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书易系辞》墨迹
《书易系辞》,纸本,全册共十四开,102字,均纵36.5厘米,横61.8厘米,是朱熹存世仅见的大字真迹。每行仅书写二字,内容为《易经·系辞》的节句。笔力凌厉豪劲,墨色黝黑,显得格外精神奕奕。古代许多书法家是不善于写大字的,但这恰恰是朱熹的擅长,所以他的大行书远远胜过小行书。作品有朱熹名款及“定静堂”印记,为林宗毅先生所藏,后捐赠与台北博物馆。
朱熹(1130.9.15-1200.3.9) 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 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婺源县)人。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赞美他:“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乾道三年(1167),偕学生林用中、范念德从福建赶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然后同游南岳。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千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最,史称湖湘学派自此之后,才去短集长,臻于成熟。淳熙十二年(1185),他还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的方针,使书院教育走上正轨。在石鼓书院复兴后,应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请,撰写了一篇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由张栻亲书,后人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使“石鼓有声于天下”。他一生三次监南岳庙,但都只是遥领食俸,并未亲临南岳。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朱熹墓建阳黄坑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来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
(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
(二)罢黜和议;
(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白鹿洞书院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岳麓书院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考亭书院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延伸阅读
朱熹尺牍《与彦修少府帖》,纸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熹顿首彦脩少府足下:别来三易裘葛,时想光霁,倍我遐思。黔中名胜之地,若云山紫苑,峰势泉声,犹为耳目所闻睹,足称高怀矣。然猿啼月落,应动故乡之情乎;熹迩来隐迹杜门,释尘棼于讲诵之馀,行简易于礼法之外。长安日近,高卧维艰,政学荒芜,无足为门下道者。子潜被命涪城,知必由故人之地,敬驰数行上问。并附新茶二盝,以贡左右。少见远怀不尽区区。熹再拜上问彦脩少府足下。仲春六日。
朱熹《致教授学士尺牍》,纸本,草书,33.1 x 29.3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幅“教授学士”尺牍,是以行草书成。绍熙五年(1194),朱熹六十五岁时,辞知潭州(今湖南长沙)任的时候所写。这幅尺牍中,朱熹的起笔多侧峰斜出,行笔迅速,转折自然,虽无意于求工,但点划波磔,无一不合传统书法的法度。
朱熹《书翰文稿》,行草书。信札二幅,纵33.5厘米,横34厘米和纵33.5厘米,横45.3厘米。作于庆元元年(1195)。辽宁省博物馆藏。
《书翰文稿》凡60行,后有元、明两代共11家的题识跋浯,内容包括朱画象像。明王鏊《震泽集》云:“晦翁书笔势迅疾,曾无意于求工,而寻其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矩蠖,岂所谓动容周旋中礼者耶。”
《卜筑帖》,草书尺牍卷,纸本,纵33.7厘米,横52.5厘米。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释文:
熹顿首拜覆:窃闻卜筑锺山,以便亲养,去嚣尘而就淸旷,使前日之所暂游而寄赏者,今遂得以爲耳目朝夕之玩,窃计雅怀亦非独爲避衰计也,甚善甚感!所恨未获一登新堂,少快心目耳。蒙喩鄙文,此深所不忘者。但向来不度,妄欲编辑一二文字,至今未就,见此整顿,秋冬间恐可录净。向后稍间,当得具稿求敎也。所编乃通鑑纲目,此年前草例,今夏再修,义例方定,详略可观。亦恨未得拜呈,须异时携归,请数日之间,庶可就得失耳。末由承晤,伏纸驰情!熹顿首上覆。
朱熹《大桂驿中帖》,纸,纵33.4cm,横57.3cm,行草书,17行,240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帖是《宋贤遗翰册》中一页,内容为应酬类。记朱熹乞放归田、拟归考亭、再唤猺人蒲来矢诸事。按朱熹《年谱》,宋绍熙五年五月知潭州,《宁宗本纪》言:“七月庚午,召秘阁修撰知潭州朱熹诣行在。”文中“辛苦三月,已不胜郡事”,即五月至八月,在任正好三个月。“告归未获”,指朱熹在六月曾“申乞放归田里”。文中所提及诸事多为绍熙五年事,故推算此帖为绍熙五年作品,朱熹时年65岁。
《大桂驿中帖》书法纵逸不拘,醇古自然,神态娓娓,如烟云风卷,意在行文,有自得之趣。如詹景凤所言:“不以书名,固以学掩之。”
鉴藏印记:“张鏐”(白文)、“吴桢”(朱文)、“周生”(朱白文)。
释文:
八月十五日熹顿首上启。大桂驿中草草奉问想已达矣。行次宜春乃承专介惠书。获闻比日秋暑,政成有相起处多福为慰。熹衰晚亡堪,辛苦三月,已不胜郡事。告归未获,而勿叨此。虽荷朝廷记忆之深,然踈阔腐儒亦何补于时论之万分哉。已上免牍,前至临川,恭听处分,即自彼东还建阳耳。辰徭复尔,应是小小仇杀,不知今复如何。昨来所以不免再唤蒲来矢辈赴司羁縻之。政以争竞有端,不可不预防之。新帅素不快此事,不知其来复以为如何耳。得其平心待之,不至纷更,亦幸事也。人还草草附报,不它及。阁中宜人,诸郎姐哥佳胜,儿女辈时问。益远,惟善自爱。以须召用为祝。不宣。熹再拜上启会之知郡朝议贤表。
朱熹《秋深帖》(致会之知郡朝议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八月七日熹顿首启。比两承书。冗未即报。比日秋深。凉燠未定。缅惟宣布之馀。起处佳福。熹到官三月。疾病半之。重以国家丧纪庆霈。相寻而至。忧喜交并。忽忽度日。殊无休暇。兹又忽叨收召。衰病如此。岂堪世用。然闻得是亲批出。不知谁以误听也。在官礼不敢词(词疑作辞)。已一面起发。亦已伸之祠禄。前路未报。即见归建阳俟命。昨日解印出城。且脱目前疲冗。而后日之虑无涯。无由面言。但恨垂老入此闹篮。未知作何合杀耳。本路事合理会者极多。颇已略见头绪。而未及下手。至如长沙一郡。事之合经理者尤多。皆窃有志而未及究也。来谕曲折。虽有已施行者。但今既去。谁复禀承。如寨官之属。若且在此。便当为申明省併。而补其要害不可阙处之兵。乃为久远之计。未知今日与后来之人。能复任此责否耳。学官之事可骇。惜不早闻。当与一按。只如李守之无状。亦可恶也。刘法建人。旧亦识之。乃能有守。亦可嘉也。李必达者。知其不然。前日奉诿。乃以远困之耳。得不追证甚喜。(六字旁添)。已复再送郴州。令不得凭其虚词。辄有追扰。州郡若(若字旁添)喻此意。且羁留之。亦一事也。初听(二字旁添)其词固无根。而察其夫妇之色。亦无悲戚之意。寻观狱词(四字旁添)。决知其(二字倒写)妄也。贤表才力有馀。语意明决。治一小郡。固无足为。诸司亦已略相知。但恨熹便去此。不得俟政成。而预荐者之列耳。目痛殊甚。草草附此奉报。不能尽所怀。惟冀以时自爱。前迓休渥。閤中宜人及诸郎各安佳。二子及长妇诸女诸孙。一一拜问起居。朱桂州至此。欲遣人候之。未及而去。因书幸为道意。有永福令吕大信者。居仁舍人之亲姪。谨愿有守,幸其誉之也。熹再拜启。会之知郡朝议贤表。
朱熹《论语集注残稿》,纸本,日本藏。
释文:
子曰; “仁者其言也訒。”[訒, 音刃。訒, 忍也, 难也。仁者心存而不放, 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发, 盖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 故告之以此。使其于此而谨之, 则所以爲仁之方, 不外是矣。] 曰; “其言也訒, 斯谓之仁已乎?”子曰; “爲之难, 言之得无訒乎?”[牛意仁道至大, 不但如夫子之所言, 故夫子又告之以此。盖心常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 “君子不忧不惧。”[向魋作乱, 牛常忧惧。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 “不忧不惧, 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 “内省不疚, 夫何忧何惧?”[夫, 音扶。牛之再问, 犹前章之意, 故复告之以此。疚, 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无愧于心, 故能内省不疚, 而自无忧惧, 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
朱熹《致程允夫书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