周强：《罗豪才：豪情赤子铸法魂》；3、凤凰网：《现代行政法学奠基人罗豪才逝世》；4、图片及素材均源自互联网）
愿世间所有温暖的人，
都能在景桥相遇，就像久别重逢。
我是景桥，谢谢你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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