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帝国人民生活在这样的极权体制之下，极权焕发出极大的效力，秦帝国不过2000万人口，却能役用40万人筑长城，50万人戍五岭，70万人建皇陵，70万人修阿房宫。
极权虽有效力，却是违背人性，面对权力，人性可以一时低头，却不能一直被驯服。这是秦帝国种下的又一个祸乱之因。
《秦俑》 作者 裴季桐 版权所有 请勿他用
秦统一六国时，国土面积约为214万平方公里，后北收河套、南征百越，帝国版图进一步扩大，国土面积达347万平方公里，一说340万平方公里。
有效治理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首先需要大批的官僚人员。秦推行郡县制，构建了从中央到郡、县，直至乡、亭的垂直管理的官僚队伍。因为史料的缺乏，秦帝国的人口、官员数都是一笔糊涂账，有论者曾称，秦帝国的百姓与官员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26比1，也就是26个老百姓就要养一个官员。即使不考虑那时的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这对于老百姓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经过多年的征战，民生凋敝，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所谓“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老百姓都渴望着休养生息，期望着新帝国能给他们一个好的政策。
但是，老百姓的命运早已被注定，他们可怜、卑微的愿望也无法达成。
秦始皇将《秦律》推行于全国。
商鞅变法时，基于春秋时李俚的《法经》而制作出了秦律，根据睡虎地秦简，秦律之细密、严苛令人叹为观止，其包括《田律》：有关土地耕作和农业生产；《厩苑律》：有关牲畜放牧和饲养；《仓律》：有关仓库管理；《金布律》：有关货币、财物；《关市律》：管理“关”、“市”税收职务；《工律》：管理官营手工业；《工人程》：有关官营手工生产定额；《均工》：有关调动手工业者；《徭律》：有关征调人民服徭役；《司空》：有关司空管理职务；《军爵律》：有关军功爵的法律规定；《置吏律》：有关任用官吏；《效》：有关检核官府物资财产；《传食律》：有关驿传供给饭食；《行书》：有关文书运送；《内史杂》：有关掌治京师的内史职务；《尉杂》：有关廷尉职务；《属邦》：有关官吏少数民族的机构“属邦”的法律规定。称之为《秦律十八种》。
这些法律从方方面面将社会运转的人、财、物作了细致规范，正所谓“密如凝脂”，将秦国打造成了一个以“耕战”为主要特征的战争机器。法律的本质是把老百姓看作是秦国无限的资源，泯灭他们作为人的正常需求，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而仅仅是组成国家这部战争机器的零部件而已。正因此商鞅初行秦律时，老百姓也是断然不肯接受，期间经过反复波折，最终法律驯服了百姓。
而如今帝国初成，原来的六国百姓正等待帝国的新政，如今骤然让他们以秦律为规范，这一方面会造成百姓期望的落空，另一方面，秦律在秦国初施时的百姓的反抗，势必又要重演一遍，这已为帝国的危机埋下了祸根。
至于帝国老百姓过的是啥日子，已经有很多人根据出土的秦简作过详细论述，不过大多也是推论，毕竟史料有限，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看看。作为我们这个系列，只是把秦帝国的社会运转作为背景，所以我们只需要大概了解秦帝国是如何牢牢控制人民的就可以了。
商鞅曾说过，“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制民、驭民，这一点，早已深入到秦国体制的基因之中，当然，秦帝国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去改变这一基因。
按道理说，人作为社会性的生物，在交往和生产过程中，总会自发地形成某种社团组织，正是依靠这种社会的自生力量，大大提升了人的生存能力和水平，也促进了文化的产生、发展。
但是秦帝国的行政指导思想很简单、粗暴并且直白，就是消灭、削弱社会的一切自生力量与自发组织，只允许政府管制存在。
所以帝国统治的目的不是富民，只有一个目标，强国。富民与强国矛盾吗？在秦帝国眼中，是矛盾的。“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贫则重赏”， 意思是说，人民有了财产，就不在乎国家的赏赐，不听话了；“民愚则易治也”；“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只有让人民弱下去，傻下去，穷下去，国家才好管控。
所以他们列出了“五种人”，视这五种人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而重点打击：谈说之士（儒生）、处士（隐逸）、勇士（游侠）、技艺之士（手工业者）与商贾之士，这五种人，说实话都是有点想法或至少是头脑比较灵活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五种人如果多了，不受打压，会让人民“轻其君”、“非其上”、“轻其禁”、“议其上”，挑战国家权威，他们追求的，正是李斯所说“使天下无异意”。
为了管控人民，秦帝国更是把“以恶治善”发挥到了极致，排斥良民，任用奸人。“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听起来是不是有些不可理喻？这里面或许包含了这样一个悖论——以善治善，其结果大概率是管理不彰，乱作一团；而以恶治善，则将人的欲望降至最低，反倒顺从服帖。更可由此而联想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帝国的人民被挟持，所能依靠的，也只有主动而积极地进入到这套体制之中。不得不说，法家对人类的本性，观察之幽微令人恐怖。
为了破坏人民的宗法与家族的传统习性，帝国强制推行分户析居，“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不让人民有形成社团力量的任何机会，只允许小型家庭存在，社会原子化，个人直接嵌入国家权力的控制网络。
对于王室贵族，帝国照样毫不留情，尽可能限制他们势力的壮大。“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贵族无军功不授爵；“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邑为贵族的封地，把这些小的乡邑合为一县，中央派遣官员治理，这样贵族就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权。贵族势力的弱化，在我们眼中可能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表现，但放在秦帝国的时代，能与中央集权皇帝专政相抗衡或起到羁绊作用的，也唯有贵族势力，这一势力在帝国的弱化与消失，使得中央集权皇帝专政更加畅行无阻。
以上还只是帝国治民的一个大略框架而已，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更是置人民于法网，不得稍有逾矩，帝国给人民设定了单一、划一的社会生活程序——“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老百姓存在的价值，就两件事，或农，或战，凡不利于农战的一并尽弃。帝国初成，没那么多仗可打了，那让老百姓干什么呢？大上基建项目啊，筑直道，修长城，盖皇陵，修水渠，反正不能让这么多的老百姓留在家里经营自己的小日子。
“声服无通于百县”，禁止奇装异服与靡靡之音在各个郡县流行，免得人民受到诱惑；“废逆旅”，取缔私营旅店，“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衣食，则必农”，老百姓不要随便四处走动，只需要老老实实呆在土地上为国家生产就是良民；“贵酒肉之价”“重关市之赋”“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提高酒肉的价钱，对商业课重税，取消粮食交易市场，这样，商人就会对前途失去信心，农人就不敢经商。
秦始皇琅琊刻石曾有“上农除末，黔首是富”之语，农为上，工商则是末，打压了工商，专心于农耕，百姓富足安定。上农除末是真，黔首是富则是自饰门面了。另外国家将矿产、铸铁、煮盐等工业全部垄断，收归国营，断了人民除务农之外的谋生路，而且国家也能坐收山泽之税。
国家权力深入到人民生活当中，无孔不入，整个社会被帝国牢牢控制。“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着，死者削”，即编户齐民，人民必须登记户口，生了孩子或死了人，都要向官府报告；什伍连坐，老百姓动辄获罪，最恐怖的是一人犯法，家族的所有人甚至连邻居都要被惩罚，这一惩罚就要成为刑徒，有仗打仗，无仗可打就去做基建项目，还得自带干粮；“舍人无验者坐之”，人民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与店家一起治罪；设里亭制，郡县之下置乡，乡下置亭，亭下置里，“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皆秦制也。”帝国的权力深入到社会最底层——里，里是五十户家庭的编制单位，又以什伍连坐、编户齐民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置于国家法网的监视与控制之下。
帝国人民，就生活在这样的极权体制之下，极权焕发出极大的效力，秦帝国不过2000万人口，却能役用40万人筑长城，50万人戍五岭，70万人建皇陵，70万人修阿房宫。
极权虽有效力，却是违背人性，面对权力，人性可以一时低头，却不能一直被驯服。这是秦帝国种下的又一个祸乱之因。
另外，祸乱还将来自于极权体制的运行成本，越是严厉控制社会，所需成本越高，而秦帝国也只能从人民中榨取，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除了正常缴税，帝国人民还承担着各种明目的剥削，赋、徭、役等等不一而足，多半都属义务劳动，甚至自带干粮去打仗、修工。
事实证明，秦人承受了这种统治，并且变得更强以至统一了六国，那么，新帝国更为庞大的人民，还能接受这种统治的驯化吗？毕竟，六国不是秦国，统一的帝国的也不是放大版的秦国。
但是，秦始皇相信，他有能力把帝国打造成新版的、更为强大的秦国。
公元前221年，这一年，嬴政成为秦始皇；
这一年，在沛郡丰邑，一个不愿务农、36岁的中年男人，出任泗水亭长，此人名刘邦，字季；
这一年，一个年仅11岁的楚国贵族后裔，跟随他的叔叔从咸阳远遁会稽，这个小男孩名叫项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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