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这是有多么地想让大家知道他的“清白”啊，又是出书，又是巡回演讲的。
只能说，雍正太在意这件事了，以致有点矫枉过正。他想的是我把整个事情说得清清楚楚了，大家就没啥疑问了吧，该干啥干啥，好好努力工作，认真读书，咱们一起创造伟大的王朝啊。
对这样的案子，按理说一杀了之，也就结案了。
但雍正却偏偏弄出了许多谜之操作。
或许正是这桩案子，与他平时最在意的东西契合了，他要借着这桩案子，来为自己正名。
曾静指摘了雍正的十大罪状，而雍正则对此逐条批驳澄清，发布了许多上谕，又命主持审理此案的官员对曾静进行“多方劝导”。
曾静这个腐儒，一入清朝大狱，头脑立马清醒了，痛哭流涕地承认其反清是错误的，把罪过全推到了吕留良身上，说是自己中了他的毒，才有了这反清复明的愚蠢的想法，他还写出了表示忏悔的《归仁录》一书。
1729年九月，雍正下令将论述这个案子的上谕编辑在一起，在后面附上曾静的口供和忏悔的《归仁录》，命名为《大义觉迷录》一书，刻版刊行，颁布于全国各府州县学，以便使读书士子都通读知晓这件事。
如果哪个府州县没有此书，不知此事，一经发现，就将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
同年七月，此案作出最终裁决。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命刑部侍带领曾静到江南江宁、苏州、浙江杭州等地宣讲《大义觉迷录》，张熙则带往陕西，在各地宣讲《大义觉迷录》，宣讲完后送回原籍，在家候旨，以便随传随到。
雍正这是有多么地想让大家知道他的“清白”啊，又是出书，又是巡回演讲的。
只能说，雍正太在意这件事了，以致有点矫枉过正。他想的是我把整个事情说得清清楚楚了，大家就没啥疑问了吧，该干啥干啥，好好努力工作，认真读书，咱们一起创造伟大的王朝啊。
可雍正没想到的是，此事一经如此宣扬，反而使得民间舆论更是波涛汹涌，面对皇上送上来的这么一个大瓜，人民群众怎能不喜闻乐见呢？宫廷秘事本来就是宁信其有的，你越以正视听反而越是色彩斑驳，客观上还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也使得吕留良的思想扩大了传播度和影响面。
要按说雍正绝不是这么“嫩”的人，他的政治经验和手段都很老辣的，要不也不会争来帝位，但正如上面说的，你越在意的，越关心的，就有可能让你失去正常的理智和思想，做出一些迷之操作，雍正就是这样的吧。
雍正去世，继位的乾隆马上就反脸了，不顾老爹做出的决定，把已经赦免了的曾静张熙又拿了回来，立刻处死，命各地不再刊印《大义觉迷录》，并将所存之书全部销毁，不允许任何人私藏。
乾隆明白，面子不能当饭吃，说不清的事儿，就不要去说，杀了，不就不说了么？
曾静案就那样了，但还涉及到吕留良。
雍正对吕留良一案的处理则要复杂些。吕留良主要宣传的思想是“华夷之别”，反对效忠于异族政权，在清初一些具有反满思想的汉族士大夫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吕留良在私人著述中十分强调对“华夷”的区别。
他说：“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要汉族人必须站稳华夏的民族立场，不能效忠于异族政权。
借古讽今是读书人惯用的方法，吕留良就借讲述历史道出对清朝的看法，他说：“南宋德祐年（1275-1276年）以后，天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发生过的，这种情况现在又出现了。”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元军攻陷临安，这件事标志着南宋的灭亡。元朝统治了中国，这是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统治整个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吕留良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不幸巨变。
清朝是继元之后的统治全国的又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吕留良也把它的出现看作是这种巨大不幸的重演。
他怀念着明朝，在书中说南明永历帝被缅甸送回国时，“满族人汉族人都对他充满了同情”，向他下跪，处死他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被雷击。这意味着清朝的暴政引起了天怒人怨
在他的书中，他始终坚持站在汉族人的立场上，“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不承认清朝政府的合法性。
他始终拒绝为清朝服务，为避免清政府要他当官的多次纠缠，甚至不惜削发为僧。这个立场，加上作为理学家的声望，很快就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连僻处湘乡的曾静也闻其名而向往之，由此便可见一斑。
吕的门人严鸿逵等继承了他的思想，总希望发生一些不利于清廷统治的变故。一日观天象，严说几年之内，“在吴越地方的民间会爆发反抗清朝统治的起义”。他总想看满族人的笑话，曾说索伦发生地裂、热河大水淹死民众两万多。
雍正在审案过程中，把矛头重点逐渐指向吕留良及其门徒弟子，因为他深知，要清除反满情绪和批驳华夷之辨，就要找准头号的靶子。
曾静自首时曾交待：所有反动思想全部源于吕留良，自己独居僻乡数十年，看的书少，交往的人也都无知，才中了吕留良的思想流毒，发出这些狂妄的议论。曾静把全部反叛思想都归于吕留良的蛊惑，这点正中雍正帝下怀。
因为和曾静这样的乡村迂儒争论问题，毕竟有失皇帝的身份，且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把吕留良这个名满天下的理学大儒作为靶子，才能批判得更彻底、更有分量。所以尽管吕留良已死了四五十年，雍正还是掀起了对他的声势浩大的批驳讨伐。
在对吕留良进行的批判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驳倒华夷之辨。
雍正针对当时汉族人反对少数民族做皇帝的观点，提出：不应以民族地域的差别作为区别君主好坏的标准。他说做皇帝，只要是有德之人即可，不一定非得是哪个地方的人或哪个民族的人不可。他举例说，对于中原来讲，虞舜当时是东夷之人，文王当时是西夷之人，并不因此而不能做君主，也没因此损害他们的圣德。因此，他认为清朝皇帝可以同虞舜、文王一样作为汉族人的君主。
雍正还列举了清朝统治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拓疆广土，是中国臣民的幸事。清朝创造了太平盛世，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人口繁衍加快、增多，荒芜的良田得到基殖。况且，清朝是从逼死明朝皇帝、推翻朱明王朝的“闯贼”手中夺来的天下，这不但不是夺明朝皇位，还为明朝报仇血耻了呢。清朝的衣冠是天命来主宰中国的形式，“孔雀翎，马蹄袖，是衣冠禽兽”的话是无知之人的诬蔑。
雍正还骄傲地说，在历史上南北朝时，君主只能统治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南朝人把北朝人叫做虏，北朝人诋毁南朝人是夷：明朝朱元璋的威德不足以安抚蒙古，才兢兢业业地整顿边防；而如今各族在清朝统治之下和睦相处的事实，说明所谓华夷并无区别。
所以雍正主张不分地域、民族，仁者为王。
客观地讲，雍正提出的这些理论，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并有深远影响的，他比吕留良他们所宣扬的“唯汉为大”的思想，高了不止一个层次。
雍正亲自搞学术，下场辩论，这一点很了不起，而且他很雄辩，格局很高。
雍正在做了一番学术辩论之后，终于动了杀机，他对曾静师徒展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仁慈，但是对吕留良一案的家人师生却采取了极其残酯的处理方式。
雍正九年（1731年），正式决定：将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其徒严鸿逵三个已经去世的人掘墓，劈棺戮尸，枭首示众；斩另一子吕毅中、严氏之徒沈在宽二人；吕和严的众孙辈全部发配宁古塔为奴；吕家财产全部没收充官，作为浙江工程费用。吕氏著作的刻书人、与吕留良交往的孙克用、收藏吕留良书籍的周敬舆均判斩首，秋后处决；吕氏门人房明畴、金子尚被革去生员的功名；陈祖陶、沈允怀等11人革去教谕；吕留良的同乡朱振基在任广东连州知州时，曾供奉吕留良牌位，吕案发生时，被革职严审，后死于狱中。
吕家悲惨的遭遇，受到很多人的同情，后来民间就编出了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为亲人报仇、刺杀雍正的传说！当然这也仅仅是个编造的传说。
对于吕氏著作，雍正下令内阁不要禁毁，雍正认为，书无论怎么毁，都不可能做到“彻底不被留传给天下后代人”，所以倒不如像把曾静当“反面教员”一样，把吕氏著作当成是“反面教材”，“来讨论其道德学问的真假”。
在这一点上，雍正还真是颇有学者之风呢。
这样，吕留良的著作除了未刊刻之《备忘录》《日记》、抄藏残稿、信札等外，都没有被焚烧查毁，同时雍正帝还命令大学士朱轼等人，将吕书《四书讲义》《语录》等进行逐条摘驳，编辑成书，刊印颁发各地学官，与《大义觉迷录》一起向读书人宣讲。
当然，这些待遇，在雍正死后也彻底消失了。随着乾隆继位，与曾静被捉回杀头一样，吕氏著作等书籍一概收回，严禁流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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