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进路叙略
武进路，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南部，东起九龙路，西至河南北路，长1115米，宽12米到18米。该路原名靶子路、老靶子路。据虹口区地名志记载，此地早期为宝山县治下的北穿洪浜，部分作为宝山县与上海县的分界处。彼时因1853年太平军攻克镇江时，租界为图自保，便组织在租界定居的外国商人建立民兵武装，名万国商团，宣布实行武装中立。至1870年，租界工部局收编该武装作为租界的武装力量，开始正规训练。为了有能进行训练的场所，英国人在该路北侧一名为打虎山处，为万国商团修建靶场，同年，北穿洪浜填浜筑路，英国人以靶场之名将当时刚将北穿洪浜填塞辟筑的新路命名为靶子路。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将该靶场迁移至今日虹口公园至鲁迅中学一带，靶场改建为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医院，此地遂改称老靶子路，与当时新筑的新靶子路做区分，新靶子路即为今日的四川北路。1943年汪伪政府接收租界，改路名为武进路至今。
时至今日，武进路大部仍基本保留上世纪年代以来的风格和情调，道路绿化基本沿用传统的法式梧桐，夏季时分，梧桐树能遮蔽半条马路。道路两旁的房屋除个别地方拆除重建以外，基本保留原貌。
德年新邨，位于上海市虹口区西南部，今武进路521弄处，建筑面积7100平方米，为砖木二层石库门里弄，包含11排二层石库门住宅和一排沿街店铺，建成于1934年，由生昶钱庄负责经租事务。生昶钱庄，成立于1932年6月5日，计有资金20万两，股东为邱彭年、荣宗敬、程筮六、黄静泉四人。钱庄地址位于天津路145弄长鑫里，今为恒基名人商业大厦处。1934年3月1日起，房客陆续搬入德年新邨居住。在德年新邨建造之前，此处曾为同昌里的一部分，此同昌里并非现存的同昌里，而是当时位于鸿安里以东的成片旧里。1931年前后原同昌里里弄拆除重建，南侧建成新里弄，仍沿用同昌里旧名，时人称新同昌里，北侧则建成德年新邨与更富里。新建的德年新邨与南侧的同昌里仍共用一条主弄，且两地相通，仅以同昌里一侧筑过街楼和一排矮墙以示区分，总体布局与昔日的老同昌里几乎无异。这一时期，根据工部局的规划，原北江西路将向北延筑至老靶子路，并计划延筑爱而近路，与北江西路相交，直抵北四川路。如实现该规划，则新同昌里和德年新村、更富里将分隔在道路两旁，鸿安里、和乐里等里弄也将分成两部分，于是北江西路爱而近路口处很快得以辟筑，以便等待后续爱而近路东段的延伸衔接，然而爱而近路的延筑计划最终并未成行，新建的同昌里以及鸿安里、和乐里等里弄牢牢堵住了爱而近路的延伸空间。时至今日在江西北路旁留下一道不足百米的安庆东路，与江西北路交接，形成了一处没有功能的十字路口，此便是爱而近路延伸工程的遗存。1934年，德年新邨建成后开始编制门牌，当时负责编制门牌的工作人员见德年新邨的支弄与西侧的鸿安里互通，便将德年新邨分成两部分别编制。新邨以中心主弄为界，主弄以东的六排住宅，随主弄使用老靶子路521弄的门牌号，为3-61号；主弄以西的五排住宅，随西侧的鸿安里使用海宁路590弄的门牌号，为200-282号。如此，德年新邨就出现了同一里弄的住宅，门牌号却互不统属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德年新邨的居民对当地地址的表述五花八门，有老靶子路德年新邨、海宁路德年新邨、北河南路底德年新邨、北河南路东首海宁路590弄内德年新邨、海宁路鸿安里内德年新邨等等，各种千奇百怪的地址表述层出不穷，给人们带来诸多不便。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当地门牌号变更，邨西五排住宅才与邨东统一使用武进路521弄的门牌号，“一弄两号”的局面才宣告结束。放眼德年新邨所在的大片里弄住宅区，因建筑翻造更迭等种种原因，有不少里弄都遇到过门牌变更的情况，而诸如和乐里等地的门牌甚至受累变更数次，这不仅给当时的人们造成诸多不便，也为后人的追溯与考证工作增添了不小的难度。由于一二八事变给上海经济造成重创，市民生计愈发艰难，许多房客难以负担高昂的租金，于是市民减租运动此起彼伏，各地市民纷纷建立减租委员会，呼吁减租减负。此时在靶子路上，临近的更富里、鸿安里等地房客已经相继建立减租会、联合会等组织，开始与房东交涉减租事宜，德年新邨自然不会例外。德年新邨的房客在该村222号，今123号处，成立房客联合会，并从1935年1月起多次致函生昶钱庄要求减租，但数封信函寄去，生昶钱庄视若罔闻，皆不予回复。经组方如此冷淡的态度激起了德年新邨众多房客的怒火，1935年8月18日上午十时，德年新邨房客联合会召开大会，商讨争取减租的后续行动，会上表决通过以下事项：一、即日再函房东要求自本年一月份起，除水费外，依照原有租额以七折缴付，不达目的，绝不甘休。二、如房东不予接受，则自九月份起，一律实行拒绝付租，即旧欠租金，亦须俟减租问题解决后，方得续付。三、自九月份起各房客应将房租照旧额七折连同水费缴存银行。如此一来，房客采取的反制措施很快让原先对房客视若无睹的生昶钱庄不得不出面回应房客的诉求，并最终做出了一些让步，德年新邨房客的减租要求得以满足。此后的生昶钱庄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连年不利，钱庄业务愈发萎靡，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至1937年1月，生昶钱庄再难维计，在股东邱彭年的主张下宣告停业清理，从而结束了钱庄不足五年的经营历史，德年新邨的产权也由此被推盘予他人。总体上入住德年新邨的大部分还是普通人和商户，亦有部分人在此兴办实业，小有成绩，更有一能人志士，一度受命区长等职，功盖一方。本文由此一一记录如下：黄雁平寓所，位于德年新邨9号，黄雁平，广东南海人，生平不详，1938年因牵涉一起盗窃案而被捕。彼时，西摩路80号有广东人陈其标家，发觉家里的财物时有缺少，而家里雇佣多年的仆人黄天环却在近期不辞而别，不知所踪。此人平日生活朴素，颇得主人宠信，家中重要的钥匙财物皆由他保管，故在他离去后、陈家最开始还感到十分惊讶，继而疑惑，最终意识到情况不对，随即搜索其先前的卧室，发现当票若干，所质押的都是陈家的财物。此外陈家有一内室，一直放着一只铁箱，存放珍贵物品，但不常使用，所以铁箱也有数年没打开过。此番遂行检查，不想打开后发现箱子里的财物大半不翼而飞。陈家此次损失除了大量的珠宝首饰等，另有花旗银行存折两副，含美金二千元和法币八百三十六元，以及现款五百元等。陈家认定窃贼系黄天环无疑，随即向花旗银行挂失，一面将所搜得当票送交捕房报请查究，经捕头派遣探员分至英法两捕房查吊赃物，吊出金镯、珍珠、照相机、打字机、古玩、玉器及西装等十余种。黄天环潜逃次日、有住居德年新邨九号的黄雁平，突将二千元美金存折带至花旗银行提款，该行已先据存户挂失，即电话告知中央捕房，派探员将黄拘送该管静安寺捕房讯问，随后又将代黄天环写提款单的梁志明逮捕。后根据黄雁平的口供，探员得知黄天环在贵州路中国饭店三〇三号房间，准备前往抓捕，但黄天环已经逃离，未能抓获，但在房间里搜得之前被盗的法币存折，和铁箱锁匙一把。第二日清晨，黄雁平、梁志明二人被先解送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提审，谕令押候，查缉主犯到案惩办。12月20日，有陈家的保镖曾继璜偶在法租界外滩轮船码头发现黄天环踪迹，立即将其抓住，拘入法方捕房，并告知静安寺捕房派探员将其归案。不料行至半途，该犯乘机在其衣袋内取出小形纸包，塞入口中。押解者瞥见急加阻止，但纸包已被吞入腹中，仅见包中似有白色物品、问其所吞何物，拒不回答。抵达静安寺捕房后，经探员报告捕头后，为慎重起见，随即转送巡捕医院检查，并无生命危险，遂带回讯问。据其供认，此番系长期行窃，开始于该年三月间，共盗窃四十余次，每得金珠饰物、古玩玉器及照相机、打字机、衣服等件，均当即典当，质资化用。12月15日陈家发觉失窃后，开始严密注视僱佣人等行动，黄天环做贼心虚，翻墙逃跑，先是到德年新邨九号其族姪黄雁平家午餐，而后同去贵州路中国饭店三零三号室，将所窃二千元美金存折交给黄雁平提款此。另有法币八百余元存折，则连同陈宅之铁箱钥匙弃置室内，彼此分道而去，随后黄雁平便让梁志明代书英文提款单至花旗银行提款，探员查明黄雁平代其提款，不能认定其不知情，只有代书提款单的梁志明貌似并无与之勾结的征象。黄天环通过典当质押赃物得到钱款后，遂至沪西曹家渡一带荣生公司等处赌场参与赌博，将钱财挥霍一空。12月26日，三人被解送法院受审，捕房律师请求将梁志明先予释放，黄天环、黄雁平二人则被依法起诉。最终黄天环因连续盗窃，判处三年徒刑，黄雁平因参与运赃，判处拘役三十日。德年新邨17号，原有华通复写纸厂，创办于1942年4月，由钱启泰、曹信定、吴农花三人合股创办，并推举钱启泰为经理，5月15日开始营业，但营业不久即告停顿。不久吴农花发现，自己的五千元股款并没有被收入股册中，而钱启泰则称吴农花并未缴付股款。吴农花另有托复写纸厂代售价值四千余元的货物，钱启泰也拒绝交出相应账目明细。于是吴农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钱启泰交出账本，钱启泰只得交出账本副本一册，发觉其中弊病百出，吴农花遂提出刑事自诉。《申报》得知此事后，遂以《华通复写纸厂，经理被控侵占》为题，报道了有关情况。不久后，钱启泰看见《申报》的报道，认为其报道不实，尤其对《申报》称自己罪嫌重大之辞颇感不满，遂委托律师李逢申发函纠正，函称：顷阅贵报新闻栏内载，华通复写纸厂经理被控侵占一节，核与事实诸多失实。查敝当事人钱启泰前与吴农花曹信定三人，股开华通复写纸厂，营业未几即告停顿。近因吴农花股款未缴，双方涉讼，吴则自诉钱启泰侵占，钱则反诉吴农花诬告侵占货款各款。本月八日庭讯时蒙法院明察，当以本案争执全系民事关系应停止审判，候民事起诉结后再核，被告姑交随传随到保，暂准实付。本律师等因在案是本案双方刑事部份在民事未结以前业已停止审判，殊无罪嫌重大，交保候讯等情，可言深恐淆惑听闻，用特代为函请贵报登入更正栏内，藉正观听，至胜感盼为荷 《申报》方面收到此函，不敢怠慢，遂将此函全文登载，以作订正，此事遂作罢。德年新邨39号，曾诞生了两区区长和高才律师，此人名为郭其逊。郭其逊，生于1904年前后，原籍江苏南汇，为浦左望族，自幼即有远志，曾就读于军事委员会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后专研法学，考入上海法学院政治系。1933年前后，郭其逊与时任《时代日报》特约编辑朱惺公相识，郭十分钦佩朱豪迈的性格和文笔，后为朱惺公所著《惺公评论集》作序，序文称：今之执笔为文者伙矣，或则偏于学说，或则泥于行文，然一加深究，则类多纸上空谈，无裨实际。因评事也，破坏多而建设少，其论理也，立论高而实行难。因是，舆论之与社会，几如凿枘之不相入。欲于此中求一有识胆有见地之批评家，足以纳一切畸形政治社会于正规，而导人民得一正确之认识者，实属罕见。余遍求之于国内舆论界，得三人焉：一为甬江陈布雷先生，一为生活编者邹韬奋先生，一即本书作者朱惺公先生是。布雷先生今已弃其橐笔生涯，而享巨俸作大官矣！而韬奋先生则又以不容于国而出洋，此不可为非舆论界之一大损失，今舆论界之犹硕果仅存者，其为惺公先生一人而已乎？余初不识惺公，由读其文而佩其人，遂投函订文字交而相识焉。惺公为人彬彬儒雅，而性情豪迈，有古侠士风，其为文也，不雕琢，不修饰，而自成风趣；其立论也，不标榜，不骛高，而别具见地；不迎合俗流，不附和众议，更不以不可言不敢言而不言！此惺公所以有惺公之人格，而惺公评论乃所以有其评论之价值也。此集之刊，为惺公所自选，全集凡三十七篇，包刮政治、法律、经济、社会诸问题。每篇言皆有物，其所论法律及政治，均以站在社会最低之观察，而发为切合实际补救之建议。所谓小处着想大处落墨者，惺公之评论，其庶几然乎？嗟乎！国事蜩螗，人心彷徨，有待于舆论界之指导努力者正多，惺公君其更勉㫋，他日之贡献于国家社会者，当无涯际，此集之作，殆犹牛刀小试者耳。1.凿枘：凿为榫眼，枘为榫头，单独使用时比喻互相投合，语出《盐铁论·非鞅》：有文武之规矩,而无周吕之凿枘,则功业无成。后世多用作成语“圆凿方枘”的略语，寓意与先前相反，比喻格格不入。2.橐笔：亦作“槖笔”。古代书史小吏，手持囊橐，簪笔于头，侍立于帝王大臣左右，以备随时记事，称作持橐簪笔，简称“橐笔”。后亦指文士的笔墨耕耘。
3.蜩螗：亦作"蜩螳"，即蝉的别名，也可比喻喧闹﹑纷扰不宁。
自上海法学院毕业后，郭其逊迁居德年新邨39号，并于1939年5月在自家开设了属于自己的律师事务所，郭其逊自此开始了律政生涯。此间郭其逊还受命担任川沙县政府科长之职，其深入民间，体察民生疾苦，从事县内工作时，颇得人心。至20世纪40年代初，郭其逊就职于大新法律事务所，其工作地点就位于北京东路的盐业大楼内。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政府依照日伪时期各警署分局管辖的范围，将全上海划为三十一个区，最初以数字命名，并由市政府民政处主持设立各区公所，并选定区长人选。由此，1945年12月，各区区长副区长人选出炉，郭其逊受命就任第三十区代理区长，并当选该区候补参议员，该区于1947年改称洋泾区。其任期仅短短一年左右，任内其主持筹备中心国民学校校舍及陆行中学校舍，并筹款近一亿元，深得民心。因其政绩卓著，1946年5月郭其逊受命改任第十六区代理区长，该区于1947年改称虹口区。5月31日郭其逊行将调任之际，当地各机关及士绅特在东昌路卷烟业工会为郭其逊举行欢送会。郭其逊在第十六区的任期同为一年左右。任上其组织筹备第十六区合作社，招募股款近一千四百余万元。1946年10月1日下午，郭其逊主持召开合作社成立大会，郭其逊自任大会主席，汇报筹备经过及各保征股数额，由社会局代表区党部代表相继致词，而后讨论社章，经修正通过后，举行理监事选举，并选出朱志怡、洪正良、陆步云等十五人为理事，郭其逊、毛独时等九人为监事。时任评价：( 郭其逊 ) 今任区长，尤属驾轻就熟，无怪深为区民所拥护也。1947年5月，郭其逊辞任第十六区代理区长之职，重新拾起律师的老本行，期间他仍十分关心当地居民的生活福祉，乐善好施，深受爱戴。1947年冬，郭其逊见虹口警局警戒设施不足，特发起组织虹口区治安建设经费筹募委员会，策动募款，并捐赠巨型警备车一辆，于1948年2月18日下午二时在虹口警察分局举行赠车典礼。时任虹口警察分局局长李知章、副局长殷振名、义警大队长赵联法及全体警察义警和来宾三百余人参会，场面隆重盛大，据闻该警备车式样雄伟，已为全市之冠。至1949年3月，郭其逊离开了在职多年的大新法律事务所，转职威海卫路155弄20号范刚法律事务所工作，此后再无讯息，不知所终，彼时其年四十五岁。现代广告社，位于德年新邨268号，今77号，主营广告绘制印刷业务，别无记录。詹懋夫寓所，位于德年新邨252号，今95号。詹懋夫，为世传儒医，生平不详，早期活动于平津一带，以其医术济世，凡经诊治者，无不着手回春，故蜚声于平津地区有十余年。1935年 5月其抵达上海，寓居德年新邨，继续为民施诊，颇受好评。元昌五金厂，位于德年新邨250号，今97号，业主名钟伟，经营数年，后无意继续经营，便将该厂推盘予冯云卿所属的丰泰五金号，用途未有变化。中和雕刻硬印图书馆，位于德年新邨234号，今111号，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该馆的名称很容易让许多人陷入误区，人们会误以为这是一家图书馆，实际上该馆馆名的正确读法应该是“中和/雕刻硬印图书/馆”，性质属于工厂，与图书馆毫无关联，工厂主营雕刻制作硬印图书凹凸钢铜版、雕刻印章、文件印刷以及制作各种防弊防假冒利器等，其业务主要面向银行、学校、大小公司和政府机关等各类公私文职部门。至1947年1月1日，有高云鹏和田宝生等人在此创办中国通业转运公司，高云鹏任经理，田宝生任副经理。其公司主营报关、仓库、驳运、转运、水陆运输等业务，别无记录。健虹体育会，于1935年8月在德年新邨内创办，其具体会址已失考，创始人名谭镇北，为旅沪学界人士。筹备仅一两个月，申请入会者便已如潮水一般，体育会的场地很快不敷使用，至同年11月4日，体育会迁至罗浮路恺乐里六号活动。目下德年新邨里弄建筑与布局总体保持完整，然因其属旧式里弄，建筑质量一般，建筑立面大多因粉刷涂料而显得灰白和黯淡，且并无精美装饰，看着灰头土脸，并不美观，而在里弄历史层面上，全弄除郭其逊故居可圈可点之外，大多为普通住户和商户工厂等。预计在将来的规划中，该里弄有较大可能被拆除重建，并以数座大尺度的仿古仿近代建筑替代，整体原貌保留的可能性较低，至于德年新邨郭其逊故居处，或有再斟酌挽留的可能，但笔者对此并不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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