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1月份,中山升格地级市,其时距离中山撤县改市(1983年12月22日)只有4年多时间。
30年时间并不算长,许多人是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借着纪念中山升格地级市30周年的契机,许多人向记忆库搜寻,寻找自己与这座城市的精神共鸣。
时任中山市副市长、分管城建和规划的吕伟雄说,自己1985年调任中山副市长后的一段时间,中山城区只有6个交警。
吕伟雄所描述的年代,笔者还没有到中山,直到中山升格地级市6年后才麻雀南飞,但对时任新华社记者王志纲提出的“广东四小虎”印象深刻,总拿“广东四小虎”与“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相提并论,生出许多自豪感。
难以想象城区只有6个交警的“广东四小虎”之一的中山是什么样子,只能跟着吕伟雄的描述来到现场。
当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中山,因为毗邻港澳,尤其是大量港澳台乡亲频繁往来两地,港澳乡亲带回很多东西,如香港的录音带、折叠伞等,在西郊形成了小商品市场,就在国际酒店对面,市场很兴旺,大量外来经商者涌进来进货,路口拥挤不堪。
吕伟雄这样描述当年这里拥挤的状况,警察操着高音喇叭,用石岐话对着行人喊话,要求随时穿越马路的行人不要往前走、不要往后走,但那些人听不明白石岐话,也没有交通规则意识,警察根本没有办法指挥交通。
于是,市里决定在国际酒店路口建设人行天桥,改变路口混乱的状态。这座形人行天桥,被市民依形状唤作“八爪鱼天桥”。
天桥建成了,但往来客人还是习惯走马路,不肯上天桥。于是,吕伟雄想了一个自称比较蠢的办法,叫当时的公安部门雇请6个临时警察管理天桥,按照每个临时警察1万元的标准,市里拿出6万元钱,就算在建桥费用里面。临时警察的职责是,管住6个桥口,逼着人们上桥。足足用了半年时间,才让行人习惯了走人行天桥。
这是中山从农业县转变成县级市进而升格为地级市后,城市意识存在的天然短板,省市提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吕伟雄说,在升格地级市之前,他被委派到中央党校学习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广东学员里只有他一个来自县级市。
分工管城市规划建设的吕伟雄,认识到要把中山从原来的农业县、小城镇发展成为现代城市,必须尽快提升群众城市意识,让大量进城农民成为市民。
但灌输城市意识难度很大,毕竟,农民世世代代在乡村成长,对城市很陌生。吕伟雄说,有一次在街头看到一个从湖南来的老农民,挑着两箩筐鸭蛋过马路,明明看见前面有汽车来了,但不会分析汽车离他有多远,多长时间会到自己跟前,仍然抢着过马路,结果来不及避让,尽管车停下来了,但箩筐蹭到汽车,两箩筐鸭蛋摔落地下。当年,即使是当地人,城市意识也比较差,需要一点一滴建设城市秩序。
正是为了尽快提升市民城市意识,转变人们观念,中山升格地级市前一年,中山就推出了敬老万人行活动,吕伟雄担任总指挥。敬老万人行随后改名慈善万人行,并持续至今,以帮助弱小群体为切入点,引导人们通过扶危济困,激发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增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而提升市民城市意识。
吕伟雄说,中山升格地级市之前,城区面积只有5.6平方公里,更大的困扰是人才不足。他感叹当年中山最缺的就是人才,自己分管的城建系统,当初只有半个工程师,因为不是专门大学本科毕业的,而是自学成才的那种。
改革开放后中山引进了大量人才,班子也进来很多人才,给中山地级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各行各业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薄弱环节不断暴露,承受不了城市巨变,可谓百废待兴,教育面临的问题更加突出,不仅老师数量跟不上,而且因为许多行业工资上涨太快,外面吸引力太强,很多老师选择跳槽,政府不得不一次次讨论对策。中山升格地级市之前,一年出现300多个公办老师跳槽,这些教师离开队伍到社会上谋生,学校又不能及时补充很多老师进来。政府认识到,一定要有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与城市发展相适应。要让老师留下来安心教学,维护教师队伍稳定,就要确保教师待遇。于是,在为困难户建设柏苑新村等住宅区的同时,也为教师建设住宅,当年教师住宅最便宜,只要自己交3000块钱就可以获得住宅,但要保证至少在教师队伍干满5年。
当年为了加快解决困难户住宅问题,采取了“三三四”办法筹集建设资金,由政府出3成,单位出3成,个人出4成。
吕伟雄出身广州,文革前到中山插队,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这座城市,后来几经辗转。1993年吕伟雄调离中山,回到省城任职,但他2013年退休后,却毅然选择回到中山。他在著作《我生命中的夏天》里说,“我就像一列长途列车,中山是始发站,其他都是中转站,不论如何兜兜转转,最终还是回归到始发站。”
看得出来,他对中山用情最深,超过了他的家乡,大约因为中山这座城市留下了他最深的人生印记。
2018-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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