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辽东的李成梁家族，通过插手军事物资的采购、控制马市的马价、操纵食盐经销权等方法聚敛财富，豢养家丁。李成梁发达后非常高调，他在家乡铁岭修建了万花楼，这座别墅雕梁画栋，花枝摇曳，富丽堂皇，甲于一时。
（李成梁像 来源：网络）
明初，边塞的将领主要由军事贵族与宗室诸王担任。明朝中期之后，驻扎边塞的营伍将领多数由从卫所抽调而出的世袭军官组成。
卫所的世袭军官因老弱病残等各种原因离职时，可由其子孙继任卫所之职。而有资格袭职的武官子弟称为“应袭舍人”。应袭舍人因年幼无法袭职时，要留在卫所读书与练武，以提高自身的素质。在此期间，官府可给予他们一定的俸禄，以示优恤。
一些卫所设立有武学教官，学生主要是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军官的子弟。教官要教学生写字以及阅读《论语》《孟子》《大学》等儒家典籍，令他们知晓“尊君、亲上”等忠孝的道理。看来，明朝的卫所官兵与日本武士一样对儒家的伦理道德推崇备至，但卫所学生们的儒学知识比起日本武士所学的东西要更为正宗。
武学讲究文武兼备。学生们要学习《武经七书》《百将传》等军事书籍，讨论古今将帅的胜败事迹，以增广见闻；还要以古今名臣为榜样，端正自身的言行举止。明朝皇帝希望手下将领向古代名将看齐，明成祖朱棣在北征时勉励诸将道：“关公、张飞皆是蜀汉的熊虎之将，生时忠诚可贯日月，死后百世被人拜祭。古今人才不相上下，你们要努力啊。”那时，人们认为某位将领恪尽职守、表现出色时，就会将其与古代的名将相提并论。例如嘉靖年间的尚书郑晓赞扬边塞总兵马永与梁震“有古代良将之风”。万历年间的经略宋应昌在给中军都督杨元的书信中，表扬他在攻城时冒险先登的行为，由衷称赞道：“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还有不少相似的事例在流传至今的史籍中可以看到。
此外，学生们也必须熟读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武臣》，以惩恶扬善，端正军中的风气。
学生们一般每隔五天要练习一次射箭、骑马等武艺，以强身壮体。因为他们未来有机会在战场上与敌人近身肉搏，甚至单打独斗。明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施耐庵的《水浒传》等通俗小说非常流行，里面的将帅总是热衷于一马当先，带头冲锋陷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古代将军率军打仗的真实写照。明朝也有很多猛将，例如《明史·常遇春传》中记载明朝创建之初，常遇春在跟随徐达北伐进入河南时与五万元兵在洛水之北对阵。他单骑突阵，击破二十余敌骑的阻击，并一箭毙其前锋。明军精锐部队随后而至，元军大溃，败奔五十余里。
明朝历代帝王也重视猛将。明成祖朱棣在北征蒙古期间规定手下将士如果“临阵有勇敢当先，杀败贼众”者，便可立下奇功、头功。景泰年间，朝廷将战功分为奇功、头功、齐力三等，规定“凡战挺身先行，突入阵中，斩将夺旗者”，算作奇功。成化年间，朝廷重申在战时“以当先者为奇功”。嘉靖年间，朝廷宣布沿海的文武将吏，如果有能够亲自冲锋陷阵，使倭寇不能登岸的，即使没有斩获敌人的首级，也算作奇功。由此可见，从明初到明朝中后期，朝廷的态度都可算始终如一，即鼓励各级将领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而边塞将门之家的子弟之中的确也出现了一批敢于带头突阵的将领，著名的有杨洪，《明史》称他善于骑马射箭，“遇敌辄身先突阵”。辽东李家军中有喜欢出动骑兵奔袭敌人的李如松与箭法高超的李如梅，另外还有使用一百二十斤重的镔铁大刀杀敌，有“刘大刀”之称的刘綎等等。
在欧洲，骑士阶级的主流观点认为在战斗时首先冲锋陷阵者最难得，谁做到这一点可以获得英勇无畏的美名。在日本，武士阶级的惯例是第一个持枪闯入敌阵者将因立下头功而受到重赏。
骑士与武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评价竟然与明朝武官的价值观如出一辙，可见东西方虽然相隔万里，但军事思维模式也有相似之处。就像日本武士们喜欢向外人夸耀脸上的伤疤一样，明朝武官也喜欢向外人夸耀身上的伤疤。
李成梁在1601年曾经上书皇帝，自称做官四十一年，亲身经历一百多次战斗，导致“遍体残伤”，全是“刀痕箭眼”，每当下阴雨、刮北风之时，躯体便“金疮时发”，以此换来皇帝的好言相慰。另一名“西陲名将”杜松在1619年前往辽东经过潞河一带时，因天热在道旁的邮亭休息，被当地好奇的老百姓围观。他干脆解开衣襟裸体示人，露出身上密密麻麻的刀箭伤疤，并引以为豪。
明军应袭舍人作为储备军官，不但要武艺高强，而且需要掌握大量的军事知识，否则在未来的战争中便会出现麻烦。明朝武官使用的兵器多种多样，既有宝剑、铁鞭、枪槊、大刀、弓弩等冷兵器，也有铳炮等火器。他们身上穿的盔甲除了传统的金属铠甲之外，还有以棉花、丝麻、织布等材料制成的绵甲（这类甲对火器发射的弹丸有一定防御作用）等。而明军的普通士卒使用的军械品种更多，也更加复杂。说句夸张的话，就是十八般武器，样样齐全。以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记录的兵器为例，有腰刀、长刀、藤牌、钩枪、长枪、狼筅、镋钯、大棒、弓箭等冷兵器，也有火箭、快枪、鸟铳、虎蹲炮、佛朗机、无敌大将军炮等火器。如果武官们不了解各类军械的性能，那么在战争中就不能得心应手地指挥部队。
当应袭舍人到了袭职的年龄时（通常在十五岁以后），要经过比试，方可出任军中的具体职务。比试的项目有骑马、射箭等，合格者便可成为正式军官。后来，又增加了策论（即讨论军政问题，提出对策的文章），破格收录那些武艺不精但见识非凡的人。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官府由于财政紧张，允许一些应袭舍人通过纳银免试，也就是说，只要出得起钱，就可以出任武职。只有那些追随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立功的武官是例外，朝廷规定他们的后代可以免试而直接袭职。
卫所军官在一般的情况下仅有一个子孙的袭职名额，这就意味着那些人丁繁多的武官家庭里，大多数子弟都不能当上军官。但是卫所世袭军官调任为营伍将领，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镇守边塞，有比较多的立功机会，而朝廷在战后论功行赏时，往往会照顾英勇善战的将领，让他的多个子孙出任卫所的军职，以示鼓励。例如嘉靖年间，承袭祖职为铁岭卫指挥佥事的李成梁，后来调入营伍，在镇守边疆中一路从参将升为副总兵、总兵，而他在卫所的军职也一路水涨船高，最后升为都督同知，并使多个儿子获得世袭卫所军职的资格（副总兵、总兵等营伍军职不能世袭，但卫指挥佥事等卫所军职可以世袭）。1574年十月，他在击破建州女真头目王杲的战斗中立功，使儿子李如松得以袭职都指挥同知；1575年十二月，他在沈阳附近打败来犯蒙古左翼诸部两万余骑，又使儿子李如柏获得袭职锦衣卫千户的资格。1579年五月，他因战绩彪炳而被朝廷封为宁远伯，成为了新的边塞军功贵族；其后，他分别在1581年、1582年、1583年与辽东塞内外的蒙古、女真诸部的激战中又立下赫赫战功，使儿子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樟等人获得袭职锦衣指挥使、都指挥佥事等的资格。
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樟等人获得卫所军职后，不久又调入营伍，晋升为将领。如此一来，李氏一族的多员将领便通过世袭卫所军职这条捷径迈入营伍，先后成为总兵、参将等。这使得不能世袭的营伍职位，实际可以变相世袭了。
在烽火岁月中，连一些普通的军户士兵也有机会因积累战功而升为营将。例如后来在辽东鼎鼎有名的祖家军，其始祖是祖承训，这人初出道时不过是一位普通士兵，但是很快就凭着战功在隆庆年间开始出人头地。他平步青云的过程比较平淡无奇，都是斩获敌人一两颗首级之后就官升一级。他首次立功是1569年在辽东镇虏堡斩获敌人的首级一颗，因而立即从士兵升为管理十人的小旗。接着，他在大清堡斩获敌人首级一颗，于1571年升为管理五十人左右的总旗。1572年，他在辽阳斩首一颗，升为试百户；不久又在抚顺东州斩首一颗，于1575年实授百户，跻身于卫所武官的队伍。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相继在平虏堡、大兴堡等地各斩获首级一颗，于1577年升为副千户；并在丁字堡斩首一颗，于1579年升为正千户。从祖承训的升职过程来看，他完全是踩着敌人的尸体一步步往上爬的，而且在往后的日子里很快便成为了卫级武官。他于红土城斩首一颗，于1581年升为卫指挥佥事，其后又升为都指挥同知。1594年，他在镇武堡与敌作战得胜，升为都指挥佥事（《辽远卫选薄》）。这里记录的只是祖承训在卫所的军职升迁过程，其实他早已调入营伍，并出任过游击、参将等职，后来还于1592年日本侵朝时以副总兵之衔出兵援朝。他的儿子祖天寿（后改名为祖大寿）继承父志，袭职为宁远卫指挥佥事，不久又转为营伍将领，继续镇守边塞。
在明朝，由于土地兼并等原因造成了卫所军户制度的崩溃，朝廷转而采取募兵制。这使一些应募的军人亦有机会升任将领。以辽东沿海的皮岛为根据地的总兵毛文龙就是一个好例子。
边塞的将门之家除了有将领，还有家丁。家丁在和平时期要管理与耕种将领名下的田地，并在屯田旁边修建城堡与营塞。当敌人骚扰边境时，家丁要负责守御。
而跟随将领征战的家丁，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制造质量优良的兵器，以供自用，或者监督军中的士卒砍柴割草，以供军用。家丁虽然具有将帅私兵的性质，但平日要与正规部队进行联合操练，以便战时能够有效地协同。部队操练的内容有刀枪弓箭等冷兵器与铳炮等火器的使用练习，还有各种阵法的演习。一些将领还亲自训练部队。戚继光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以练兵为内容的书。他悉心指导，训练出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戚家军。武艺高强的俞大猷著有《剑经》等书，并亲自教授部队练习技击之术。两军开战之前，家丁要巡逻放哨，到塞外进行侦探。与敌对阵时，家丁是部队的中坚。戚继光指挥作战，常常以家丁在前，普通士兵“雁行于左右”。俞大猷打仗时把家丁布置在中军周围或者骑兵之内。
将帅要对家丁施以恩惠，而家丁要侍奉将帅。吴襄（吴三桂的父亲）自称为了能够让麾下的三千家丁享受美酒佳肴，自己不惜吃粗粝的食物；为了能够让三千家丁穿上绫罗绸缎，自己不惜身披廉价的布衣。家丁在将领的纵容之下凌驾于士卒之上，他们不用服杂役，因为部队会指派士卒代劳（比如家丁的马，平日里就让普通士兵代为喂养）。在进行军事行动时，他们常常夺取士卒的好马，或者强行以瘦马交换。戚继光曾经批评属下武官经常让家丁随便奴役士卒，骑乘士卒的马。他还公开谴责个别武官用克扣士卒军粮的办法来养育家丁。类似戚继光这种仗义执言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将帅对围绕家丁产生的种种不法行为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人在战时出死力。
家丁虽然会欺负普通士兵，但是内部却强调要团结一致。由于很多家丁都认同一个将帅为义父，因而彼此之间自然也就成了义兄义弟。义气“便成了很重要的一种品质”。正如俗语所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如果有人在关键时刻，甘愿替别人承担风险或作出自我牺牲，那么他就会被公认为有义气，获得同僚的赞赏。特别是在战场上，大伙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切忌临阵退缩、贪生怕死。家丁重视义气，而互相结拜兄弟的将领们也同样推崇义气。社会上的文艺作品也对军队中流行结拜兄弟的现象大肆渲染。如在明朝流行的《三国演义》这部章回小说中，刘备、关公、张飞三人“桃园结义”，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而在著名的《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相聚在梁山泊，义结金兰。这些已经成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
将门之家要讲“义气”，还要讲究“仁义”“孝义”“忠义”等。反正离不开内涵丰富的“义”字，因为它含有让行为规范更加公正合理的意思。
“仁义”这个概念对军人而言，意味着爱护百姓。例如徐达在攻克元大都之后，禁止士卒骚扰老百姓，同时维持市面上正常的秩序，让店铺照常经营买卖，因而人们认为他的所作所为简直可以与古代名将曹彬相比（曹彬是北宋开国将领，他在率军平定南唐金陵时，没有妄杀一人，故正史给予他非常高的评价，他成为了爱民的典范）。因而明军自然也就成了仁义之师。对明朝中后期的边防部队而言，不但要对边塞之内的老百姓施行仁义，而且还要对塞外异族的平民施行仁义，否则会遭到朝野舆论的抨击。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在功成名就之后，变得飞扬跋扈起来。他虽然在边塞地区屡屡告捷，但偶尔也有局部失利的时候。而他为了掩饰失利，会纵容手下杀良民获首级以冒功，甚至自己杀死投降的蒙古牧民以邀赏。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些不仁不义的行为被监察官员揭露后，引起了朝中人士的纷纷议论。在舆论压力面前，李成梁被迫于1591年以患病为理由辞职（后来又复出）。
“孝义”对将门之家也很重要。在这类军事集团中，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了强烈的宗族色彩，主帅的旗下既有子孙后裔，也有大批收养的义子义孙。年长者作为家庭的核心，需要以孝道的伦理道德来巩固家庭内部的秩序。
“忠义”是将士们必备的品质。军人的忠诚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对君主（或主人）效忠，另一种是为国尽忠。
在将门之家中，将帅与家丁是带有封建色彩的主从关系，所以家丁背叛主人就是不忠，将为世间舆论所不容。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不是明朝社会特有的，元朝也有。前文已经提过，蒙古崛起时，有个别人为了投靠成吉思汗而背弃了旧主人，然而成吉思汗却对这种朝秦暮楚的行为采取了谴责的态度。类似的事例从元末明初到明末清初都发生过，例如元末明初盘踞广东的军阀何真，在出兵平定土著王成等人的暴乱时，发出悬赏通告，宣称如有谁能捉获王成，愿意给予重赏。不久，王成被见利忘义的仆人扭送到何真之处，何真当即让人在车上架起大铁镬。这使王成感到非常害怕，以为自己将要被投入沸汤之中活活煮死。谁知何真却命令手下将刚刚领了赏金的仆人五花大绑，抛入铁镬之中烹调。每当镬中的仆人惨叫一声，何真的手下们便一边敲打乐器，一边群起和应道：“四方如果还有胆敢卖主求荣的仆人，就是这种下场！”何真后来归顺了南下的明军，而他杀死卖主仆人的行为也成了统治阶级的佳话。无独有偶，明朝灭亡后，在南方抗清的郑成功也干过同样的事，这员名将曾经于1652年在福建漳州击败清浙闽总督陈锦的部队。陈锦在逃亡途中被家丁李进宗等人刺死。郑成功表面上善待归降的李进宗，实际却非常讨厌这种弑主的行为，不久便令人秘密将李进宗沉入水中溺死。
家丁要忠于将领，同样，将领要忠于皇帝与国家。在古代，皇帝是国家的象征，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如1449年发生了“土木之变”，明英宗被蒙古军队俘虏。但国家仍然存在，大臣们马上另立其弟朱祁钰为新君）。所以，将门之家需要同时效忠于皇帝和国家。很多镇守边疆的将帅都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要为皇帝效忠、为国尽忠。近年出土了镇守云南的沐英家族的陪葬文物，其中一块金牌上刻有“凡我子孙，务要尽忠报国”等字样，这就是沐氏历代应该遵守的家训。而戚继光也出自将门之后，他的祖先因追随明太祖朱元璋开国有功，被授予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并留下有《家训》一编。他的父亲在家中的墙壁上写下“忠、孝、廉、节”四字，作为座右铭。到了戚继光守卫边疆的时候，亦教导部将应有“不二之心”，要多多效法“纯忠”的行为。
明朝著名的历史小说除了《三国演义》，还有一些作品对历代镇守边关的将门进行了虚构与事实交相揉杂的描述，以弘扬仁、义、忠、孝等传统精神（这些作品很多是在宋元评话、戏剧的基础上编著而成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以北宋杨家将抗辽为内容的小说，比如嘉靖年间熊大木的《杨家将演义》、万历年间纪振伦的《杨家将通俗演义》等。还有以南宋岳家军抗金为内容的小说，比如嘉靖年间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天启年间东林党首领邹元标的《岳武穆王精忠传》、崇祯年间于华玉的《岳武穆王精忠报国传》等。在杨家将的故事中，杨令公、杨六郎、杨文广等祖孙在边疆浴血奋战，不惜为国捐躯；佘太君、穆桂英等杨门女将巾帼不让须眉，在丈夫、儿子殉国后挂帅出征，叱咤疆场。而岳家军的系列小说对多数人来说已经是耳熟能详，以“岳母刺字”为例，便具有典型的教育意义。在这个故事中，岳母在主人公岳飞的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而孝顺的岳飞也始终遵守母亲的教导，在前线杀敌时不忘家教，为国尽忠。明朝流行的《三国演义》与杨家将、岳家军的故事，对边塞将门之家的思想观念无疑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样的例子在欧洲也有，骑士文学对现实中骑士的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以至一些年轻的骑士们在日常生活里总是模仿文学作品中那些英雄人物的形象。
顺便提一下，在整个明朝的历史小说中，都有着浓厚的“严华夷之分”的思想，主要表现在描写汉族政权的历史小说远到春秋战国，近到明朝开国时期都有，唯独没有小说描写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南北朝与元朝。没有作者愿意执笔的原因显然是这类题材不受市场的欢迎（直到清代中叶之后才出现南北朝与元朝的历史小说）。这当然与明朝边防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有关。另外，明朝的小说文学非常发达，甚至出现了一批描述将门之家抗击外敌的带有时事性质的小说，如记叙刘綎等将领故事的《征播奏捷传》、记叙戚家军故事的《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记叙毛文龙故事的《辽海丹忠传》，此外还有《平虏传》、《镇海春秋》等。
中国古代华夷之辨的核心在于文化而不在于种族。也就是说，不管任何一个民族，只要生活在华夏并信奉儒家伦理道德的，便可融入华人社会之中，否则便有被主流社会视为蛮夷的危险。明初，朝廷大力提倡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以君臣、父子、夫妻、长幼之道等宗法伦理来教化天下，恢复社会秩序。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初的《讨元檄文》中已经指责元代蒙古统治者不愿遵守儒家的纲常礼教，仍然固守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但他同时反复强调，留在中原的蒙古等异族“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否则难免兵戎相见，“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明军就是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为口号进行北伐，将蒙古统治者驱逐出中原的。华人与蛮夷在文化上的磨擦不禁让人联想起西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如果说欧洲有基督教的宗教骑士团，那么明朝就有儒将。当然，儒将留给别人的印象常常是孜孜不倦、手不释卷（最典型的形象是《三国演义》中喜欢挑灯夜读《春秋》的关公），他们缺乏十字军那种歇斯底里的宗教狂热。
儒将这个词在明朝之前就有，一般指风度儒雅或者知书识礼的将帅，以区别那些粗犷雄浑、不通笔墨的军人。但到了明朝，儒将却逐渐与儒家的教义发生了联系。朱元璋在位时，经常让儒家学者给武臣们讲授儒教的伦理道德，目的是让武臣们接受“忠君”等维系社会秩序的准则，这对于统一人们的思想以及巩固新政权是有好处的。此后，朝廷规定卫所的武学教官要给学生们讲授《论语》《孟子》《大学》等儒家典籍，因而培养出了一大批儒将，其中，有能力著书立说的戚继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到了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合格的儒将，需要具备仁、义、忠、孝等品质，他们要以身作则，教化部下。而边塞将门之家是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军事集团，也需要用崇祖、孝悌、守节等带有宗族色彩的儒家伦理观念来维持其内部的宗族制度，以保持凝聚力。
明朝不遗余力地在农耕地区推广儒教，就连一些少数民族的聚居点也不例外。例如，朝廷在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广泛设立教习儒家伦理的学校，强制命令世袭土司（少数民族首领的世袭官职）的子弟入学读书，以知礼义，否则不准承职。不过，明朝在游牧民聚居的蒙古地区却难以推广儒教，因为生活在游牧社会的人们毕竟在经济文化、居住环境、风土人情等方面与农业社会不同，所以难以全盘接受农业社会的宗教信仰与伦常道德。故此，明朝君臣始终把塞外视为化外之地，把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视为蛮夷，并在边疆驻扎精兵良将，严加防范。（将儒家文化奉为圭臬的日本武士也深受“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日本武士的最高政权机构是幕府，而幕府的最高职位是“征夷大将军”。所谓“征夷”，指的是征伐曾经在本州和北海道居住的虾夷。从这里可以看出，“征夷大将军”这个官名之中蕴含着儒家思想中“尊王攘夷”的意义。古代的日本把不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游牧民族当作夷狄，视之为异端。前文提过，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在《日中交流二千年》一书中认为，深受汉文化影响的镰仓幕府之所以坚决拒绝与蒙古交往，甚至不惜一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那时的日本人认为蒙古是“夷狄”。）明朝的边塞将门之家处于与外敌对峙的第一线。戚家军、俞家军、李家军等军队不但名将辈出，家丁也矫健勇猛，故在与异族作战的过程中威名远播，历来为人们所传颂。打个比方，如果说城堡是欧洲骑士的象征，武士刀是日本武士的象征，马是蒙古伴当的象征，那么，长城就是明朝边塞将门之家的象征。尽管万里长城是公元前2世纪秦始皇在位时为了抵抗北方的匈奴而修筑的，而且在汉、唐等朝代也发挥过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作用，但是在古代历史中真正依赖长城与游牧民族对峙百年的却是明朝，而且保存至今的长城遗址主要也是明朝重修的。戚家军、俞家军、李家军都镇守过长城的不同地段，抵御外敌。
明朝在大部分时间里对流窜到塞外的蒙古贵族采取防御的策略，以保境安民为主。因此朝廷特别重视长城的防范作用，统治阶级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重修长城。长城东起鸭绿江畔，西到祁连山附近，总长万余里，沿线被划分成九个军事防御区域，分别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固原、宁夏、甘肃等九个重镇，叫做“九边”。这些驻扎大量兵力的重镇分别管辖着沿边境的城墙、墩台以及大大小小的城、镇、堡、寨，构成了一系列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严密防御网络。
镇驻在长城沿线的部队不是一味防守，而是经常主动出击。最常见的战斗方式有“烧荒”与“捣巢”。
“烧荒”是明朝边境军队每年的例行公事，长城沿线的将士们一般在每年的秋末冬初塞外草枯的时候，出塞放火焚烧野草，他们深入的范围有时达到三五百里，目的是将游牧骑兵出没地方的草场烧个干净，使其战马难以渡过冬春两季，从而御敌于国门之外。明军在烧荒的过程中时常会与蒙古骑兵发生规模不等的冲突。
“捣巢”是指明朝边境军队对塞外游牧部落的营地发动的突然袭击，其作战原则是集中兵力，速战速决。在这样的军事行动中，将士们通常以比敌人多三倍的兵力昼伏夜行，到达目的地后除了派出部分人马与敌人厮杀之外，其余的军人负责四处掳掠畜牲等战利品。部队得手后迅速撤回塞内。
总之，明朝边塞将门之家的主要特点是家庭成员世代为将，他们利用职权之便通过兼并土地等各种手段养育私兵，并信奉儒教。他们祖祖辈辈过着军旅生活，非常注重家族的血统，同时都崇拜本民族传统的英雄人物，并以具备忠诚、尚武的品质为荣。上述的一些品质，我们在西欧骑士、日本武士与蒙古伴当的身上同样可以看到。
边塞军功集团的兴起表明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央集权已经逐渐被削弱，但这不意味着历史将重新返回封建时代。因为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东西方航路的开辟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制度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西欧，骑士所依附的封建制已经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而在日本，武士阶级所依附的封建采邑制亦已经崩溃，武士们陆续离开乡村的庄园而聚居于城中，靠领取薪金过活。在东西方交流频繁、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明朝的将门之家自然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退回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时代。事实上，很多将门之家已经介入商业贸易，这与那些热衷于海外贸易的日本战国大名有异曲同工之妙。
明朝在边塞地区大量城、镇、堡、寨驻扎重兵，一方面使得沿边各种军事消费日益增多，另一方面驻军地点也成为境外异族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种种因素吸引了内陆的很多商人前来寻找商机，加速了商品的流通，最终令部分军事据点发展成为边疆地区商业化的市场中心。一些世代镇守在边境的将门之家在商业大潮中，充分利用先天条件，积极介入各种商业活动中，赚取了巨额利润。例如辽东的李成梁家族，通过插手军事物资的采购、控制马市的马价、操纵食盐经销权等方法聚敛财富，豢养家丁。李成梁发达后非常高调，他在家乡铁岭修建了万花楼，这座别墅雕梁画栋，花枝摇曳，富丽堂皇，甲于一时。《明史》中认为其家族已将“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成为辽东地区的头号大族，过着铺张奢侈的生活。物极必反，个别边镇守军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从保家卫国走向了通敌卖国的反面。明朝政府在对外的经济交往中，明确规定某些商品属于违禁品（如可以制造兵器的钢铁、火药等），不得输出。有些守军却利用职权从事走私活动，这不但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甚至会危及国家安全。这种不法行为与大多数将士尽忠报国的志愿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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