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而作闺音，假女性之口而抒男性之怀，此事久矣。盖自《诗经》起，譬如《氓》，诸类多篇，下逮于今，其必流穷后来。其间屈子《离骚》，所创香草，比拟美人，幽怨深婉，开口几段含情语，煞尾莫不如始，情动千古，感染后起诸才。
至于，晚唐之 花间，宋初之婉约，莫不自比妙龄，称君道郎，流言忧戚，此种有别豪健慷慨之文，渐成气候。其间，虽文以微弱，不足逞强于它类，然古来之文风，不曾断绝。时岁更之，终成文章半壁，与慷慨大丈夫之文，分庭相抗。若究此风之始者，《诗经》之功不可无闻，而其口吻，体系却不比《离骚》，是以男子而作闺音之由来，多赖《诗经》，而其渐成大势之功，则非屈原莫属。后世后学，若作闺音，岂有不曾闻诵《离骚》者，其足为笑谈矣。
中国古代，此文风之成，终为半壁。与其言及《诗经》《离骚》之辐射后来，莫若痛陈中华历代之文化境况。故为闺音之由来，吾人以为有以下诸因。
一：士人寄托情怀，尤以失落士人多作闺音。中国古之士，唯忠君爱国是从，以此为绳，标准行为道德，纲常名教所谓：“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一旦主上捐弃，便如夫之弃妻。由此两者实为近似，而其情绪亦大有共通，故以彼之情表此之怀，感慨女子见弃之幽怨，投射臣子被疏之伤怀；抒发女子之为丈夫之不忍离别，实则表出臣子之为君主之忠心，不失委婉，而且形象。
二：中国历史之中，不乏悯女性悲苦者，试想一女子之一生，在家从父，出门从夫，夫死从子，其一生何曾真正主宰自己，往往听天由命，甚是飘摇。此种境遇，常人视之，况且唏嘘，何况多情多感之文人乎？岂无为之不平之鸣？于是自比妙龄，设身处地，揣摩情思，研成文章，发乎闺音。此为同情之故，亦为文学之道，所谓千古寸心也。
三：古之诗词曲赋，终须为歌儿，须得唱也，而此技于女子所专，男子鲜有。故述以文字，不免沾染女儿气，代作闺音，叙述女子之常事，表达女子之柔情。所为不过文艺繁华，寄意而已。
四：所谓人，必是阴柔与阳刚混成，不为某一而专，男子也非唯有阳刚而无丝毫阴柔，女子反推。故一般男子，叹息痛恨之时，阴柔之情隆盛，以此时之情，诸于笔端，必为幽怨戚戚文字。以此推测士人，见弃于君主，或被疏离时，此种柔情蜜意翻涌，形成文章，必难去闺音之属。
五：中国文学作者之性别，寡于女，剔除有数之人，如宋之李清照，明之柳如是等，几无其他。所以古代之文化，男性之文化也！于文学上亦是男性之文学。明智者另辟蹊径，于女性文化上试笔，开出文化上之男女性文化之繁荣，可叹者，只是此女性文学之造就者，多是男性。
以上五点，大概便是中国多男子而作闺音之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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