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这是有多么地想让大家知道他的“清白”啊，又是出书，又是巡回演讲的。
只能说，雍正太在意这件事了，以致有点矫枉过正。他想的是我把整个事情说得清清楚楚了，大家就没啥疑问了吧，该干啥干啥，好好努力工作，认真读书，咱们一起创造伟大的王朝啊。
念念叨叨，必有回响。
这句话用在雍正、曾静和岳钟琪仨人身上，真是再准不过了。仨人都憋了一口气，都为此而神经紧绷。
该来的终归要来，曾静出手了。这个山野腐儒在妄念的支配下，实施了自己政治抱负的第一个动作，派学生上书岳钟琪。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午，岳钟琪在打道回府的路上被人拦下，此人交给随从一封信。
岳钟琪接过信来一看封皮，竟然是“天吏元帅岳钟琪”，顿觉不妙，当即下令把投书之人看押起来，岳钟琪赶回衙门后，把信拆开仔细观看，不禁大惊失色，冷汗直冒。
这封信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所谓“无主游民”，就是不臣服于当局，不承认清帝的统治，这样的人给岳钟琪写了一封信，还称呼岳钟琪为天吏元帅，内容可想而知。
估计岳钟琪当时杀人的心都有了，你们在民间这么说说也就罢了，这么明目张胆地给我写信，这不是要坐实我有反叛之心这件事嘛，这是给我上眼药要老子的命啊……
那么这封信到底写的是什么呢？
此信原件并没有保存下来，但从后来雍正下令编纂的有关这一事件的《大义觉迷录》和一些他发布的上谕中可推测，这封信有这么几方面内容——
一是指出雍正“失德”，是个暴君！所谓“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和“好谀任佞”等，是社会上流传的对雍正进行攻击的观点和事件的一个总归纳，把雍正描绘成谋朝篡位的伪皇帝、不讲人伦的败类，凶恶残忍，不行仁政。
二是提出“汉族与其他民族统治的区分，比君臣的伦理纲常更重要”的思想观点，也就是先讲华夷，再说君臣，如果是夷统治华，那么就可以不讲君臣，先推翻夷族统治。“满族侵古中国，属于圣人所讲的必须讨伐而不能宽恕的事情之列，只有杀掉他们才能罢休，只能砍死他们才能罢休。”很有点挑起民族战争的味道。
三是信中说雍正统治以来，“冬夏季节改变了次序，粮食也减少了收成”，旱灾和水灾都很多，湖前、湖北的许多地方，连续几年发生了大水灾。江苏、湖北、四川、广东更是不时传来旱灾、水灾的消息，山体崩塌，河水枯竭，天昏地暗，堆起来的尸体把道路都截断了，老百姓已无法生活下去，“湖南、湖北、江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我们举旗一呼就可以决定局面”，反清的时机成熟了！
这就是用天象来彰显正义，用谣言来聚拢群众了。
信中当然呼吁岳钟琪奋起起义了。
看到这样一封信，使一向对朝廷忠心耿耿且权高位重的岳钟琪惊恐万分。
被民间误当做一面反清旗帜，已成为岳钟琪的一块去不掉的心病，本来就憋了一口气，现在这种事情居然找上门来了，这令岳钟琪大怒不已，他决心亲自来审问上书人。
在岳钟琪严刑逼供下，上书人所谓的张倬几次昏死过去，但此人意志很坚定，啥有用的信息也不透露，只是说他们的势力现在遍布六省，只要听到一个命令，大家就会闻风而动，推翻清廷。
这番话听得岳钟琪浑身冒冷汗，此事非同小可，六省联动，这是一个严密而庞大的反清组织啊，他觉得这个案子不是他可以擅自做主处理的。
岳钟琪上了道密折，把原委告诉了雍正，请求把这个上书人押往北京，让皇帝亲自来审这个案子。
接到密折的雍正，估计也是脑子里奔腾了一千匹什嘛玩意之类的，老子这么努力工作，你们还往老子肺管子上插刀，你们不仁，老子也就不义了吧……
但雍正毕竟老到一些，拿着这封信左思量右考虑，最后还是让岳钟琪处理，为啥？这不正是考验岳钟琪是否效忠清廷的好机会吗？就是要通过让岳钟琪处理这件案子公开摆明自身的立场！
瘫正指示岳钟琪，不要直接重刑逼问，“应该采取各种方法慢慢地诱导他说出来”，一定要彻底把这件事搞清楚。
岳钟琪一看雍正还是让自己来审此案，就明白了雍正的用意，心说这要不把这件事搞清楚，自己就算是扔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岳钟琪苦思冥想，终于放下身段，决心以身诱供。
为了证明自己是在演戏，岳钟琪还找来陕西巡抚、满族大臣西琳，让他在暗中观看自己“演戏”。
一切准备妥当，岳钟琪把上书人从牢里放了出来，引他到一处僻静房间，拿来好酒好肉，把他当做上宾一样招待。
岳钟琪夸奖他是条硬汉子，并对他推心置腹地说，自已早有反意，只不过暗中监视自已的人很多、处境也十分危险，不得已才对他用了刑，目的是为了考验他是不是皇帝派来试探的。
岳钟琪戏精上身，居然痛哭流涕地把满族入主中原痛骂了一番，又与上书人对天“盟誓”，表示要迎聘他的老师，共举义旗，推翻清室，光复汉族人的江山。
上书人单纯得像个孩子，马上就相信了岳钟琪做戏表演的这一切，完全解除了戒备之心。他激动地把老师的姓名、住所，以及平常交往、志趣相投的人，竹筒倒豆子一般地全都告诉了岳钟琪。
岳钟琪哈哈大笑，藏在暗处的西琳也大笑着露面，案情就这样被破解了。
雍正得知后，很为岳钟琪这种勇于“自我牺牲”的做法感动，他称赞岳钟琪是“朕的肱骨之臣”“爱卿的这一片忠心，上天和祖宗都能明白的”。
岳钟琪通过这种做法，终于洗白了自己，算是长出了一口恶气吧。
事情是曾静一手策划的，送信人是他的学生，名叫张熙。
曾静当时已年近50岁，平时以授徒勉强糊口。
张熙25岁就跟着曾静读书，因为住在偏僻的乡村，没有什么书供他读，雍正五年（1727年），曾静叫他到外面去购买书籍。当时，理学大儒吕留良选编的20余种八股文集，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图科举进身的读书人无不奉为经典。
吕留良（1629-1683年），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康熙六年改石门县，在今桐乡西南余杭东北）人，清军入关时，家道开始败落。顺治十年（1653年）参加科举考试，很快得到了很高的声誉，后结识黄宗羲、黄宗炎等人，思想逐步发生变化。康熙五年（1666年），找借口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被除名。后来致力于研究学术、收授门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作“东海夫子”。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朝开博学鸿词料，他坚决拒绝浙江省官员的举荐。康熙十九年（1680年），浙江的地方官想以隐居乡里的贤士尚朝廷举荐他，被他严辞拒绝，并剃度做了和尚，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吕留良生前大讲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其门徒等接受了他的思想，并加以传播。
由于吕留良的观点大都写于他的目记、诗词、文集中，并没有公开流传，所以在曾静案发生之前，并未被清朝统治者发现。
曾静一向对吕留良极为佩服。所以张熙到了浙江，就往吕家求取吕留良的遗著。他得到了吕留良的门人、子孙后代们的热情接持。吕留良的儿子把父亲遗著《钱墓松歌》等饱含民族情绪的书籍送给了他。
回到湖南，曾静一见这些书，“开始感到奇怪，接着变为怀疑，再后来相信它是正确的”、终于完全信服。从此曾静开始思考一系列“华夷之辨”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推翻异族统治，才能恢复中华强盛。
但曾静深知自己只是一个穷酸读书人，空有抱负，却无力施展。后来他又道听途说岳钟琪是岳飞之后，早晚会反清，曾静此时已深陷妄想，便捏造了六省联动之事，决心去策反岳钟琪。
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曾静吩咐张熙、张勘（张照的堂叔）去做这件在他们看来惊天动地的事情。
曾静和张熙都为此事作了必死的准备，曾静还在身穿的大褂上，写上“曾静死于此”的字样。
张熙当掉了本来就很微薄的家产作为路费，孤注一掷，全力以赴，以完成这一事业。
他们一路风尘仆仆，经贵州到四川，在打听到岳钟琪已驻扎陕西后，又由四川辗转来到陕西，手九月十三日抵达西安。
二人走出山村，一路上也算是开了眼界，而且到西安后，他们听说岳钟琪其实是当今最受皇上重用的封疆大吏，对皇帝也忠心耿耿，绝无可能造反。二人一听，从头上凉到了脚跟。张勘先失了信心，不想把命搭上，独自一个人跑回家去了。而张熙却想反正把家产都已卖完了，退路被截断了，不如豁出性命一试，说不定真有可能说服岳钟琪，成就一番辉煌事业呢！
这张熙，真不愧是曾静的学生，活在了自己的幻想里。
于是有了拦路上书、策反岳钟琪的举动。
事情就这么简单。而所谓的“六省势力”，仅仅是曾静张熙他们自己幻想出来的，根本啥也没有。
整个事件不过是几个穷苦失意的汉族读书人谵念与妄想，背后并没有任何力量支持。
（明晚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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