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留下盲流记忆
1990年代是一个不相识的人能挤在一张床上的年代，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1994年，我南下广东找工作的最初11天，是在朋友程仁的租屋度过的，那是自己生命中最漫长的一个春节，腊月廿五到东莞找工作，正月初六上班，尽管投递简历的第一家单位成了自己的第一个广东东家，找工的煎熬却一度让自己生出逃离感。
后来的日子，跳槽途中多次寄宿朋友住处；更多的时候，住处轮番住进求职者，尽管心有怨言，却没有拒绝求宿者的记忆。
近日翻阅自己1994年南下广东的记录，“共挤一床”是最扎心的字眼。日记里留下这样的记载：“晚上和田某某共挤一床，被子短小，床也够窄，两人都睡得不安稳。”
想起当年一些深圳朋友的感慨，家里的客厅成了找工亲友的驿站，找工者来了一拨又一拨，一边接待，一边帮着找工作，末了还要给找不到工作的亲友送一点盘缠，家里的另一半实在忍受不了了，有的家庭为此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到广东两个多月，当年中专毕业的弟弟投奔我，好多天找工作一无所获，不得不求助于本地同事，在凌高空调公司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月工资300元，相当于我之前在内陆机关工资的两倍。
随后的日子，找工作的亲友纷至沓来，应接不暇。
说一段当年的经历吧。
7月的最后一天，一大早，弟弟带着两个陌生的年轻人来到，来人背着行囊，有些疲惫，但看上去文质彬彬，不像那种洗脚上田的农民。原来他俩是弟弟的中专同班同学，前一晚到东莞，联系不上弟弟，就在汽车总站睡了一夜大街，一个同学的身份证也被人偷去了。
当即吩咐弟弟上市场买菜，回住处做饭，安顿下来；教两位同学写了求职信，为他们复印了资料，指引他们去厚街一片工业区找工作。
第二天，我就被办公室同事提醒，弟弟的两个同学在办公室当着老总的面打了几个电话，应该是打给求职单位的。为此，老总还问怎么不认识这两个人，有了责怪之意。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这事情非同小可。那时没有手机，公用电话奇贵，办公电话稀缺，占用办公电话可能影响工作。我曾在办公室接听私人电话，因为占线时间长了点，被老总毫不留情责怪。单位当年发生过一次罢工，就是因为有同事下班后打电话多了，造成电话费大增，单位便将办公电话上了锁，给大家工作生活造成不便，引起群体不满。
两个同学找工第一天就遇到了麻烦，他们按照我的指引，去了伟易达、爱高、冠亚等企业，却因为没有未婚证，不能进厂。我提醒他们立即跟家里联系补办了寄来。那时进工厂工作需要未婚证，是被许多人忽视的环节，眼下的人可能理解不了。
一个星期后，两个同学的工作没有着落，另一个胡姓老乡忽然来到，同时应对三个人找工作，我一下子陷入茫然。那段时间，想尽一切办法，给所有可能介绍工作的朋友打电话，写信，结果都是失望，许多朋友一听说找工作，就直接拒绝：“工厂最近不招人。”
恰在这时，两位大学毕业的同学打来电话，有意离职南下，要求我帮他们介绍工作。我知道找工作绝非易事，建议他们先寄简历过来，然后等候消息，不要盲目南下。
我知道，同时在我这里找工作的三个乡亲，就是那个年代的盲流，广东有限的工作机会满足不了无限的求职者，岗位是当年的稀缺资源。
找工无望，到了送客的时候，这时候，找工的人已经弹尽粮绝，给他们送上路费，是表达歉意的唯一途径。
日记记载，8月9日那天，弟弟的汉川籍同学和胡姓老乡决定放弃找工，我向同事朱慧东（后来去了南方都市报工作）借了150元，给准备打道回府的汉川籍同学。4天后，弟弟的孝感籍同学决定离开广东，行前我请他吃饭饯行，弟弟给他250元路费。
送走最后一个找工同学的当口，家乡一位邻居找来，要求帮他找工作，这位邻居就是之前离家出走的小军，我南下后，他的家人托付我寻找他，我曾按照线索找去南海未果，现在他联系上家人，按照家人指引投奔我，我必须帮他。只是，刚刚体会了找工作的艰难，我需要给自己一点缓冲空间，于是给小军建议，先找几天工作，若一时找不到，就先和弟弟一道回乡看望家人，等我帮他找到工作再通知他来。那时，弟弟的毕业分配时间到了，正好需要回乡找单位。
眼下，家里来了客人，绝大多数人的选择是给客人开一个酒店客房，许多人不敢想象家里打地铺接待求职者是什么体验。
也许，一次不期而至的找工潮，能够教会一代人生存。
2022-02-26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