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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可嘉，底蕴颇厚，潜力很大
——读《红杉树下》和《印象南京》心得
文／钟锐（江苏）
我与陈德民先生交往多年，真是坦诚相待，情深谊长。尽管因为我年长一辈，他又是我曾供职20多年的《雨花》杂志的作者，故而他一直尊我为师。实际上，我先后有三部书稿都由他创办的南京远东书局策划出版。其间，我们合作得相当愉快。应当说，是他帮了我的大忙。由此，我要向他真心道一声：“谢谢！”
最近，阅读德民先生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杉树下》和古风体七言长诗《印象南京》，收获甚多，主要有如下三点心得。
首先，作者以非凡的艺术勇气，敢于挑战前人，精神可嘉。
《红杉树下》是知青题材。对此，文学界素有“南叶北梁”的说法。“南叶”指的是上海知青作家叶辛；“北梁”指的是北京知青作家梁晓声。他俩都是当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后来回城各自成为知青题材创作高手，他俩的许多知青小说及其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都家喻户晓，影响广泛而深远。且各自曾荣获多项全国文学大奖。根据叶辛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由其本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红遍大江南北。梁晓声创作的北大荒知青题材的系列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师恩难忘》、《年轮》等更是驰誉长城内外。
德民先生出生于1962年，上世纪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他还只是个在校学生。而今，德民先生以非凡的艺术勇气，重拾知青题材创作，向包括上述两位著名知青作家在内的所有作家发出大胆挑战，真是精神可嘉！
《印象南京》是古风长诗。而历朝历代诗词达人留下的咏叹南京的名篇佳构浩如烟海，妙言丽句更是难以计数。
其中，最让人耳熟能详的当数毛泽东同志所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首诗写于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渡江解放了南京之后。毛主席写下此诗，表达了人民解放军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以及解放全中国的必胜信念。
现在，德民先生以1280行的七言古风长诗《印象南京》挑战历代名家名篇，这样的艺术勇气与长篇小说《红杉树下》的创作一样精神可嘉！此其一。
第二，作品集中展示了作者丰厚的文学底蕴，具备较高的艺术水准。
德民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杉树下》和古风长诗《印象南京》决非一时心血来潮，敷衍成篇，而是凭借比较丰厚的文学底蕴，反复锤炼所得。
打开《红杉树下》，连云港市海州马陵山一带的乡风民俗和泥土气息扑面而来。文中反复出现的海州大调更是风味十足，亲切感人。这是德民先生自小对苏北家乡十分热爱的结果。至于小说中塑造的那一批从南京到马陵山下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形象，更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那一个个熟悉的陌生人都是德民先生曾经朝夕相处、深观细察的结果。如果离开了日常丰厚的生活积累，这一切根本无从谈起。
再说，《印象南京》这样一千多行的抒情古风长诗，并不像民歌体的顺口溜那样比较好操作。如果没有一点对于古诗词的起码修养，那是根本写不起来的。
说来也巧，早在学生时代，我对古诗词也比较感兴趣，初入文坛的1971年，在《解放日报》“看今朝”副刊发表的一百多行叙事诗《车把式》以及1977年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的数十行叙事诗《石铁锤》都是五言古风，直到1993年在全国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征文大赛中获奖的一百行七言叙事长诗《新琵琶行》受到较高评价。由此，我对古风诗词创作的甘苦略知一、二。
不说别的，单讲德民先生《印象南京》如此详细地吟述南京历史，以及罗列众多骚人墨客留下的咏叹南京的诗词文章，那该花费多少时间去搜集相关的文史资料，调动多少日积月累的常识。至于具体操作这么长古风七言过程，即使各章节不那么讲究起承转合，平仄用韵，就是做到大体工整，好读上口，所需的功力也是十分了得！
可见，无论长篇小说《红杉树下》，还是古风长诗《印象南京》，都集中展示了德民先生丰厚的文学底蕴。这是拜读德民先生两部大作的第二个心得。
第三，作品谋篇布局和政治高度还可商榷，作者创作潜力很大。
长篇小说《红杉树下》和古风长诗《印象南京》出版、发表后好评如潮，赞赏有加。而谈论不足之处的凤毛麟角，十分少见。我想根据鲁迅先生关于评论文章应当做到：“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准则，不揣冒昧，试着对德民先生的两部大作的缺憾提出一些不成熟的个人意见，以此证明，德民先生的创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常识告诉我们，要想在“文革”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对于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实行突破和超越，真正写出一点新意来，那就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实现突破和超越。决不能再停留在叶辛、梁晓声等辈所经历和认识的那个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命运蹉跎的年代”。
我正在撰写的三部“百年”（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系列理论专著之一《第三次新文化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流变》中提出：“为何继发生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以树立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中国第一次新文化浪潮，以及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承接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的延安时期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中国第二次新文化浪潮之后，新中国成立近30年，迟迟没有迎来又一次新文化浪潮，却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以反民主反科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为标志的反文化浪潮，直到21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今天，才正在迎来以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标志的第三次新文化浪潮？”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革”的精神，不才第一次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将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厘定为反民主反科学的反文化浪潮。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中极“左”思潮和反智主义体现之一，而改革开放中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改变文革”的思想路线。至于“回城”则明显是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拨乱反正。如将当年“上山下乡”和后来的“回城”都说成是“英明决策”，“不要互相否定”。那是“文革”幽灵不散，妄图借尸还魂的一种具体表现。遗憾的是《红杉树下》恰恰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表现的观念模棱两可，旗帜还不够鲜明。
当然，《红杉树下》尊重生活真实，写到知青下乡成立文艺宣传队，办农民夜校、识字班，请农技师进村培训农业种植技术之类，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彰显了文化和知识的力量。这对光强调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是一个有力的反驳。作品在人物塑造、心理刻画、情感冲突、故事叙述等方面都描写的十分真实、感人。
《红杉树下》有一个重要情节，作品设计文澜最终得了绝症，弥留之际，她的女儿文晓彤从文澜的日记里发现自已的父亲原来和母亲同为南京知青，便到南京寻找父亲郑东杰。这就将整个作品描写的最大悲剧归结为天灾（癌症）。我建议，将文澜由于“文革”造成的郁闷最终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而不能自拨，臥床不起。当女儿文晓彤带着郑东杰前来医院相见，文澜奇迹般地一跃而起，与郑东杰紧紧相拥，全家人在红杉树下重聚，谈笑风生，转悲为喜。这样，既传布了勇敢战胜“文革”这场人祸的正能量，也符合中国“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结局和易于接受的欣赏习惯，通篇的情调或有可能大幅上扬！
另外，《红杉树下》运用了父女俩现实对话与第三人称历史场景再现的笔法。这得到了不少论家的赞赏。也不知怎的，我在阅读中总感到有些别扭。我试着将郑东杰父女俩的现实对话通通去掉，也不要每章“情景再现”字样。这样就成了一部通常用第三人称写的小说，结构完整，非常干净、好读。如果一定要用现在父女对话作为各章节引子，那末，通常在“情景再现”四字后面应当是郑东杰用第一人称对于以往生活的回顾。这样的好处是身临其境，比较亲切，弱点是不能像第三人称那样对每个出场人物都进行心理描写。看来，两种笔法的长处无法兼顾。我比较倾向于不要父女对话的引子，直接干净利落地用第三人称的笔法。
常言道，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红杉树下》篇末说到文澜正在创作一部书名为《红杉树下》的长篇小说。由此，读者必定会猜想德民先生与小说中人物形象之间的瓜葛。这样，势必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搞乱，混为一谈。无意中哪个细节便会弄巧成拙，引起误解，恐怕不得不归咎为一处小小败笔。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诗有诗眼，文有文眼。所谓诗眼和文眼往往是一首诗词和一篇文章中最能透视其灵魂和主旨的地方。如若迷眼朦胧，必定魂不守舍。反复阅读德民先生的古风长诗《印象南京》，总觉得它的诗眼还不够明亮。其中的南京印象有些扑朔迷离。这恐怕与作者没有把握好抒情的角度直接有关。按说，既然副标题是“——献给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那么，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同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理应紧紧抓住它，从这里着眼落笔。说得更直接一点，我认为，在《第三章文脉诗风》中，将毛主席所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与众多文人黑客吟咏南京的诗文一般见识，显然处理不当，特别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两句理应是古风长诗《印象南京》的一对非常明亮的“诗眼”。
如果由此入手，全诗围绕这一点展开，那末，“序曲”和“尾声”紧扣这点，“第一章时空回眸”不必那样洋洋洒洒地为“江南十代帝王”树碑立传；“第二章山水形胜”也用不到那样费尽心机地描摹南京的山水。因为南京的奇山异水，乃至一砖一瓦都是人民的江山，人民的创造。“第三章文脉诗风”更无必要铺陈历代文人墨客的南京印象，而应让他们面对“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这对闪闪发光、咄咄逼人的“诗眼”，如何设法去改动他们陈旧、过时的诗文。
这样，“第四章琵琶新韵”和“第五章区邑赞歌”便可能成为全诗最入眼、最精彩的章节，既可避免如今太多的重复意象，也可将如今平铺直叙、比较冗长的篇幅起码精炼、浓缩一半以上。
还有，作为《印象南京——献给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古风长诗，有几个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万万不可磨灭和永难遗忘的南京印象——
一是毛主席当年视察栖霞区十月村。虽然这只是新中国人民领袖的一次普通的亲民举动，却是历代高踞南京的帝王将相们根本不能做到的行为。笔者曾专门去采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当年人民领袖的风采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二是每年12月13日南京公祭日，上午10点整全市拉响警报，为30万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默哀三分钟。
三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南京大学胡福民同志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大胆批判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所谓“句句是真理”的谬论，拉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幕，吹响了改革开放思想大解放的第一声号角。2018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期间，胡福民同志光荣地被评为全国100个改革先锋之一。
四是2019年10月，南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世界文学之都。这在中国内陆城市中还是第一个。
五是《印象南京》“第三章文脉诗风”中虽毫不避嫌地提到作者所创办的“远东书局誉文坛，文人墨客有共鸣。”但似乎缺乏较为有力的佐证。在下乃一介书生，无名小卒，根本不入文人墨客之流，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言，我确实有三本比较难于问世的拙作先后由远东书局策划出版。结果，反响还相当不错。
提起图书出版事宜，恕我直言，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与虎虎有生气的自然科学界相比，仍然停留在只能千方百计地证明现成理论的正确而无法越雷池半步的垄断状态。而当今中国文坛则被一些以趋时或媚俗见长的作家和评论家所把持，常常错将应景之余当作传世之作来推崇，少有真正的好作品问世。
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出于我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草根学者和普通作家之手的上述三部书稿，竟然冲决人为设置的重重樊篱和层层罗网，脱颖而出，并受到相关专家的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博得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和一致赞赏。乃至有行家认为，《第八大发现》创造了一个无名小卒敢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比肩，同样有所发现的小小奇迹。 《大运河之梦》则突破“文革不能写”的禁区，塑造了一个懵懂半世、愚忠一生的典型人物形象，揭示了新中国培养的一代人文知识分子最大悲剧所在，从而填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小说人物形象画廊的空白。那部《跨世纪的论战》评述的中外十种文化论，几年后即作为十大怪论，与其他十大怪才、十大怪事一起，收入章回体长篇评传《三十年目睹文坛之怪现状》，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后记：“著书不为丹铅误，中有风雷老将心”》曾惊叹：“当下五光十色的文坛很有点儿像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现在缺少的不是朝内那些专投皇帝所好，爱说假话的御用幕僚，而是街头那个敢讲真话，戳穿骗子伎俩的天真孩子。我想，我一直在争做这样一个孩子。”
上述三部书稿出人意料的结果，对我努力响应并实现王蒙先生关于“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的倡导，颇具里程碑的意义和标志性的价值。
而所有这一切全赖德民先生掌门的远东书局精心策划。这一点，我想也可以作为“远东书局誉文坛”那句诗的一个小小例证。
总之，德民先生还有很大的创作潜力可挖。这是我的第三个读后心得！
上述三点心得，算是我与德民先生的一次坦诚交流吧！不当之处，还望多多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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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传略
钟锐 又名李迅，本名姚忠瑞，1942年12月出生于江苏海门。中国作协会员，学者型作家。1965年毕业于扬州师院中文系，曾在家乡中学任教和县文化馆工作。1975年调《雨花》杂志当文学编辑，1998年起供职于江苏作协办公室，2004年2月退休。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章300多万字，出版三部小说集：《雨花村的孩子》（儿童小说集，西北大学出版社）、《水乡山歌》（短篇小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未开垦的处女地》（中篇小说集，南京出版社）；一部长篇小说《大运河之梦》（上海文艺出版社）。四部理论专著：《文学创作书简—— 一个编辑答一百个作者问》（编辑理论专著，南京大学出版社）、《跨世纪的论战—— 评当代中外十种文化论》（文化理论专著，中国文联出版社）、《第八大发现—— 纵论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规律》（马列理论专著，中国文史出版社）、《三十年目睹文坛之怪现状》（章回体长篇评传，作家出版社）。当代中国响应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倡导的一位努力践行者和辛勤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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