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1月份，中山升格地级市，其时距离中山撤县改市（1983年12月22日）只有4年多时间。
30年时间并不算长，许多人是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借着纪念中山升格地级市30周年的契机，许多人向记忆库搜寻，寻找自己与这座城市的精神共鸣。
时任中山市副市长、分管城建和规划的吕伟雄说，自己1985年调任中山副市长后的一段时间，中山城区只有6个交警。
吕伟雄所描述的年代，笔者还没有到中山，直到中山升格地级市6年后才麻雀南飞，但对时任新华社记者王志纲提出的“广东四小虎”印象深刻，总拿“广东四小虎”与“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相提并论，生出许多自豪感。
难以想象城区只有6个交警的“广东四小虎”之一的中山是什么样子，只能跟着吕伟雄的描述来到现场。
当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中山，因为毗邻港澳，尤其是大量港澳台乡亲频繁往来两地，港澳乡亲带回很多东西，如香港的录音带、折叠伞等，在西郊形成了小商品市场，就在国际酒店对面，市场很兴旺，大量外来经商者涌进来进货，路口拥挤不堪。
吕伟雄这样描述当年这里拥挤的状况，警察操着高音喇叭，用石岐话对着行人喊话，要求随时穿越马路的行人不要往前走、不要往后走，但那些人听不明白石岐话，也没有交通规则意识，警察根本没有办法指挥交通。
于是，市里决定在国际酒店路口建设人行天桥，改变路口混乱的状态。这座形人行天桥，被市民依形状唤作“八爪鱼天桥”。
天桥建成了，但往来客人还是习惯走马路，不肯上天桥。于是，吕伟雄想了一个自称比较蠢的办法，叫当时的公安部门雇请6个临时警察管理天桥，按照每个临时警察1万元的标准，市里拿出6万元钱，就算在建桥费用里面。临时警察的职责是，管住6个桥口，逼着人们上桥。足足用了半年时间，才让行人习惯了走人行天桥。
这是中山从农业县转变成县级市进而升格为地级市后，城市意识存在的天然短板，省市提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吕伟雄说，在升格地级市之前，他被委派到中央党校学习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广东学员里只有他一个来自县级市。
分工管城市规划建设的吕伟雄，认识到要把中山从原来的农业县、小城镇发展成为现代城市，必须尽快提升群众城市意识，让大量进城农民成为市民。
但灌输城市意识难度很大，毕竟，农民世世代代在乡村成长，对城市很陌生。吕伟雄说，有一次在街头看到一个从湖南来的老农民，挑着两箩筐鸭蛋过马路，明明看见前面有汽车来了，但不会分析汽车离他有多远，多长时间会到自己跟前，仍然抢着过马路，结果来不及避让，尽管车停下来了，但箩筐蹭到汽车，两箩筐鸭蛋摔落地下。当年，即使是当地人，城市意识也比较差，需要一点一滴建设城市秩序。
正是为了尽快提升市民城市意识，转变人们观念，中山升格地级市前一年，中山就推出了敬老万人行活动，吕伟雄担任总指挥。敬老万人行随后改名慈善万人行，并持续至今，以帮助弱小群体为切入点，引导人们通过扶危济困，激发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增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而提升市民城市意识。
吕伟雄说，中山升格地级市之前，城区面积只有5.6平方公里，更大的困扰是人才不足。他感叹当年中山最缺的就是人才，自己分管的城建系统，当初只有半个工程师，因为不是专门大学本科毕业的，而是自学成才的那种。
改革开放后中山引进了大量人才，班子也进来很多人才，给中山地级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各行各业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薄弱环节不断暴露，承受不了城市巨变，可谓百废待兴，教育面临的问题更加突出，不仅老师数量跟不上，而且因为许多行业工资上涨太快，外面吸引力太强，很多老师选择跳槽，政府不得不一次次讨论对策。中山升格地级市之前，一年出现300多个公办老师跳槽，这些教师离开队伍到社会上谋生，学校又不能及时补充很多老师进来。政府认识到，一定要有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与城市发展相适应。要让老师留下来安心教学，维护教师队伍稳定，就要确保教师待遇。于是，在为困难户建设柏苑新村等住宅区的同时，也为教师建设住宅，当年教师住宅最便宜，只要自己交3000块钱就可以获得住宅，但要保证至少在教师队伍干满5年。
当年为了加快解决困难户住宅问题，采取了“三三四”办法筹集建设资金，由政府出3成，单位出3成，个人出4成。
吕伟雄出身广州，文革前到中山插队，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这座城市，后来几经辗转。1993年吕伟雄调离中山，回到省城任职，但他2013年退休后，却毅然选择回到中山。他在著作《我生命中的夏天》里说，“我就像一列长途列车，中山是始发站，其他都是中转站，不论如何兜兜转转，最终还是回归到始发站。”
看得出来，他对中山用情最深，超过了他的家乡，大约因为中山这座城市留下了他最深的人生印记。
2018-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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