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萨珊印章上的牛头
印度次大陆的早期居民们蓄养瘤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生物是本地所产,但是到了萨珊王朝,这种生物的足迹显然已经遍布西亚了。这一点引起了很多考古学家和动物种群研究者的兴趣,已有的考古和DNA证据表明瘤牛的迁徙过程非常复杂并且和人类文明史也有着诸多纠葛。
瘤牛种群进入伊朗高原很可能早在人类文明繁荣之前,因为印度河谷和伊朗之间并没有地理上的阻隔(看下图波斯湾的Jiroft出土石刻上的瘤牛形象);但是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有着一道天然屏障——扎格罗斯山脉(Zagros Mountain),此时人为因素就起着决定性作用了。
在尼尼微(Nineveh)出土的公元前3000年的滚筒印章上已然描绘着瘤牛,但是青铜时代之前关于瘤牛的纪录还是相对比较少的,也不能排除是来自印度河谷的商人或工匠引入的形象——他们的足迹当时遍布欧亚大陆。青铜时代开始以后——确切地说是所谓“国际化”时代到来以后——叙利亚和小亚艺术品上的瘤牛形象突然开始增多,下面这件米坦尼(Mittani)的“瘤牛”陶件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实际上西亚考古学界将“国际化”时期之前的一段时期(1700BC前后)称为第一次“黑暗期”:既主要文明陷入混乱或者毁灭,历史记录中断的时期。这种“黑暗时期”通常是由集中的民族大迁徙造成的:在大帝国形成之前,民族大迁徙对于定居文明往往是致命的,也因此会造成历史断层。
现代的考古学研究又提出了这类大迁徙和气候巨变相关,而整个西亚在青铜时代一直处于气候不稳定阶段,可以想见当干旱袭击草原,游牧民不得不互相排挤来侵占草场,而最终涌入湿地文明的定居场所,如勒凡(Levant)。
有趣的是,已知历史上西亚的三次气候剧变分别发生在公元前4千纪末,公元前两千纪中期和公元前1200年前后:第一次对应了了两河石器时代文明(如Uruk)的终结和苏美尔文明的崛起,后面两次则对应了西亚文明上的两次“黑暗时期”。即使我们不考虑第一次,则后两次也都分别对应了考古学上“瘤牛”证据的大爆发。这个命题的一个有趣的提示是,西亚的畜牧业随之经历着巨变。
两河流域最早蓄养的牛种是水牛,新石器时代晚期苏美尔、埃兰(Elam)的印章上都描绘有水牛的形象。这种牛体形庞大,嗜好水栖,虽然脾气比家牛(Cattle)和瘤牛都要差,但是也是可以驯养的。另外一种分布于伊朗高原和欧亚草原的欧洲野牛则完全无法驯养,甚至对于定居民来说是很危险的生物,笔者认为和苏美尔人的大英雄吉尔加美什(Gilgamesh)亦敌亦友的野人恩启度(Engidu)的形象就是从野牛转化来的。
(上:阿卡德时期滚筒印章上的水牛,下:Jemdet Nasr时期滚筒印章上的水牛)
由此可见无论是驯养难度还是环境适应能力,水牛和野牛都比不上瘤牛。在气候严重干旱的情况下,引种瘤牛也是势在必行;甚或是由于高原地区放牧瘤牛的游牧民和定居民的冲撞、融合将瘤牛带入了两河住民的生活。
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包括缺乏生物骨骼方面的证据。但是另一方面,虽然瘤牛的种群逐渐繁盛,但是外来生物和本地居民的关系以及地位却并非一朝一夕能建立起来的。伊朗人很早就知道瘤牛,但即使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瘤牛也并非印章上的主角。下面这件阿契美尼德时代印章出现了瘤牛的形象,但大部分时间波斯人还是沿袭了巴比伦印章上的水牛形象。
最有说服力的无疑是这件“神牛”雕像。有翼牛是亚述文明的传统主题,中亚述时代就出现在印章上了,其主角一直使用的是水牛的形象,直到阿契美尼德王朝依然如此。宗教形象上的潜移默化往往是当地居民对某个物种认同程度的最好反映,比较一下萨珊的一件有翼瘤牛印章——一切尽在不言中。
瘤牛,一种不起眼的生物,人类的食物,在几千年里从印度次大陆扩张到了整个西亚。如果这是一部史诗,它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种的兴亡,也记录了人类文明崛起和毁灭,以及人类和大自然的不懈抗争。
注:关于两次黑暗时期,篇幅关系不能很详细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关于米诺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灭亡、拉美西斯三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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