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马拉松（情感小说）
文／袁立沛（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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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不久，在邓小平与胡耀邦大力肃清极左路线的大事下，我终于获得了到原单位的复工复职。那时我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与朱英办理离婚手续。可是我刚一提出，她就发疯般与我大吵大闹起来，闹得左邻右舍纷纷赶来议论，指责我没良心，是秦世美再现等等，搞得我满是灰头土脸，头都抬不起来。其实，婚姻法早就明确制定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就可以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强行维持这种只是厌恶与仇恨而缺乏理想与情感的夫妻关系，社会主义法律岂不成了保护那些任性与无知者的工具？但我那时在农村已呆了20多年，根本不知法律，只好强忍着，待后再说。
但我在原单位里上班时，一直在思考着，怎样才能既能离婚又不受到人们指责的这个问题，最后想出的办法是把她们母女俩的户口也迁到县里来。朱英是知青，早就成了非农业户。当时政策对知青的政策是，未婚知青可以返城农婚知青为防夫妻二地分居后造成家庭破裂，不能返城，但可以进入社队厂上班。这种厂不受劳动局管辖，没有养老与医疗保险待遇，随时可能倒闭回家；但在县城户口的知青，劳动局早就把他们的工作安排到国家单位领去了，等我把朱英母女俩的户口迁到县城，劳动局对知青工作的安排早已结束，甚至“知青办”这一机构也撤销了。但我不管，差不多天天都去闹，像蟒蛇紧紧缠住他们一样不放。最后他们出于无奈，安排朱英一家到国营工厂去做临时工一年，与我说好在这一年里，她表现得好，厂方同意要她，就定为正式工；表现不好，厂方不同意要她，叫我再也不要去纠缠他们了。
这一年在我再三叮嘱下，她在厂里倒也埋头苦干，不过厂里再苦总比生产队里干活要轻松。到一年期满的那天，厂长特意的到她车间来，告诉她明天上午到厂后就可到他办公室来签订的她的正式合同工了。这一消息不但她高兴满车间的工友也替她高兴，下班后在回家的路上，她不知是高兴过头还是心思开小差，骑自行车竟骑到路旁的深沟里去了。结果她的右脚踝只有七公分一点皮还连着，其余连筋带骨全部折断，一点儿也动弹不得，只有当她拼命喊出“救命”时，路人才发现深沟有辆自行车与一个人躺在那里。有人赶到厂里去报告厂长，厂长连忙派人与车把朱英从沟底抬到车上又送到医院去抢救。
我在厂里接到这个电话，也正是在准备下班。知道朱英在回家路上出了车祸，问严不严重？现在人在哪里？对方说人在医院急救室，严重不严重你自己来看就知道了。
我忐忑不安地赶到医院，在手术室门口等了一个左右小时，才见朱英睡的救护车从里面推了出来。我见她没哭没哼，只是流着泪水，也没有在寻找我的意思。我想那是她大概身上的麻醉药尚未消失之故。于是我冲进手术室，问尚在解衣洗手的医生，刚才动手术的那个病人将来会不会成残废或留有后遗症？医生告诉我说，这要看一星期后的情况，那时如果她的伤口没有发炎，今后恢复基本上能良好；如果伤口发炎了，就很难说了。我赶紧说，那您在这一星期要用最好的药给她治。医生说这我们知道，可是有些事情是很难得到保证的。
我与医生谈完后走出手术室门口，厂长正在外面等我说话。他对我说，朱英这次出了车祸，真是不幸，除了身体的伤痛外，还有医药费问题……因为她与厂里还没有办过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的手续，这次她的车祸，医药费还不能在我们厂报销，只有你们自己负责了。
我听后两泪夺眶而出，因为我从医生那里不知道她今后的病情会怎样与需要多大的医药费……
这天夜里打了止痛针的朱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睡在打铺在地上的我怎么也睡不着，想着想着又流下了悲哀的泪水。我想我真是个命运不济的人，今天朱英厂的厂长已通知她明天可以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谁知今天会出这场车祸，如果她的脚今后留下了后遗症甚至残弱，不但医药费要自己全部负担，就是今后也不一定能进场干活。如果她明天成了正式工，那么我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她提出离婚，这是名正言顺的事，谁也无话可来批；如果以后她成了残弱，我就得终身养她了……
事情真是屋漏天下雨。她住院已经一个月过去了，那只脚踝还是红肿不退，而且每天还要出脓水换纱布，说明脚踝里面还在发炎。医生也觉得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转院，先到宁波，最后到上海。上海的医生一看就说脚踝的骨髓炎已经很严重了，再不来及时治疗，那只脚只好据断处理……后来在上海经过二个月的治疗，朱英的脚是治好了，也没留下很大的后遗症，能继续上班，厂长也给她签订了正式工，可是她在上海的这二个月里，有一半时间在娘家休养换药，她妈喜欢搓麻将，天天有人到她家来玩，她看着看着，从此也就学会了，以致当她退休后就天天搓麻将，一发不可收。而我经过她脚伤转辗治疗，不但原单位给我的属于三案人员的一次性补贴费全部用光，还背了很多债。它像巨石一样沉重的压在我身上，任何有关浪漫的念头都被无情的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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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住院期间前来探望我的朋友，还是不少的，有过去厂里的同事，也有文友与退休后在公园里聊天的新交朋友。病初时我的意识比较模糊，当我恢复了思路，对方向我询问也能一一回答时，在相互交谈中把我在医院里孤独与寂寞也会渐渐地冲淡些。
但是有一个朋友——不，是一对夫妻——来探望我后，不仅没有给我带来慰安后，后经护士一量血压，我的血压大大的升高了，超出了由药物控制的范围。医生感到奇怪，问我是不是我的老婆惹我生气了？但我知道这一次的血压突然升高，是怪我自己过去传统思想的封闭，不听宋安安的劝告，才落到今天的地步……
那是十多年以前冬天的一个傍晚，造纸厂做日班的职工们都下班了，大家走出厂外，更感到一阵寒冷。公路二旁原来美丽富饶的田野变成了荒凉，菜农们早把大块大块的蔬菜地用白色的尼龙薄膜做弓背形的盖了起来；还留着一小块一小块零星的绿色菜地，那是小农们种的。太阳已有好几天不露面了，天色一直处在灰暗与阴郁中，而且还有越来越劲的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刮的面孔生痛。据气象台报告，这是冷空气降温的先兆，要人们及时穿衣保暖。
可是这天这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寒冷，而且心里暖洋洋的，又感到非常的轻松。我与同一科室里的女同事宋安安从厂大门出来后，并肩骑车回家的路上，终于克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向她吐露了自己的心迹，笑着说：经过这几年的努力，过去为治疗老婆脚伤所背的债务，今天到家后拿着存款到银行去取钱，可全部还清了；还有我的女儿也成正式工了，我终于可以无债一身轻了。
是吗，那我要衷心的祝贺你了！宋安安转过头来，深情地看着我笑道。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想我现在也对得起老婆了，既帮她找到了工作，又还清了债务，如果我现在向她提出离婚，想必再也没有人会来阻止我指责我了。
那你何时向她提出离婚啊？
我看了她一眼，见她正以欣喜甚至期待的目光瞧着我，我什么都明白了。我与她在同一科室上班，彼此性格与能力都了解，又知道她与丈夫感情不好在前几年就离婚了，有人劝她再婚，甚至介绍男友给她，都被她婉言谢绝了。为这事我一直不解，曾问她为什么这样坚持不结婚。难道世界上没有一个被你看中的男人？这时她凄然地笑了笑，深情的瞧着我说，我正在等一个人。我问她是谁？她意味深长地笑着说，不告诉你！
过了几天，宋安安主动对我说，我也知道你们的情况，你们的夫妻感情早就彻底没有了，而现在所以还维持着，主要是为治疗她的脚伤所背的债务还没还清，如果早知这样，我是愿意助你一臂之力的。我听到这话，吃了一惊，继而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时，便非常感动的对她说：谢谢你的关心，可是一个人的包袱，由他自己来卸，才会感到真正的轻松，你说是吧。
现在好了，时间到了，条件也成熟了。我抱歉的告诉她：安安，让你久等了，不过现在快了，就在今天晚上我会向她提出离婚的。我估计她也会同意，因为她也知道我们的夫妻生活早已名存实亡了。明天，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安安听了这话，即刻欣喜说：好啊，我正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呢。
当天晚上我为了替自己壮胆，在吃晚饭时打了半斤黄酒。我一边喝一边想，我该如何向朱英开口说这事才好。女儿余好像洞察了我的心事，问：爸，你今天喝酒了，心里有事吗？经女儿一问，我才想起家里除了我与朱英外，还有一个心爱的女儿。她已经大了，该懂事了。我相信我的决定肯定会得到她的赞同，不妨事先与她通通气。
什么？你要与妈离婚？就现在？余听后如雷轰顶，仿佛天就要塌下来了。爸，我知道你与妈的感情不好，也知道过去所以没有离婚的原因。可是爸，您是不是能再拖一二年啊？因为……因为我已经有了男朋友，如果在我未结婚前您与妈离婚了，这事传出去多难听，我男朋友家会怎么看待我啊@
我听到这话，沉思了一会儿，抬起头长长的叹了口气，久久不语。当我在低头看见她那种焦急与恳求的眼光，立即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似的清醒过来：是啊，女儿与有20岁了，应该谈婚论嫁了，如果在结婚前我与她妈离婚了，这对她的终身大事会造成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不说余的男朋友家会怎么看待我们，就是隔壁邻居与厂里的同事也会来嘲笑我们……
那么宋安安，她会谅解我、继续等待我吗？对这我心里真是没有一点底。第二天去上班时，我早就在宋安安出来的弄堂口等候了。
过了一会儿，宋安安正骑车出来，在弄堂口一看我的脸色不是她期待的喜悦，而是很凝重，甚至有点沮丧，预感情况不妙，便等我开口。那时我不知道自己如何向她说才好，过了好一会，终于期期艾艾地向她吐露了自己的为难之处，她看着我真是失望至极，但想了一会儿还是问道：那你知道你女儿何时结婚吗？听我说不知道，她便开导我说：做父母的为儿女着想也不是不应该，但现在你女儿大了，已是成年人了，你抚养她的任务可以说是完成了，至于她的婚事，你能帮的就帮，帮不了的只好由她自己去解决，常言道：儿女自有儿女福，你为了她把自己的幸福也搭进去了，这是何苦呢。我觉得她说的道理是不错。可是一家不知一家的事，我根据自己的经验，一个人在结婚前不十分了解对方而贸然结婚——闪婚——这样的婚姻大多不会牢靠与幸福。我只有一个女儿，当然希望她的婚姻美满幸福，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不然的话，即使我幸福了而她在痛苦中，我也不安心啊！这是我心里想的，在嘴上没有说出来，但也逃不过她那双敏锐的眼睛。她即刻换上了一副讪笑的脸孔，说：你了解现代年轻人的情况吗？他们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今天说恋爱明天就结婚了，也可能明天结婚后天就离婚了，你管得了吗？见我沉默着，没有反应，她也知道沉默就是表示不认同，便淡淡地对我说道：那我们的事，就以后再说了。
过了一年，宋安安问起我女儿的婚事，我无奈的告诉她，至今还没八字一撇，头个吹了，现在这个我问她她也不说。于是又过了一段时间，那天我从外面走进科室里，刚刚在自己的写字台前坐下，有个50岁的陌生男人笑嘻嘻的向大家递了支中华牌香烟，包括我在内。我抬头凝视那人是谁时，有人笑着告诉我说，你抽吧，你抽吧，这是我们宋小姐的男朋友！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转头去看宋安安时，见她含嗔的瞪了我一眼，马上把头别过去了。
此后我开始了抽烟喝酒。我对烟酒本来没有嗜好，现在觉得心里空虚烦闷，好像总有一块大石头压着似的，于是在抽烟中看着那袅袅上升的烟雾就有腾云驾雾之感，在喝酒中喝的昏昏沉沉时就会忘却心中的烦恼与苦闷。此后对抽烟喝酒变成了习惯，一发不可收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身体出现了经常头昏脑胀的现象，到厂医量血压，收缩压超过了140毫米，舒缓压超过了95毫米，已居高血压症状。在吃药方面，我是听从了医生的嘱咐，但在抽烟喝酒方面却做不到医生的嘱咐，以致血压一直居高不下。至于我女儿的婚事，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她似乎把恋爱与结婚既当大事又当儿戏，既很认真又很马虎，她的男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直拖到了五年后才算尘埃落定。
更没有想到的是，女儿结婚三年，他们两夫妻终因种种原因而离婚。结婚时房产是男方的，离婚在分割财产时，她几乎是一无所有，净身出走。那时我与朱英也是先后退休，家里也没有别人，她回到娘家后觉得很是自由舒适。
我家不大，只有二室一厅的80平方米，在女儿来之前，我与朱英虽是同桌吃饭，却分间而睡，而且由于我对文学的投入太深了，从不过问她的事——何时出门，何时回家，在外面干什么。只有一次，我随意的问她，你一个女人，多待点家里少出去点好不好？她毫不客气地说：叫我待在家里陪你啊！说得我哑口无言。
现在家里来了女儿，我与朱英只好同睡一张床。床很宽，分被而睡，又不是睡在同头。尽管这样，也给双方带来了不便：她说我睡着时打呼噜影响了她的睡眠；我说我睡着了，你才来的响动却吵醒了我，再也睡不着了，非吃安眠药不可。此外，由于女儿年轻，交际较广，除了她自己出去玩，有时也带朋友来吃饭或搓麻将。这无疑打乱了我的生活秩序与文学写作。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终于向她们母女俩提出我要回到乡下老家去住。女儿虽然再三挽留，当我决心已下，谁也阻止不了。朱英不想回到乡下来住，可是有一次她们母女俩来乡下看望我，看见农村里设置了老年活动室，那里有打牌走象棋电视机在放映，觉得乡下的生活很丰富，而且都是熟人。于是她也到乡下来住了。据她来后说，她与女儿住一起，要烧饭、买菜拖地板等等，简直是在做老妈子。这当然是夸大的说法，她烧的菜我不要吃，就是女儿也不想吃，而且女儿自己是会烧菜的。
但她来后给我带来了麻烦。二人生活在一起，哪怕是夫妻，如果不是意气相投情绪融洽，必然要产生矛盾。她对生活的投入，在玩乐上比吃拉还重要，而我在写作也是如此。其后果便是谁也不管，烧饭吃饭有时会错过时间，有时会没有一碗新鲜菜。如此生活，我怎能受得了！在忍无可忍情况下，我骂了她，她反骂我说，一天到晚呆在家里，也不出去买菜烧饭。于是一气之下，我打了她。从此以后她到老年活动室倒是不大去了，却跟几个老太婆到一座叫道道庵里去念经，其投入的程度不亚于打牌搓麻将，对家务仍是不闻不问。对此我也无能为力，向几个较为知心的朋友诉说我的苦闷时吐露出我要离婚的决心，但他们出于好心规劝我说，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离坟墓也不远了，在一起还能过几年啊，算了算了，就忍耐点吧。有的奉劝我说，天下夫妻大多是争争吵吵过来的，真正恩恩爱爱白头偕老的夫妻有几对啊！
经朋友的劝告，我是忍耐下去了，朱英再也忍耐不了了。这次我与她的爆发终于铸造了我的终身伤害与再也无法挽回的结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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