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市沈家祠堂散记

        “张墅大地方，三庙三庵三祠堂。五板萧墙，画花粪池，石底船坊，龙头夜壶，马面踏道。四爿茶店一机坊，廿八块旗杆石一座牌坊，一只渡船两座老木桥，樟树满村庄。”这首民谣概括了昔日的张市。越西路止于洋江西路，北侧村庄便是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张市村。张市曾名“张墅”。绍兴缀以“墅”的地名较多，如“储墅”、“赵墅”、“梅墅”、“江墅”、“墅后”等等。绍兴方言，“墅”字不念“shu”，而念“shi”，老百姓图方便，读、写多作“市”。这或许是“张墅”演变成“张市”的原因。 

         张市“三祠堂”，指的是大溇沈家祠堂、新溇沈家祠堂以及后木桥祠堂，后两处已无人知道其概貌。大溇沈家祠堂则尚存，坐北朝南，靠大溇口大江边。五开间，前进为平房，中进是神堂，后进是座楼。座楼较高，为全村主要高层建筑。解放后，沈家祠堂曾作为土地改革工作组、民兵队的住处和张市供销社的营业场所。岁月悠悠，祠堂已不显昔日辉煌，头进被改建成置菩萨之神龛，神堂、座楼破败不堪，成为野狗安乐窝。然驻足神堂，文化气息仍悠然飘来。

        神堂内东、西墙壁上嵌有五十厘米见方、镌刻着如“二十五世廷”、“二十九世祖”用来取名字辈分的砖块，依次是“廷元世振、祖业家传、成□□守、先泽长贻”十六个字，可惜第三十四世、三十五世的字已不存。旧时安昌娄氏宗祠有一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启后人”， 作为取名用字。而这里将字辈嵌在墙上，倒是觉得新鲜。东山墙砖雕南侧嵌有乾隆十六年（1751）四月所立“宗祠碑记”一通；正对面西山墙则是乾隆二十六年八月“祭田碑记”，撰文者署“二十三世孙（沈）彩”。 祠堂前杂地上，仰天躺着一块旗杆石，上面镌刻着“同治丁卯科并补行甲子正科”。宗祠碑记文字近八百，记述沈氏迁徙路线、沈彩直系脉络、宦迹，以及沈氏祠堂开、竣工日期。 

        宗祠碑记高200厘米，宽89厘米，楷书阴刻20行，满行41字。今将碑文抄录如下：

龙潭沈氏宗祠碑记

        家有庙，宗有祠，所以妥神灵，联族派，尊尊亲亲，阙典隆焉。吾族自唐天元公居苕溪，由进士官别驾於杭郡，遂居武林。代多名臣，伟绩载在世谱，巨乡名宿赞记有彪。六传而文通公讳遇偕翰林公讳遘，始迁于越鉴湖之浒。爰别三宗，与霞川分派。其一讳道公，迁于石门，世远未考。至七世克善公讳舆求，官宋龙图阁直学士，此吾龙潭沈氏所自始也。递传十三世宗字行三，与长巷分支。十六世以庆字行，分三支。至二十二世显考简庵府君讳肃乾，系庆五府君七世孙。生五子：长承祖，次光国，三彩，四受环，五世鼎。幼时先府君语彩等曰：“吾族旧有宗祠，年久倾圮。先世同迁越者，业俱各建祠。惟吾龙潭阙如，有志未逮，是所望于若辈勉成吾志。”彩等志不敢忘。先大兄官云南姚安府经历，次兄官湖北黄州府罗田县尉，两兄均以年老告归，相继齑殁。四弟国学生，五弟扬州仪真县邮政厅，俱不幸早世。彩以菲材叨荷祖德，得授云南昭通府知永善县事，莅任十载。翼承先志，会开浚金江，檄委办理河务，倥偬未遑。嗣又遭子讳浩字志邹中年弃世，遗五孙：长廷机，次廷林、廷枚、廷模、廷荣，尚冲。建祠之举，徒厪怀虚。迨庚午岁，彩予告回籍，始得祗遹先府君遗言，及彩数十年所惓惓不息者。一旦见诸实事，初基地苦隘。先大兄分授大溇房屋一股，年远颓朽，偕侄文澜计议，欣然乐从，扩为建祠之址。族弟讳可俊字季瑞，亦捐台门东南地五尺。又别置三股，爰有定位。命二兄之子讳鸿字书云，工襄阙事赴馀购木。鸠工庀材，阅八月而告成。世谱中多散失，家孙廷机检得家弃，乃前族兄邑庠生讳兆鼎字禹牧平时蒐辑而成者。彩惊喜意外，寻源竟妥。功竣告庙，昭穆井井。第余年逾七十，规模粗具，节目未详，倘邀天眷，鉴余祖德，笃生孝慈，励志青缃，奋登皇路，于以恢宏先业，光尊亲之世绪，慰始祖于在天，又余之厚望也。夫是祠也，建工于乾隆十五年九月，落成于乾隆十六年四月，垂之奕祥，俾永不朽。

        时乾隆十六年四月吉旦 二十三世孙彩熏沐谨志

        碑记起笔是“龙潭沈氏宗祠碑记”，可见张市曾名“龙潭”。沈氏先世居湖州德清，一世祖是唐宣宗大中二年（848）进士沈遵道，官杭州通判，“晚年以杭州风景佳丽，遂徙家焉”。六世沈遇，因从兄沈遘嘉祐六年（1061）出知越州，“始迁于越鉴湖之浒”， 沈遘裔孙为“霞川沈氏”， 沈遇裔孙称“张墅沈氏”。后者尊沈遇子、龙图阁直学士沈舆求为“吾龙潭沈氏所自始也”。由沈遵道递传至沈彩为二十三世，沈彩有兄弟五：长兄沈承祖，官云南姚安府经历；次兄沈光国，官湖北黄州府罗田县尉；四弟沈受环是国学生；五弟沈鼎供职扬州仪真县邮政厅。俱不幸早沈彩过世。沈彩做官远在云南，莅任昭通府永善县事十余载。“开浚金江，檄委办理河务”，即指其在任主要功业是疏浚金沙江。乾隆十五年（1750）回到绍兴老家，于九月开工建造宗祠，翌年四月竣工。由此可见，沈家祠堂已有二百六十多年历史了。

        民国《绍兴县志资料》氏族志有“张墅沈氏”条目，所载沈氏播迁，基本与宗祠碑记吻合，并提到“前志人物——沈彩”，意思是说《乾隆绍兴府志》、《嘉庆山阴县志》里均有沈彩的传记。按图索骥，果不其然。

        我国古代在对官员的选任和管理上实行人事回避制度，其中一项是地域回避。清代规定，“在外任职的地方官，不得在原籍、寄籍（长期居住地）、邻省接壤五百里之内为官”。沈彩初在云南黑盐井任盐课大使，就是在基层盐务机构负责，其正八品官阶，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干部。由于沈彩业绩特出，乾隆元年（1736）被云南巡抚张允随荐任为永善县知县。永善是清初“改土归流”后于雍正六年（1728）新设的县，沈彩是第四任知县。永善为云、贵、川三省之门户，境内重峦叠嶂，峰高谷深，水土流失严重，沈彩垦田数顷，给民耕种，老百姓名之为“沈公田”。沈彩政绩斐然，乾隆二年云南总督尹继善欲调其往昆明任职，永善百姓涕泣挽留，有数千人随至省府求情，但不允，随即哭声震天，传至省衙之内，上峰看到民意如此之坚，就顺民意，沈彩表态亦愿意回到永善任上。而沈彩为官在永善，最显著的功绩是治理金沙江。

        清朝实行银、钱并用的货币制度，而流通最大的莫过于铜钱。其时云南的铜矿资源居各地之首，且铜料纯度高质量佳，从乾隆五年到嘉庆十五年（1740～1810），铜料产量每年都在一千万斤以上，滇铜成为京城铸钱局和长江以南数省铸钱用铜的主要来源，出现了“滇铜几遍天下”的壮观景象。然而，云南内陆遍地皆山，自古不通舟楫。为解决滇铜京运问题，清政府于是在乾隆初年开凿金沙江水路，以达长江航道。金沙江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蜿蜒行走于滇川边界，其自东川府（今昆明市东川区）小江口经昭通府至四川叙州（今宜宾）一段，长一千三百余里，江流湍急，险滩重重，千百年来从未通航。

        王燕飞《清代督抚张允随与云南社会》一书专辟一章《开道浚川，功在九宇》，用万余字的篇幅，叙述金沙江水道开修的急迫性和必然性及张允随主持开修的艰巨过程。“所有碍船巨石，先令工匠伐木堆积，用火烧锤凿劈打……又应开两岸悬岩牵路一万数百丈，……其陡险之外，皆于石罅插木搭架，工匠用藤缠腰，悬空铲凿。”金沙江水路的开凿，分作上游和下游两期工程。云南总督兼巡抚、后改任云贵总督的张允随命沈彩协助其事，即是《宗祠碑记》中沈彩自述之“会开浚金江，檄委办理河务”。在上游工竣之时张允随呈给朝廷的奏稿里讲到：“在工效力人员内，分修上游工程系永善县知县沈彩等文武佐杂十一员”，“以上各员，或膺总理，或任分修，自堪估兴工以迄报竣，悉能殚心竭力，不避艰险，不辞劳瘁，督率夫匠，上紧疏凿，约束兵役，并无私入夷寨滋事，发给工价银米，亦无短少扣克，日则奔走崎岖，夜则栖宿水次，较之各项河工，艰苦更甚。”金沙江水路是远在西南边疆的云南同全国政治中心紧密相连的交通纽带之一，它使西南边陲不仅在政治上与内陆息息相通，而且在经济上也牢不可分。航道工程在西南地区交通开发史上留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乾隆十五年张允随调入京师，升东阁大学士。其时沈彩年逾七十，以年老告归。任上协编之《金江志》，是总结治江的经验得失。

        沈彩回到故乡绍兴后，想起幼时父亲的话：“吾族旧有宗祠，年久倾圮。先世同迁越者，业俱各建祠。惟吾龙潭阙如，有志未逮，是所望于若辈勉成吾志。”沈彩为完成先父遗愿，遂有建祠之举，偕族人计议，欣然乐从，于是鸠工庀材，去故增新，阅八月而告成。宗祠开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九月，落成于乾隆十六年四月，皆大欢喜。观祠堂壁沈彩于乾隆二十六年撰有“祭田碑记”，可见他八十岁时还健在。假设沈彩高寿八十五，则在其去世二十多年后，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行的《绍兴府志》，就为沈彩立了传，稍后嘉庆八年（1803）的《山阴县志》亦同样立传。

        《绍兴府志》卷五十一、人物志十一《宦迹·沈彩传》中的文字不妨过录若干：“尹公继善知其贤，调署昆明首邑，永民涕泣攀留者数千人，随至省吁辕告留，不允，哭声达于内署，彩亦愿还永，遂止。会修金江，檄委办理。《金江志》所载，皆其成法也。年七十以老乞归，永之人立庙祀焉。”读罢，令人感慨万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好官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需要说明的是，据民国三十八年（1949）《新纂云南通志》卷八十《艺文考十》，《金江志》为江苏华亭人张凤孙所修，其于乾隆三十九年官云南粮储道。《金江志》“乃乾隆初凤孙应云贵总督张允随聘来滇时所辑”。志载“（沈彩）会修金江，檄委办理。《金江志》所载，皆其成法也”，意谓《金江志》所述内容，多循沈彩的工作经验得失而纂辑。

        镌刻有“同治丁卯科并补行甲子正科”的旗杆石，按照常例，镌刻的应该是“同治甲子科”或“同治丁卯科”。之所以一反常规，此乃战争年代造成的特殊情况。笔者不妨细述一下缘由。

        清代继承明代的科举制度，“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丑未辰戌年会试”。康熙五十二年（1713）是癸巳年，照例不是考试之年，然适逢“皇帝六旬万寿，特开乡、会恩科”。以后定下制度，遇新君登极、寿诞等庆典，专门颁诏设置“恩科”。在咸丰八年至同治六年的十年间，按照法定考试年份，期间应该有咸丰八年（1858）戊午科，咸丰九年（1859）己未皇帝三旬恩科，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科，同治元年（1862）壬戌登极恩科，同治三年（1864）甲子科，以及同治六年（1867）丁卯科，计六科。但实际上有三科没有考，就是咸丰十一年、同治元年及同治三年。这是因为浙江省会杭州在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被太平军占领，正常的考试自然不能进行，浙江的乡试只能在同治四年（乙丑）补行辛酉科并壬戌恩科，而将甲子科顺延到同治六年（1867）的丁卯科一起考，如此一来，就有了这么个拗口的“同治丁卯科并补行甲子正科”。

        那这旗杆石的主人是谁？查民国《绍兴县志资料》选举志的科举人名录，同治六年中举的有“山阴人沈荣、会稽人沈百墉、会稽人沈祖苞、山阴人沈樾”，这旗杆石理应是沈祖苞的。何以见得？上海图书馆藏有沈祖苞的乡试硃卷，里面记载着他的太高祖是沈彩。沈彩在其撰写的宗祠碑记自述为“二十三世”， 沈祖苞属于砖雕“二十九世祖”之辈，而且硃卷载曰沈祖苞“住西郭门外张墅村”。沈祖苞是山阴人，就读于会稽县学，因而学籍在会稽。同治六年浙江乡试中式的共234人，内山阴、会稽籍27人，其中就有陶堰孪生兄弟陶方琯、陶方琦，鲁迅祖父周福清以及周福清内兄孙琥铭。沈祖苞是第114名举人。

         沈氏家族历来重视文化，阅《张市村志》可见一斑。沈复生（1884～1951），名钧业，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秀才，后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辛亥革命后历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长、省政务厅长、金华道尹、山东省政务厅长等；沈复生长子沈家桢（1913～2007），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后赴德国研究电机工程。1952年移居美国。先后担任环大西洋财务公司董事长，泛大西洋发展公司董事长。1971年出任美国轮船公司总裁，任职期间，开辟了美国北部五大湖西煤东运的运煤航线，为改善美国东部的环境污染情况作出了重大贡献。1973年，纽约圣约翰大学赠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沈复生次子沈家楠（1917～2005），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后就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电机系，获科学硕士学位。无线电与自动控制技术专家。于1957年出席通信兵竞赛大会，受到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曾参加“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运载火箭研制工作，1969年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1999年作为参加“两弹一星”的专家，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是航天控制技术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沈复生幼子沈家楷（1919～2002），早年毕业于英士大学。后在浙江东阳中学任教，五十年代曾应邀参加全国生物学教材的编撰工作，在全国中学生物教师中唯沈氏一人；沈海铭，沈复生之孙，致力于生物学科研究，现执教于绍兴文理学院。

        祠堂碑记及旗杆石，谈不上是啥稀罕宝贝，或许也够不上称作文物。但这些遗落在乡间的历史遗迹，对研究文史，却是大有裨益。在城乡一体化日益加速的绍兴，说不定某天一个“拆”字，沈家祠堂将不复存在。笔者真心希望沈家祠堂得到应有的保护，而散落于农村、类似于沈家祠堂里这样的祠堂碑、旗杆石，也应当有一个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