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而作闺音,假女性之口而抒男性之怀,此事久矣。盖自《诗经》起,譬如《氓》,诸类多篇,下逮于今,其必流穷后来。其间屈子《离骚》,所创香草,比拟美人,幽怨深婉,开口几段含情语,煞尾莫不如始,情动千古,感染后起诸才。
至于,晚唐之 花间,宋初之婉约,莫不自比妙龄,称君道郎,流言忧戚,此种有别豪健慷慨之文,渐成气候。其间,虽文以微弱,不足逞强于它类,然古来之文风,不曾断绝。时岁更之,终成文章半壁,与慷慨大丈夫之文,分庭相抗。若究此风之始者,《诗经》之功不可无闻,而其口吻,体系却不比《离骚》,是以男子而作闺音之由来,多赖《诗经》,而其渐成大势之功,则非屈原莫属。后世后学,若作闺音,岂有不曾闻诵《离骚》者,其足为笑谈矣。
中国古代,此文风之成,终为半壁。与其言及《诗经》《离骚》之辐射后来,莫若痛陈中华历代之文化境况。故为闺音之由来,吾人以为有以下诸因。
一:士人寄托情怀,尤以失落士人多作闺音。中国古之士,唯忠君爱国是从,以此为绳,标准行为道德,纲常名教所谓:“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一旦主上捐弃,便如夫之弃妻。由此两者实为近似,而其情绪亦大有共通,故以彼之情表此之怀,感慨女子见弃之幽怨,投射臣子被疏之伤怀;抒发女子之为丈夫之不忍离别,实则表出臣子之为君主之忠心,不失委婉,而且形象。
二:中国历史之中,不乏悯女性悲苦者,试想一女子之一生,在家从父,出门从夫,夫死从子,其一生何曾真正主宰自己,往往听天由命,甚是飘摇。此种境遇,常人视之,况且唏嘘,何况多情多感之文人乎?岂无为之不平之鸣?于是自比妙龄,设身处地,揣摩情思,研成文章,发乎闺音。此为同情之故,亦为文学之道,所谓千古寸心也。
三:古之诗词曲赋,终须为歌儿,须得唱也,而此技于女子所专,男子鲜有。故述以文字,不免沾染女儿气,代作闺音,叙述女子之常事,表达女子之柔情。所为不过文艺繁华,寄意而已。
四:所谓人,必是阴柔与阳刚混成,不为某一而专,男子也非唯有阳刚而无丝毫阴柔,女子反推。故一般男子,叹息痛恨之时,阴柔之情隆盛,以此时之情,诸于笔端,必为幽怨戚戚文字。以此推测士人,见弃于君主,或被疏离时,此种柔情蜜意翻涌,形成文章,必难去闺音之属。
五:中国文学作者之性别,寡于女,剔除有数之人,如宋之李清照,明之柳如是等,几无其他。所以古代之文化,男性之文化也!于文学上亦是男性之文学。明智者另辟蹊径,于女性文化上试笔,开出文化上之男女性文化之繁荣,可叹者,只是此女性文学之造就者,多是男性。
以上五点,大概便是中国多男子而作闺音之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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