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这是有多么地想让大家知道他的“清白”啊,又是出书,又是巡回演讲的。
只能说,雍正太在意这件事了,以致有点矫枉过正。他想的是我把整个事情说得清清楚楚了,大家就没啥疑问了吧,该干啥干啥,好好努力工作,认真读书,咱们一起创造伟大的王朝啊。
对这样的案子,按理说一杀了之,也就结案了。
但雍正却偏偏弄出了许多谜之操作。
或许正是这桩案子,与他平时最在意的东西契合了,他要借着这桩案子,来为自己正名。
曾静指摘了雍正的十大罪状,而雍正则对此逐条批驳澄清,发布了许多上谕,又命主持审理此案的官员对曾静进行“多方劝导”。
曾静这个腐儒,一入清朝大狱,头脑立马清醒了,痛哭流涕地承认其反清是错误的,把罪过全推到了吕留良身上,说是自己中了他的毒,才有了这反清复明的愚蠢的想法,他还写出了表示忏悔的《归仁录》一书。
1729年九月,雍正下令将论述这个案子的上谕编辑在一起,在后面附上曾静的口供和忏悔的《归仁录》,命名为《大义觉迷录》一书,刻版刊行,颁布于全国各府州县学,以便使读书士子都通读知晓这件事。
如果哪个府州县没有此书,不知此事,一经发现,就将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
同年七月,此案作出最终裁决。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命刑部侍带领曾静到江南江宁、苏州、浙江杭州等地宣讲《大义觉迷录》,张熙则带往陕西,在各地宣讲《大义觉迷录》,宣讲完后送回原籍,在家候旨,以便随传随到。
雍正这是有多么地想让大家知道他的“清白”啊,又是出书,又是巡回演讲的。
只能说,雍正太在意这件事了,以致有点矫枉过正。他想的是我把整个事情说得清清楚楚了,大家就没啥疑问了吧,该干啥干啥,好好努力工作,认真读书,咱们一起创造伟大的王朝啊。
可雍正没想到的是,此事一经如此宣扬,反而使得民间舆论更是波涛汹涌,面对皇上送上来的这么一个大瓜,人民群众怎能不喜闻乐见呢?宫廷秘事本来就是宁信其有的,你越以正视听反而越是色彩斑驳,客观上还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也使得吕留良的思想扩大了传播度和影响面。
要按说雍正绝不是这么“嫩”的人,他的政治经验和手段都很老辣的,要不也不会争来帝位,但正如上面说的,你越在意的,越关心的,就有可能让你失去正常的理智和思想,做出一些迷之操作,雍正就是这样的吧。
雍正去世,继位的乾隆马上就反脸了,不顾老爹做出的决定,把已经赦免了的曾静张熙又拿了回来,立刻处死,命各地不再刊印《大义觉迷录》,并将所存之书全部销毁,不允许任何人私藏。
乾隆明白,面子不能当饭吃,说不清的事儿,就不要去说,杀了,不就不说了么?
曾静案就那样了,但还涉及到吕留良。
雍正对吕留良一案的处理则要复杂些。吕留良主要宣传的思想是“华夷之别”,反对效忠于异族政权,在清初一些具有反满思想的汉族士大夫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吕留良在私人著述中十分强调对“华夷”的区别。
他说:“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要汉族人必须站稳华夏的民族立场,不能效忠于异族政权。
借古讽今是读书人惯用的方法,吕留良就借讲述历史道出对清朝的看法,他说:“南宋德祐年(1275-1276年)以后,天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发生过的,这种情况现在又出现了。”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元军攻陷临安,这件事标志着南宋的灭亡。元朝统治了中国,这是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统治整个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吕留良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不幸巨变。
清朝是继元之后的统治全国的又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吕留良也把它的出现看作是这种巨大不幸的重演。
他怀念着明朝,在书中说南明永历帝被缅甸送回国时,“满族人汉族人都对他充满了同情”,向他下跪,处死他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被雷击。这意味着清朝的暴政引起了天怒人怨
在他的书中,他始终坚持站在汉族人的立场上,“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不承认清朝政府的合法性。
他始终拒绝为清朝服务,为避免清政府要他当官的多次纠缠,甚至不惜削发为僧。这个立场,加上作为理学家的声望,很快就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连僻处湘乡的曾静也闻其名而向往之,由此便可见一斑。
吕的门人严鸿逵等继承了他的思想,总希望发生一些不利于清廷统治的变故。一日观天象,严说几年之内,“在吴越地方的民间会爆发反抗清朝统治的起义”。他总想看满族人的笑话,曾说索伦发生地裂、热河大水淹死民众两万多。
雍正在审案过程中,把矛头重点逐渐指向吕留良及其门徒弟子,因为他深知,要清除反满情绪和批驳华夷之辨,就要找准头号的靶子。
曾静自首时曾交待:所有反动思想全部源于吕留良,自己独居僻乡数十年,看的书少,交往的人也都无知,才中了吕留良的思想流毒,发出这些狂妄的议论。曾静把全部反叛思想都归于吕留良的蛊惑,这点正中雍正帝下怀。
因为和曾静这样的乡村迂儒争论问题,毕竟有失皇帝的身份,且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把吕留良这个名满天下的理学大儒作为靶子,才能批判得更彻底、更有分量。所以尽管吕留良已死了四五十年,雍正还是掀起了对他的声势浩大的批驳讨伐。
在对吕留良进行的批判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驳倒华夷之辨。
雍正针对当时汉族人反对少数民族做皇帝的观点,提出:不应以民族地域的差别作为区别君主好坏的标准。他说做皇帝,只要是有德之人即可,不一定非得是哪个地方的人或哪个民族的人不可。他举例说,对于中原来讲,虞舜当时是东夷之人,文王当时是西夷之人,并不因此而不能做君主,也没因此损害他们的圣德。因此,他认为清朝皇帝可以同虞舜、文王一样作为汉族人的君主。
雍正还列举了清朝统治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拓疆广土,是中国臣民的幸事。清朝创造了太平盛世,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人口繁衍加快、增多,荒芜的良田得到基殖。况且,清朝是从逼死明朝皇帝、推翻朱明王朝的“闯贼”手中夺来的天下,这不但不是夺明朝皇位,还为明朝报仇血耻了呢。清朝的衣冠是天命来主宰中国的形式,“孔雀翎,马蹄袖,是衣冠禽兽”的话是无知之人的诬蔑。
雍正还骄傲地说,在历史上南北朝时,君主只能统治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南朝人把北朝人叫做虏,北朝人诋毁南朝人是夷:明朝朱元璋的威德不足以安抚蒙古,才兢兢业业地整顿边防;而如今各族在清朝统治之下和睦相处的事实,说明所谓华夷并无区别。
所以雍正主张不分地域、民族,仁者为王。
客观地讲,雍正提出的这些理论,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并有深远影响的,他比吕留良他们所宣扬的“唯汉为大”的思想,高了不止一个层次。
雍正亲自搞学术,下场辩论,这一点很了不起,而且他很雄辩,格局很高。
雍正在做了一番学术辩论之后,终于动了杀机,他对曾静师徒展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仁慈,但是对吕留良一案的家人师生却采取了极其残酯的处理方式。
雍正九年(1731年),正式决定:将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其徒严鸿逵三个已经去世的人掘墓,劈棺戮尸,枭首示众;斩另一子吕毅中、严氏之徒沈在宽二人;吕和严的众孙辈全部发配宁古塔为奴;吕家财产全部没收充官,作为浙江工程费用。吕氏著作的刻书人、与吕留良交往的孙克用、收藏吕留良书籍的周敬舆均判斩首,秋后处决;吕氏门人房明畴、金子尚被革去生员的功名;陈祖陶、沈允怀等11人革去教谕;吕留良的同乡朱振基在任广东连州知州时,曾供奉吕留良牌位,吕案发生时,被革职严审,后死于狱中。
吕家悲惨的遭遇,受到很多人的同情,后来民间就编出了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为亲人报仇、刺杀雍正的传说!当然这也仅仅是个编造的传说。
对于吕氏著作,雍正下令内阁不要禁毁,雍正认为,书无论怎么毁,都不可能做到“彻底不被留传给天下后代人”,所以倒不如像把曾静当“反面教员”一样,把吕氏著作当成是“反面教材”,“来讨论其道德学问的真假”。
在这一点上,雍正还真是颇有学者之风呢。
这样,吕留良的著作除了未刊刻之《备忘录》《日记》、抄藏残稿、信札等外,都没有被焚烧查毁,同时雍正帝还命令大学士朱轼等人,将吕书《四书讲义》《语录》等进行逐条摘驳,编辑成书,刊印颁发各地学官,与《大义觉迷录》一起向读书人宣讲。
当然,这些待遇,在雍正死后也彻底消失了。随着乾隆继位,与曾静被捉回杀头一样,吕氏著作等书籍一概收回,严禁流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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