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康雍乾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出身少数民族，具有清前诸帝少有的“大中国”观念，这种观念摒弃了以往仅包含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形成了既包括中原腹地又包括广阔边疆地区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
这种国家观，使得清朝君主不仅极其关注中原地区的稳定，也十分重视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安全。
如果不了解一点历史，恐怕一些朋友还会以为“十全武功”是和如来神掌、九阴真经一样的武林绝学，当然并非如此。
乾隆五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的时候，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廓尔喀人向大清投诚。廓尔喀人生活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以生产廓尔喀弯刀、作战异常勇猛，英国至今还保留着一支由廓尔喀人组成的部队。
此时已经82岁高寿的乾隆皇帝非常高兴，认为此生军功圆满。
大家都知道，乾隆可是历史上出了名的能写，一生写诗一万多首，遇到这等好事，不由得“诗兴大发”起来，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名叫《御制十全记》的文章，记述他认为自己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十次军事行动。
写完之后，他还意犹未尽，不仅命令人将这篇文章翻译成汉、藏、蒙、满四种文字，还要给它立碑盖亭向天下彰显自己的功德。
由此可见，这“十全武功”可是乾隆皇帝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乾隆戎装图
那么，这《御制十全记》中记叙的是哪十次军事行动呢？
乾隆在作记之前是这样说的：“十功者，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
拆开来看，这十次军事行动分别指的是：
1755年的平定准噶尔达瓦齐部之战和1755至1757年的平定准噶尔阿穆尔撒纳之战（平准噶尔二）；
1747至1749年的平定大小金川之战和1771至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打金川为二）；
1758年的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定回部一）；
1786至1788年平定台湾林爽文叛乱（靖台湾为一）；
1762至1769年的清缅战争和1788至1789年的安南之役（降缅甸、安南各一）；
1790至1792年两次平定廓尔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
这一生折腾，乾隆志得意满，作记之后竟自诩为“十全老人”。
虽然史家早已公认这“十全武功”中存在凑数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大部分事件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而这十件大事中，有一件历经康雍乾三代才尘埃落定，这就是平定准噶尔。
准噶尔在哪？
打开地图，在我国的美丽北疆，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有一块名叫准噶尔的盆地，它面积约为38万平方公里，得名正是来自于盛极一时的准噶尔汗国。
明朝后期，蒙古各部根据活动地域分为漠南蒙古（今内蒙古一带）、漠北喀尔喀蒙古（今蒙古一带）、漠西厄鲁特蒙古（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一带）。
准噶尔属于漠西厄鲁特蒙古（下辖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最初游牧于天山一带，后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
明末清初，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以伊犁为根据地兼并了漠西厄鲁特蒙古各部，准噶尔部落开始壮大起来。
到了康熙九年（1670年），巴图尔珲台吉的儿子僧格在叛乱中被杀后，僧格的异母弟弟噶尔丹夺得了准噶尔的统治权。
到了康熙十八年 (1679年)，西藏的达赖五世喇嘛赐噶尔丹可汗号，准噶尔汗国正式成立。
这个时候，准噶尔叛清的倪端就出现了。因为大清入关以前，皇太极就征服了蒙古各部，册封蒙古大汗在法理上必须由朝廷确认。而且，按照蒙古传统，只有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才可以称汗，但噶尔丹一支并不是黄金家族的后裔。
因此，理藩院在噶尔丹上疏朝廷请求确认汗号的时候，不留情面地斥责他“擅称汗号”。
但这时，大清明显是耍了个小聪明，虽然当面斥责，但又准许噶尔丹纳贡。这不就是明摆着一边安慰蒙古各部说准噶尔汗国的称号是非法的，另一边又默许噶尔丹称汗么？
能坐上大汗之位的人绝不是等闲之辈，噶尔丹看破了大清的这点小心思，野心愈发膨胀起来，想要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遂开始了南征北伐。
1678年，噶尔丹出兵南疆，占领叶尔羌汗国,控制天山南北。1688年，率兵越过杭爱山（今天蒙古国中部），大举进攻土谢图汗，迫使喀尔喀蒙古诸部南迁。
武力强劲的准噶尔，在接连不断的军事胜利之下，领土迅速扩大，雄跨西北，今天的新疆地区、外西北、外蒙古以及贝加尔湖地区都是其控制范围，俨然已经形成与大清分庭抗礼之势。
噶尔丹的兵锋，一是南向西藏，挟持达赖和班禅两个大喇嘛以号令众蒙古，一是东向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以完成蒙古统一大业。
可是，噶尔丹在国力最盛的时候犯了个最低级的错误，那就是嚣张——他一定忘了大清在入关之前就已使蒙古各部臣服。
看到如此广袤的领土和草原上遍地的牛羊，噶尔丹竟公然向康熙叫嚣到“圣上君南方，臣长北方”。
这是何等的政治幼稚，你安心做你的北方皇帝就行了，何苦招惹强大的大清呢？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 六月，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率军进攻漠南蒙古，剑指北京，竟然迸发出沿着忽必烈之路马定中原的天真想法。
对于大清而言，此时体量巨大的准噶尔已经从西北一隅的肘腋之患变成了悬在帝都头上的心腹大患了。
而放眼全国，噶尔丹从十岁那年被带到西藏，到康熙十年（1671年）准噶尔内讧时在西藏上层的全力支持下返回部落，最终取得权力游戏的胜利，再到如今的横跨天山南北，倘若还留准噶尔一天，那么噶尔丹的影响力就会让西藏和奉喇嘛教的蒙古各部一天不得安宁。
如果说，当年被大清皇帝依为最重要盟友的蒙古各部都纷纷倒戈，那么大清就随时可能陷入南有汉人叛乱，北有蒙古入侵的危险局面。
正如日后雍正在他的心腹重臣鄂尔泰的密折上朱批所讲那样：“准噶尔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贰。此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所以圣祖（康熙）明见事之始末利害，立意灭取准噶尔、安定西藏者，圣知灼见，不得已，必应举者也。”
而乾隆在战略思想和治国方略上与康雍一脉相通，对形势的判断，均是从“大清朝亿万斯年”的大局出发，着眼于大清江山永固。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清代最负盛名的三代君主都如此执着地非彻底战胜和消灭准噶尔不可了。
由于准噶尔骑兵勇猛，机动能力强，又得到沙皇俄国的火器支援，且身处大漠草原，大清对准噶尔的战事十分艰苦,后勤保障十分困难。
仅康熙一朝，皇帝本人就亲征3次。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康熙第一次出征准噶尔。他调遣10万大军，分兵两路出古北口（今河北滦平南）和喜峰口（今河北宽城西南）。同时令盛京将军（治所今辽宁沈阳）、吉林将军（治所今吉林市）各率所部兵力，西出西辽河、洮儿河，与科尔沁蒙古兵会合，协同清军主力作战。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南）大破准噶尔3万大军(一说2万)，噶尔丹率仅剩的数千人逃回科布多（今蒙古吉尔噶朗图）。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康熙再次发兵10万，分三路大举出击朔漠。在巴彦乌兰（今内蒙古苏尼特右旗附近）扑空后，西路军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探子觅得噶尔丹踪迹，随将其诱至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宗莫德市），大败敌军，杀敌三千余人，生擒百余人，噶尔丹仅率数骑逃脱。
昭莫多一战，基本上歼灭了噶尔丹的叛军力量，清军取得平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康熙为彻底消灭噶尔丹势力，发动第三次平叛的军事行动。最终，噶尔丹集团分崩离析，军队只剩下五六百人。在清军征剿下，噶尔丹走投无路，遂饮药自尽（一说被部下所杀）。
但噶尔丹兵败身亡后，准噶尔的实力并未完全被削减,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继续任准噶尔台吉（大清对蒙古贵族封的爵号，分为四等，一等台吉到四等台吉相当于一到四品官），仍与大清摩擦不断，扰乱西北地区安宁。
雍正时期，大清与准噶尔的关系基本是在边战边谈中度过的。
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军发动攻势，在光显寺（今乌兰巴托西部哈拉和林额尔德尼昭）大败准噶尔后，其首领噶尔丹策零向清廷请和罢兵，由此才开启长达二十年的休战状态。
但两强之间的休战指示暂时的，大清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准噶尔要么臣服要么毁灭。
这种状态从雍正一朝延续至乾隆一朝，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在与达瓦齐争权失败，率2万余人投奔大清，乾隆站在国家战略的层面高瞻远瞩，认为一举击败准噶尔势力的条件已经成熟，力排众议决定出师。
清军于1755年远征伊犁平定达瓦齐势力，紧接着又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叛乱，直到1757年，大清才完全平定了准噶尔势力。
如果再算上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了支持阿睦尔撒纳作乱的大小和卓叛乱，西北地区至此才终于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动荡局面。
以康雍乾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出身少数民族，具有清前诸帝少有的“大中国”观念，这种观念摒弃了以往仅包含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形成了既包括中原腹地又包括广阔边疆地区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
清初地图
这种国家观，使得清朝君主不仅极其关注中原地区的稳定，也十分重视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安全。
平定准噶尔丹之后，乾隆迅速派人对新疆地区进行测绘，并设立“总管伊犁等处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等，加强了对新疆的管辖，极大地震慑了西部边疆的分裂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准噶尔的覆灭，不仅促进了新疆地区的稳定，密切了中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巩固了清廷对蒙古各部和西藏地区的控制，同时也有力地打击了站在准噶尔身后的沙皇俄国对中国的觊觎之心。
此时的清廷，得以腾出手来对内治理、对外防御，换来了近百年的和平与安定。从这一点来说,平定准噶尔是康雍乾造福后世的千秋功业。
然而，巨大的胜利之下也存在隐忧。
由于西部地区人口稀少物资匮乏，大清连年对准作战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这笔巨大的开销最终都要转嫁到百姓头上。
但随着国内人口的爆炸式膨胀和与其极不相称的生产增长，大清帝国面临着“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这样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
虽然国库盈余，但民日渐穷，经济财政问题日益成为清廷的严峻挑战，为康乾盛世之后大清帝国的一系列危机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
[1]《清史稿》；
[2]《清高宗实录》；
[3]庄吉发著《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
[4]吕思勉著《中国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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