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这是有多么地想让大家知道他的“清白”啊,又是出书,又是巡回演讲的。
只能说,雍正太在意这件事了,以致有点矫枉过正。他想的是我把整个事情说得清清楚楚了,大家就没啥疑问了吧,该干啥干啥,好好努力工作,认真读书,咱们一起创造伟大的王朝啊。
念念叨叨,必有回响。
这句话用在雍正、曾静和岳钟琪仨人身上,真是再准不过了。仨人都憋了一口气,都为此而神经紧绷。
该来的终归要来,曾静出手了。这个山野腐儒在妄念的支配下,实施了自己政治抱负的第一个动作,派学生上书岳钟琪。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午,岳钟琪在打道回府的路上被人拦下,此人交给随从一封信。
岳钟琪接过信来一看封皮,竟然是“天吏元帅岳钟琪”,顿觉不妙,当即下令把投书之人看押起来,岳钟琪赶回衙门后,把信拆开仔细观看,不禁大惊失色,冷汗直冒。
这封信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所谓“无主游民”,就是不臣服于当局,不承认清帝的统治,这样的人给岳钟琪写了一封信,还称呼岳钟琪为天吏元帅,内容可想而知。
估计岳钟琪当时杀人的心都有了,你们在民间这么说说也就罢了,这么明目张胆地给我写信,这不是要坐实我有反叛之心这件事嘛,这是给我上眼药要老子的命啊……
那么这封信到底写的是什么呢?
此信原件并没有保存下来,但从后来雍正下令编纂的有关这一事件的《大义觉迷录》和一些他发布的上谕中可推测,这封信有这么几方面内容——
一是指出雍正“失德”,是个暴君!所谓“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和“好谀任佞”等,是社会上流传的对雍正进行攻击的观点和事件的一个总归纳,把雍正描绘成谋朝篡位的伪皇帝、不讲人伦的败类,凶恶残忍,不行仁政。
二是提出“汉族与其他民族统治的区分,比君臣的伦理纲常更重要”的思想观点,也就是先讲华夷,再说君臣,如果是夷统治华,那么就可以不讲君臣,先推翻夷族统治。“满族侵古中国,属于圣人所讲的必须讨伐而不能宽恕的事情之列,只有杀掉他们才能罢休,只能砍死他们才能罢休。”很有点挑起民族战争的味道。
三是信中说雍正统治以来,“冬夏季节改变了次序,粮食也减少了收成”,旱灾和水灾都很多,湖前、湖北的许多地方,连续几年发生了大水灾。江苏、湖北、四川、广东更是不时传来旱灾、水灾的消息,山体崩塌,河水枯竭,天昏地暗,堆起来的尸体把道路都截断了,老百姓已无法生活下去,“湖南、湖北、江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我们举旗一呼就可以决定局面”,反清的时机成熟了!
这就是用天象来彰显正义,用谣言来聚拢群众了。
信中当然呼吁岳钟琪奋起起义了。
看到这样一封信,使一向对朝廷忠心耿耿且权高位重的岳钟琪惊恐万分。
被民间误当做一面反清旗帜,已成为岳钟琪的一块去不掉的心病,本来就憋了一口气,现在这种事情居然找上门来了,这令岳钟琪大怒不已,他决心亲自来审问上书人。
在岳钟琪严刑逼供下,上书人所谓的张倬几次昏死过去,但此人意志很坚定,啥有用的信息也不透露,只是说他们的势力现在遍布六省,只要听到一个命令,大家就会闻风而动,推翻清廷。
这番话听得岳钟琪浑身冒冷汗,此事非同小可,六省联动,这是一个严密而庞大的反清组织啊,他觉得这个案子不是他可以擅自做主处理的。
岳钟琪上了道密折,把原委告诉了雍正,请求把这个上书人押往北京,让皇帝亲自来审这个案子。
接到密折的雍正,估计也是脑子里奔腾了一千匹什嘛玩意之类的,老子这么努力工作,你们还往老子肺管子上插刀,你们不仁,老子也就不义了吧……
但雍正毕竟老到一些,拿着这封信左思量右考虑,最后还是让岳钟琪处理,为啥?这不正是考验岳钟琪是否效忠清廷的好机会吗?就是要通过让岳钟琪处理这件案子公开摆明自身的立场!
瘫正指示岳钟琪,不要直接重刑逼问,“应该采取各种方法慢慢地诱导他说出来”,一定要彻底把这件事搞清楚。
岳钟琪一看雍正还是让自己来审此案,就明白了雍正的用意,心说这要不把这件事搞清楚,自己就算是扔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岳钟琪苦思冥想,终于放下身段,决心以身诱供。
为了证明自己是在演戏,岳钟琪还找来陕西巡抚、满族大臣西琳,让他在暗中观看自己“演戏”。
一切准备妥当,岳钟琪把上书人从牢里放了出来,引他到一处僻静房间,拿来好酒好肉,把他当做上宾一样招待。
岳钟琪夸奖他是条硬汉子,并对他推心置腹地说,自已早有反意,只不过暗中监视自已的人很多、处境也十分危险,不得已才对他用了刑,目的是为了考验他是不是皇帝派来试探的。
岳钟琪戏精上身,居然痛哭流涕地把满族入主中原痛骂了一番,又与上书人对天“盟誓”,表示要迎聘他的老师,共举义旗,推翻清室,光复汉族人的江山。
上书人单纯得像个孩子,马上就相信了岳钟琪做戏表演的这一切,完全解除了戒备之心。他激动地把老师的姓名、住所,以及平常交往、志趣相投的人,竹筒倒豆子一般地全都告诉了岳钟琪。
岳钟琪哈哈大笑,藏在暗处的西琳也大笑着露面,案情就这样被破解了。
雍正得知后,很为岳钟琪这种勇于“自我牺牲”的做法感动,他称赞岳钟琪是“朕的肱骨之臣”“爱卿的这一片忠心,上天和祖宗都能明白的”。
岳钟琪通过这种做法,终于洗白了自己,算是长出了一口恶气吧。
事情是曾静一手策划的,送信人是他的学生,名叫张熙。
曾静当时已年近50岁,平时以授徒勉强糊口。
张熙25岁就跟着曾静读书,因为住在偏僻的乡村,没有什么书供他读,雍正五年(1727年),曾静叫他到外面去购买书籍。当时,理学大儒吕留良选编的20余种八股文集,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图科举进身的读书人无不奉为经典。
吕留良(1629-1683年),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康熙六年改石门县,在今桐乡西南余杭东北)人,清军入关时,家道开始败落。顺治十年(1653年)参加科举考试,很快得到了很高的声誉,后结识黄宗羲、黄宗炎等人,思想逐步发生变化。康熙五年(1666年),找借口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被除名。后来致力于研究学术、收授门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作“东海夫子”。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朝开博学鸿词料,他坚决拒绝浙江省官员的举荐。康熙十九年(1680年),浙江的地方官想以隐居乡里的贤士尚朝廷举荐他,被他严辞拒绝,并剃度做了和尚,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吕留良生前大讲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其门徒等接受了他的思想,并加以传播。
由于吕留良的观点大都写于他的目记、诗词、文集中,并没有公开流传,所以在曾静案发生之前,并未被清朝统治者发现。
曾静一向对吕留良极为佩服。所以张熙到了浙江,就往吕家求取吕留良的遗著。他得到了吕留良的门人、子孙后代们的热情接持。吕留良的儿子把父亲遗著《钱墓松歌》等饱含民族情绪的书籍送给了他。
回到湖南,曾静一见这些书,“开始感到奇怪,接着变为怀疑,再后来相信它是正确的”、终于完全信服。从此曾静开始思考一系列“华夷之辨”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推翻异族统治,才能恢复中华强盛。
但曾静深知自己只是一个穷酸读书人,空有抱负,却无力施展。后来他又道听途说岳钟琪是岳飞之后,早晚会反清,曾静此时已深陷妄想,便捏造了六省联动之事,决心去策反岳钟琪。
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曾静吩咐张熙、张勘(张照的堂叔)去做这件在他们看来惊天动地的事情。
曾静和张熙都为此事作了必死的准备,曾静还在身穿的大褂上,写上“曾静死于此”的字样。
张熙当掉了本来就很微薄的家产作为路费,孤注一掷,全力以赴,以完成这一事业。
他们一路风尘仆仆,经贵州到四川,在打听到岳钟琪已驻扎陕西后,又由四川辗转来到陕西,手九月十三日抵达西安。
二人走出山村,一路上也算是开了眼界,而且到西安后,他们听说岳钟琪其实是当今最受皇上重用的封疆大吏,对皇帝也忠心耿耿,绝无可能造反。二人一听,从头上凉到了脚跟。张勘先失了信心,不想把命搭上,独自一个人跑回家去了。而张熙却想反正把家产都已卖完了,退路被截断了,不如豁出性命一试,说不定真有可能说服岳钟琪,成就一番辉煌事业呢!
这张熙,真不愧是曾静的学生,活在了自己的幻想里。
于是有了拦路上书、策反岳钟琪的举动。
事情就这么简单。而所谓的“六省势力”,仅仅是曾静张熙他们自己幻想出来的,根本啥也没有。
整个事件不过是几个穷苦失意的汉族读书人谵念与妄想,背后并没有任何力量支持。
(明晚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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