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怨不悔 庆幸自足（上）

四十年前的明天（6月21日），

是我到县林业局上班的第一天……

——编发小记，20220620

无怨不悔　庆幸自足（上）

——为调回寿宁四十周年而作

1982年初始，我以为，自己到福州工作六年了，在队部工作也有三年多，除了经济基础依然薄弱外，其他方面都已经有了与继续在福州工作、生活相适应的条件与环境。特别是工作上已经得心应手，并被局机关处室领导和同志们“看好”，得到队领导和同事们的“重视”，自己那种“是否婚后就调回寿宁”的念头仅仅是“一闪而过”或是“说说而已”，并未当成一回事来考虑[1]。因此，春节休假后回到福州，一边紧张地进行全队资料的准备工作，一边利用工余时间做着自己的“未来三年生活规划与年度计划”，即“1982～1984年总体规划和各年度的具体计划”，包括家庭、学习、工作等方面内容。

2022年3月，寿宁三峰公园的桃花

到2月25日晚上，我已经基本完成关于“学习”方面的阶段性安排，并打算在下周起执行了。然而，第二天，2月26日——九年前的这一天，我下乡插队，正式走向社会生活——下午，我先后得到两个相互抵触的消息[2]：一个是收到父亲2月22日的来信，说是有望调入寿宁县工商局工作。另一个是队领导决定让我参加“测绘技术业务骨干培训班”，结业后可以提升技术员[3]。

当时，我觉得：调进县工商局的机会以后大可能不再有，而参加培训提升技术员有的是机会——对后者，我是自信满满的——于是，我抱着“试试看”且未抱太大希望的心态，经过三天的“思考”、“后悔”而倾向“调回”之后，告诉老刘、老黄等队领导，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并向县劳动局发出“商调函”。

本来，对“调回寿宁”一事，我似有若无，去了“商调函”后，我便紧张地忙于全队作业资料的分析与分发。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3月5日，玉来电报说父亲患病，要我回去一趟——虽然感到疑惑重重，可我还以为是调回县工商局的事真的有希望，老卓伯伯[4]想找我当面说什么。于是，6日我请了假，交待了工作，7日从福州回到寿宁。

2022年6月，正在成长的桃果。

回到家，得知父亲右肋下肝部肿大，时有束缚感并伴轻微疼痛，其他并无不适。次日，陪父亲一道去县医院检查身体……路上，遇见老卓伯伯。他说：劳动局已打通关系，但人事局说工商局不能进“职工”、要“干部”。他提议去找一下商业局的老叶[5]，由其所属的公司先接收下来，再来考虑调进他那儿的事。卓伯伯说：只要有接收单位，县劳动局已同意发函。

此后二三天，也许是调动的难处，也许是想到调回后工资收入的减少而加重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拮据，再加上对调回寿宁我本来就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调动问题。于是，在等待检查结果的同时，我跟父亲说：“我调动一事，过些时候再说吧！”父亲看着我说：“等我联系一下再来决定，是不是更好？”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其实，我是在等待父亲的检查结果。

由于条件所限，两天后，县医院并未给出明确的诊断意见，只是建议到福州再做进一步的检查。面对父亲病状确实存在的情形（那肿块已经肉眼可见），我提出让父亲跟我一同回福州的要求，但被父亲婉言拒绝了。而且，父亲还打算正式跟老叶伯说我的调动问题——此时，我已经基本确定不调回寿宁了。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父亲时，父亲抬眼看着我说：“还是说一下吧，要是老叶伯同意了呢？”我也看着父亲，当我俩的目光相遇时，我忽然发现父亲的目光有些呆滞，但却是充满了某种期盼……

2022年3月，三峰公园“百步岭”旁的红花油茶。

在我2004年4月完成初稿的《丐儿纪事》中，有一则是这样说的——

3月12日　　午夜近一点钟了，天空乌云低压，窗外雨水嘀嗒。我在灯下，满腹忧愁——如果不调回寿宁而父亲又患重病，那么，我该怎么办……

——让我再次萌生调回寿宁念头的是3月15日。这一天，我在街头又一次遇见相交十多年的同学、同伴、挚友与兄长叶新民。叶新民劝我别忙着归队，他去问一下林业局领导，看能否进。中午，叶新民来告诉我：在向局长范志亮谈了情况后，范局长未说行、也未说不行；尽管这样，还是可以争取一下的。

父亲得知叶新民说的情况后，高兴地说：“好，好！我们再去向范局长请求一下。”说实话，我回家十来天了，还没见到父亲如此开心过。虽然希望渺茫，但不想坏了父亲的兴致，还是在17日中午与他一起去范局长家了。

我们父子俩在范局长家刚坐下不一会，县林业局营林股股长金宜春也来了。我们相互并不认识。他一坐下就向范局长说：“对叶新民说的金生勋，我问了他的几个同学[6]，他们都说这个人不错”；“营林股也需要金生勋这样的人”；“请老范帮忙疏通关系”。金股长说完，范局长向我呶呶嘴，我赶忙作自我介绍。金股长愣了一下，随后，我们四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种巧合，也许就预示了我和范局长、金股长两位领导在未来工作、生活中良好、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当时，即我向林业局领导呈递了“关于调进县林业工作的申请”[7]后的第二天（3月19日），我调进林业局的事又因人事局这一关卡住了，理由同样是要“干部”不要“职工”——我再次感到：“真是难！我不想再作其他什么努力了！”然而，每当我看到有些憔悴的父亲，看到父亲每次说到我调动问题时的那种期盼目光，我又陷入极度的矛盾、焦虑甚至不知如何是好了！

是的，父亲想我调回寿宁的打算并未改变（后来才知道：父亲虽然在内服、外涂一些“山草药”，但他已经察觉自己的病情不容乐观，想让我尽早调回寿宁）。而这时，我经过艰难而痛苦的抉择，无奈地基本确定调回寿宁。说“基本确定”，是因为我还有另一个想法，即：只是先去签下接收意见，至于是否真的调回寿宁还得看父亲的病情来做最后决定。所以，我同意父亲的安排，于3月20日由父亲带我去到糖烟酒公司经理卢俊义伯伯家——因为老叶伯伯曾交待过，先由糖烟酒公司接收——卢伯伯在我“请调申请”上签了“同意调入我单位”并盖了公章。午饭前，父亲把“请调申请”送给老叶伯伯——我无法预测结果如何，但我知道不能再等下去。因为，原来请假一周，后又续假一周，应该回福州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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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春节期间父亲、岳父曾提到此事，我们一致认为“还是过几年再考虑是否回寿宁的事”。

[2]　参见《尊敬的刘玉辉先生（续2）》。

[3]　“技术员”是当时对测绘行业技术人员的统称，不像后来对技术职称（职务）划分的那么明确（如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等）。

[4]　卓俊生，浙江苍南人，时任县工商局局长。其与父亲关系甚好，我以伯称之。

[5]　叶金森，时任县商业局副局长。父亲当时在商业食堂任总务，与其关系甚好。

[6]　除叶新民外，叶荣年、缪步安、缪仕华、项显长等都是高中时的同学。

[7]　参见本文“附录”：“2022年3月18日日记（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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