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不愧为一代人王，他执政仅14年，若是他执政时间再长一些，没准他还真能把大清王朝带上政教合一的路子。
不过说到底，雍正终究是皇权的代表，无论他调和儒释道三教，还是打击天主教，都是为皇权服务的。
所以他对待宗教，终归还是以“御之而不为所御”为宗旨的。
皇权与宗教，历来多有抵牾，皇权讲究的是老子天下第一，大家都听我的，太太平平就好，也就是说皇权重在统治；而宗教呢，每一门派都有自己的一套教义，都有一个尊奉的最高的神。
皇帝当然不高兴了，这天下，到底听谁的信谁的？明明这是朕的天下嘛！
古今中外，起义或革命，都与这宗教信仰多多少少有些关连。
雍正大帝在对待这个事情上，却是与历朝历代的君王大相径庭，有的君王或扬佛抑道，或扬道抑佛，无非就是拉一个打一个，雍正却是不一样，儒家为立国之本，自然需要崇奉，就是释道两家，他也是极力调和。而且在他那年代，西方传教士早已遍布国内，顺治时期就有传教士汤若望受重用，到了康熙朝时，康熙自己对西学就很有兴趣，而以南怀仁为代表的传教士更受青睐，他们教学、造炮，甚至成了清朝与西方特别是与俄国谈判时的高级顾问，俨然成了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雍正对此却是非常地不感冒，他驱逐了诸多传教士，关上了西方传教的大门。
雍正在宗教管理上不走寻常路，很多看似好笑的事情背后，其实也是大有深意。
雍正从少年时就喜欢阅读佛教经典，成年后，更是认真从事研究讨论，与僧人有很密切的交往，与他交往较多的有章嘉呼图克图活佛、大觉寺的主持迦陵性音大师、弘素等人。
康熙五十一年、五十二年(1712、1713年)，当时还是雍亲王的雍正在王府举办法会，进行了“坐七”等活动，和章嘉活佛、迦陵性音一起演说佛法，在章嘉的指导下，通过了“三关”。
章嘉大师认为他已修成了正果，称赞他“得大自在矣!”大自在，是佛家用语，语出《法华经》：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章嘉大师说雍正“得大自在”，就是说他已具有了广大无边的神力。
而雍正自己认为“明白了三身四智的道理，达到了物我一如本空的境界，真是快慰平生”。
他的修行受到了章嘉的称赞，认为他已修成了正果。雍正则自称是不穿僧服的野僧，垂裳而治，胜过那些遁入空门的人。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佛号“圆明居士”，俨然以法王自居，雍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集人王与法王之尊于一身的帝王。
雍正五年(1727年)，常年混浊的黄河水变得清澈，那时的人认为这是要出圣人的吉兆。雍正在宫中举行庆祝活动，蒙古王公也连夜赶赴京师进觐，请求诵经祈福。
这时雍正开启自夸模式，对蒙古王公们说：“如果蒙古地区因为做佛事人畜兴旺，那是受朕之赐，朕即释主!”
到了这时，雍正已自封教主了。
雍正十一年(173年)，雍正在宫中举行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行的僧人参加。雍正不仅亲自说法，还收了14名门徒。
这些人是爱月居士庄亲王允禄，自得居士果亲王允礼，长春居士宝亲王弘历，旭日居士和亲王弘昼，如心居士多罗平郡王福彭，坦然居土大学士鄂尔泰，澄怀居士大学士张廷玉，得意居士左都御史张照，文禅师元信雪鸿，悟修禅师明楚楚云、妙应真人娄近垣，僧超善超水，僧超鼎玉铉，僧超盛如川，这些门徒形形色色，包括8个俗家弟子，5个和尚和一个道士。
皇帝、王公、群臣、道士、和尚以这种方式郑重地坐而论道说佛，古往今来，可能只此一例!
而雍正对此事则颇为得意，还专门记述:“朕自去腊阅宗乘之书，因选辑从上古徳语录，听政余闲，尝在内廷之王大臣等言之，自春人夏，未及半载，而王公大臣之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略经朕之提示，遂得一时大彻，岂非法会盛事!”
也就是说，他这14名门徒，经他教诲，有8个得了真经，悟了大道，他还从这已经悟道的8人的著述里，精心挑出他满意的，编为一集，题名为《当今法会》。
对于道家，雍正也是非常地了解，早在当皇子时，雍正便结交了不少道土，了解老庄之学，在他《藩邸集》中，便收录《赠羽土(二首)、《群仙册》(十八首)，记录了他对道家的认识和要求。
继位之后的雍正，依然保持着对道家的兴趣。北京白云观，金代所建，长春真人邱处机曾在此著书，是道家的重地。雍正与白云观道士来往颇为密切。
该观道士罗清山于雍正五年(1727年)初死去，雍正命内务府官员为他料理丧事，指示按道家礼节从优办理，又将其追封为真人，可见他们关系之密切。
雍正对道家的长生术感兴趣，但对道家虚无缥缈的传说却不十分认同。
雍正相信自己能够治理天下，所以并不赞同道教抛弃现实人生、只求个人解脱的思想。
中国到了明清两代，儒、佛、道三教都有很大发展，在不少人眼中，儒是政治学、伦理学，佛家精密于修治心性，而道家则最适合求长生，三者是可以互补的。儒、释、道三学共同的东西很多。
雍正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按照自己的理解，宣传三教合一之说，在实中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推广。
然而，释家和道家一个要“无生”，一个要“长生”，矛盾重重，于是，雍正借助自己的帝王身份进行调和。
他宣扬“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把佛道捏合在一起；他收佛门弟子，同时也有妙应真人娄近垣这样的道家弟子。
他编选佛家的语录，把道家紫阳真人张伯端的著述也收录了进去；他给沙门赐封号，同时也赠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神仙紫阳真人”；他认为张伯端的《悟真篇》虽然是道家的著作，但即使以佛学的眼光看也是有道理的。
儒家思想历来处于神圣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雍正把儒释道拉在一起，是以儒助佛，把道归于佛，也含有扬佛的意思。所以雍正糅合儒、佛、道三家，最主要的倾向还是在于提倡佛教。
雍正以帝王之尊，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力倡三教合一，究竟用意何在呢?
三教在中国历代发展中自然融汇的趋势和雍正个人专心信仰的因素姑且不论，作为一个国家最高领袖，宣传三教合一还有以下好处：
其一，佛家劝人为善，反对暴力斗争，对统治秩序的稳定非常有利。禅宗主张一切解脱都首先要从内心实现，与孔孟之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哲学相辅相成，可以缓和社会矛盾。
其二，这是统治蒙古人的需要。用喇嘛教联系、控制蒙古人，这是清朝统治者的重要国策。
其三，雍正说圣人生地，虽中外东西有别，但得到的真谛，并没有差异，这和《大义觉迷录》内主张好皇帝不分华夷非常相似。
由此可见主张三教合一，也是在为满洲统治的合理性进行申辩，维护多民族、多宗教国家的统一。
最后，佛道在下层社会中有广大的信徒，可以充分利用。宣扬三教合一也是雍正争取底层社会支持的一种方法。
总之，雍正身为天子，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又以解释佛教宗旨的权威自居，大量干预佛教事务，不啻于精神教主。
但是，雍正虽对儒释道三教如此用心，甚至“以身相许”，自封教主，可他对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却又是另一番面孔。
前面说过，西方传教士在顺治、康熙两朝已是大有势力，但雍正继位后，却对他们关闭了国门，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自然又牵扯到雍正最最关心的一件事：自己的统治。
在雍正上位的过程中，各种势力激烈斗争，他上位后，以严猛治天下，对和自己争皇位的兄弟们更是痛下杀手。
雍正继位之后，派胤禟奔赴西宁前线，取代同母弟十四阿哥胤禵，当然没给他任何实权，实质上是让年羹尧监视他，并且切断跟八阿哥胤禩的联系。
胤禟与家人通信，为了保密，使用罗马字母代表某种暗号。他早年和耶稣会士们颇有来往，还接受了穆敬远主持的洗礼。后来罗马字母信件被雍正发现，雍正称其“别造字样，巧编格式，阴谋诡计甚于敌国奸细。”剥夺其皇族身份，并改名“赛思黑”（满语猪的意思）。
雍正决心把此案追查下去之后，发现了更为波诡云谲的内幕。努尔哈赤的嫡长子褚英系的苏努一家全家皈依了天主教，而苏努曾为八阿哥抢夺皇位出谋划策。
雍正为此对苏努全家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并且对天主教和传教士们发出了严厉的《圣谕广训》。
1727年7月21日，雍正皇帝在圆明园接见了巴多明、戴进贤、雷孝思等传教士，发表了一番很长的讲话，即《圣谕广训》，其实就是驱逐传教士的讲话，其中有几句话是这么说的：
你们区区几十个传教士，却要攻击其他一切教义。须知尔等所具有的好的东西，中国人的身上也都具有，然尔等也有和中国各种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处。和我们一样，尔等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尔等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指耶稣），还有什么永恒的苦和永恒的乐，这是神话，是再荒唐不过的了。
佛像是用来纪念佛，以便敬佛的。人们既不是拜佛，也不是拜木头偶像。佛就是天，或者用尔等的话说，佛就是天主。难道尔等的天主像不也是尔等自己画的吗？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以后尔等可常来朕前，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雍正的话说得很有意思，越品越有意思，一方面这些传教士在诸子争位过程中站错了队伍，另一方面，雍正确实抓住了他们教义中的欺骗性的东西。
其实这就是雍正发出的禁教令，将天主教列为异端思想而加以严格管控，并最终关上了国门。
雍正不愧为一代人王，他执政仅14年，若是他执政时间再长一些，没准他还真能把大清王朝带上政教合一的路子。
不过说到底，雍正终究是皇权的代表，无论他调和儒释道三教，还是打击天主教，都是为皇权服务的。
所以他对待宗教，终归还是以“御之而不为所御”为宗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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