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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风物】河南北路宝兴坊与永安里
河南北路叙略河南北路,位于上海市区中北部,南起北苏州路接河南路桥,连通河南中路,北迄天目东路,长九百五十七米。其中北苏州路至武进路间路段为闸北、虹口两区界路。
据闸北区志记载,该路于同治十三年由租界工部局首筑河南路桥至七浦路间路段,定名北河南路。光绪二年,英商怡和洋行沿此路铺设淞沪铁路,在七浦路口设车站,次年即被清朝政府收购拆除,因路上有废弃铁路路基,故时人称北河南路为铁马路。光绪二十三年,马路延伸至界浜(今天目东路),路宽约9-14米,为碎石路面。1918年,路面改筑沥青路面。1925年又改筑沥青混凝土路面。此地为进出北站的交通要道,商业繁盛,1946年更名河南北路。
上海解放后,河南北路总体保持原貌,至1988到1989年间,马路再度拓宽,并改建为宽20至32米的水泥混凝土路面。至2006年后河南南路再度拓宽,并长期作为上海市区南北向主干道保持至今。
   河南北路
宝兴坊宝兴坊,位于上海市虹口区西南部,其西侧临河南北路,东侧紧邻和乐里,今为河南北路 406-456弄处,建于1927年前后,为砖木二层石库门里弄,其建筑质量尚佳,仅略逊于和乐里。全弄计有里弄住宅6排14户和沿河南北路沿街住宅一排,占地约4470平方米。因属宝兴公司产业,故得名宝兴坊。
总体上宝兴坊在历史上的存在感不高,除去因战事造成居民大量逃离外,能够撼动全弄的大事也就只有20世纪30年代的减租运动。彼时因一二八事变造成的影响重创了上海经济,造成了之后的长年萧条,继而市民减租运动此起彼伏。在之前几篇对虹口17街坊内各里弄的历史描述中,减租运动基本都是绕不开的话题,不少里弄的房客为壮大自身实力,会跨里弄抱团协作,形成联合房客委员会,诸如更富荣陞蕃祉三里、东寿同昌等九里、鸿安与其他虹口天主堂产业等,不胜枚举,宝兴坊自然也不会例外。至1935年时,宝兴坊住宅房租负担最高者已达每月六十六元大洋,坊内不少房客难以承担高额租金,多次请求宝兴公司经租处减租,但宝兴公司一直拒绝谈判。于是,当年4月10日下午二时,宝兴坊全体商家及房客计四十余家,在宝兴坊二弄外的北河南路422号处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上海市减租委员会宝兴坊支会,并在会上推选陈赓财等五人为常务委员,负责对宝兴公司的继续交涉,并致信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请求协助,各房客还达成一致,在减租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租金皆按月存入银行,以作保障。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房客与业主一再谈判,意见参差,几近对簿公堂,至五月末,宝兴公司方面最终同意让步,酌情减租,双方商定,宝兴坊沿街店面住宅减租七元,弄内住宅租金直接减半,先前的欠租也统付至三月底截止。由此,当地的减租运动以完全的胜利告终。
里弄事迹 宝兴坊内多为普通商号、住客,大都不起眼,但也有学校、杂志社等发迹,为当地增添了不少文化气息。目前已知宝兴坊内有名有姓者如下:
竞明公司 竞明公司,又名竞明玻璃画镜公司,主营制售各类新式画镜画屏,其采用欧美进口的彩色玻璃,并聘任著名玻璃技师和美术书画名家进行绘制,画镜主题多以山水人物和金银题字为主,深受众多顾客推崇。该公司原址在天潼路,后因业务量扩大,其工厂设备迁至北河南路444号,即宝兴坊四弄弄口处。
邓少农寓所 邓少农寓所,位于宝兴坊7号。邓少农,广东人,1898年前后生人,为浦东新三林公司业主,并兼任某东洋码头买办,有一妻一妾,俱已生有子女,家境甚为宽裕,也因此受到歹徒垂涎。
1934年3月17日9时40分许,邓少农还未起身,屋后门外突然走来四名身穿黑布衫裤的人,其中三人持有手枪,一人上前叩门。当时其家中仅有女佣蒋氏在楼下打扫,听见叩门声,便打开房门,询问四人来由。四人谎称来自浦东,有要事见邓先生,女佣以为是平常访客,便放他们进门,四人进门后立即展开了行动,一人在后门把守,一人将蒋氏看禁,另两人直冲上楼,闯进邓少农的卧室,将其叫醒,并威胁不许声张。邓少农措手不及,只得任其搜刮。约过了半小时许,四人携赃款逃逸,邓少农随即披衣追出,与女佣一同在后面追赶,大喊捉强盗。四人知事不妙,奋命向北逃逸。其中的一个人因情急慌张,不慎摔倒在地,其所持手枪也掉了出来。女佣蒋氏十分勇猛,追上去一举把他压住,并捡起地上的枪交给邓少农。邓少农随即朝他身上放了一枪,使之失去行动能力。子弹击中其腹部,鲜血直流。附近岗捕赶到,将此劫匪拘获,押入捕房。据供,此人名王阿小,江北人,时年三十三岁,后因其受伤较重,说话不清,只得暂停审讯,将其送医救治,待伤愈后再审。其余匪徒均被逃脱,由捕房续派捕追缉。
比较不巧的是,邓少农追击歹徒时,有捕房探员刘绍田在附近某茶园楼上喝茶,听闻当地有警情,随即从茶园内追出,迎面就看见前面的匪徒正在舍命狂奔,便准备拔枪追捕。结果邓少农见刘绍田拔枪,误以为是歹徒的同党,照着他的腿上就放了一枪,刘绍田误伤倒地。所幸岗捕及时发觉,便紧急报告虹口捕房,派车将其送医救治,好在伤势不重,并无大碍。此事使邓少农家遭受了不少损失,但邓家女佣的勇敢也颇为人所钦佩,其事迹在当地流传许久。
培新小学
培新小学,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借用宝兴坊7号住宅开展教育活动,事迹不详。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培新小学与无锡崇安寺的私立培新小学没有关联,该校系由前市立培英小学和社庄小学的一部份敎员共同组织设立。
小把戏旬刊社 小把戏旬刊社,位于宝兴坊7号,创立于1937年,主编胡兰畦。
胡兰畦,幼名明仙,本名瑞英,号兰卿、兰畦,1901年生人,四川成都人,中共党员。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具影响的女革命战士。她是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和陈毅、吴玉章、廖承志、成仿吾等杰出人士的生前挚友。
胡兰畦  1915年,胡兰畦入成都毓秀女子师范,毕业后自办私塾,并参加四川最早的妇女运动。1921年,到泸州师范,与恽代英、李求实等人组织马列主义小组,并创办四川第一所幼儿园。1926年到广州,由何香凝介绍加入国民党。次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后改为中央独立师,随部西征。1929年,胡兰畦赴德国留学。193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组织华侨留学生反帝同盟,并担任主席。1934年,出席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1936年回国,次年在上海办小把戏杂志。淞沪抗战爆发后,胡兰畦积极组织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坚持至上海沦陷,随军撤离上海,其后辗转于八省抗日前线从事抗战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抗日将士。抗战胜利后,胡兰畦任贵州日报社社长。1949年后,在北京工学院任职。1980年,任四川文史馆研究员。次年增补为第四届四川省政协常委,至1994年逝世。
该社出版刊物《小把戏》,为综合图画杂志,内容偏重生活各方面,并以图画来介绍国际新闻,适合一般中小学生及民众阅读。据胡兰畦所著回忆录所述,《小把戏》杂志诞生于她在沪从事抗日救国工作期间,那时的胡兰畦正着手撰写《在德国女牢中》和《回首十年》二书,另一边打算在上海创办一个袖珍本的通俗刊物,其宗旨是让工人、农民、妇女、儿童都能看得懂,这样就能将抗日救国的道理传播到各阶层人民的心坎里。但早期缺少资本,没有规划,让胡兰畦十分犯难,好在那时其友人担心她在上海生活困难,寄了一百元钱给她,这才有了创办刊物的初始资金,但那时也有人并不看好,认为胡兰畦一个人做不成事,怕是要虎头蛇尾,便到何香凝那边说:“胡兰畦一个人要办一个综合性的小刊物,真是胆大妄为。”何香凝便将胡兰畦叫去询问情况。胡兰畦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何香凝后,何香凝说:“阿兰畦,你要考虑好,准备好才办得呵!一个刊物谈何容易,不要起了头又拿不下来呵!”胡兰畦答道:“我弄这个小刊物,主要是帮助文化浅的人提高爱国理论。刊物只是一个袖珍本,每期只一万几千字,其中主要的文章,茅盾、胡愈之、胡风、梅龚彬都答应负责写。小品文、小故事由潘汉年同志介绍王人美的哥哥王人路帮助写。王人路是有名的儿童文学家,在文化低的读者群中很有影响。刊物的出版发行也都有人帮助。因为这是有利于爱国的革命工作,因此帮助的人很多,很容易把群众发动起来。让那些达官贵人耍大把戏,我们小百姓就耍《小把戏》嘛。”《小把戏》的刊名即由此而来。
《小把戏》在左翼作家联盟茅盾、胡风、胡愈之、梅龚彬、王人路等名作家的支持下,于1937年 7月21日面世,创刊号使用大红封面,主要文章皆由茅盾、胡愈之一行人主笔,其中王人路主笔的《两根头发的故事》尤其别出心裁,迅速使《小把戏》旬刊拉近了与读者的关系。因而到该刊第三期,不但《两根头发的故事》已由读者踊跃续写下去,且刊内几乎所有文章都是读者自发来稿,《小把戏》几乎成为了读者群众自办的刊物了。胡兰畦对此评价称:“这个刊物受群众这般欢迎,开始连我也感到吃惊。后来细细一想,道理很简单,群众所以欢迎它,就是因为它的内容,群众看得懂,所说的正是群众要说的话。”
作为旬刊,《小把戏》社定于每月1、11、21日出版。其发行工作主要由方天白、鲁沙白、金鉴、王仪均一行负责,他们皆是义务工作,不收一分报酬,另有四川利昌运输公司职员蓝德尊,负责将《小把戏》运至重庆、成都等地代销,大大扩大了《小把戏》的影响力。
《小把戏》一共出版了三期,后因淞沪会战的爆发而打断,为了适应形势需要,胡兰畦将《小把戏》停刊,改作简易壁报《战鼓》,刊头由郭沫若题字,每天制作两份,内容主要是前线消息的摘要,后胡兰畦与驻沪各军办事处取得联系,直接从电话上获得战地最新消息。《战鼓》的面世很受群众欢迎,人们纷纷要求增加发行量,于是胡兰畦便从各地招揽抄送人员,让他们每天早晨来报社领取稿子和纸张,在回家抄稿张贴,抄送员没有工资,还需自备交通工具。结果参与者云集,开始有三五人,后来发展到二十余人,来自上海各地。上海沦陷后,《战鼓》报社迁至法租界继续出版,在报社工作到最后一刻的人是原《小把戏》杂志发行人金鉴,他是祝味菊医生的徒弟,后离沪赴延安学习,再返沪后遭日本人杀害。
宝兴坊7号
神州国光社批发处 神州国光社批发处,位于宝兴坊7号,设立于20世纪30年代。神州国光社,1901年由黄宾虹、邓实创办。社址在河南路136号,后迁福州路378号,不久再迁福州路384弄4号。最初以珂罗版影印书画、字帖、金石、印谱等。曾出版了黄宾虹主编的古今名画集《神州国光集》,另有《神州大观》精选古今名画、书法、印谱等200多种。1911年出版黄宾虹、邓实合编的《美术丛书》,分30辑、120本,内容以书画为主。该社另兼营印刻、装潢、琉璃、陶瓷、茶艺、文房四宝等。
黄宾虹至20世纪20年代,由于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由陈铭枢于1928年出资盘下该社,并由黄居素任经理,王礼锡任总编辑,添置机器厂房,扩大业务范围,成立读书会和函授学校,并在北京、南京、汉口、广州等地设立分支机构。除了继续出版销售美术书刊外,出版重点改为社会科学和文艺译著,创办了《读书杂志》、《文化杂志》、《十月》、《学术界》等刊物。较有影响的出版物是《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等。1933年,因陈铭枢在福建参加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开始抗日反蒋活动,该社各地分店全部被查封,许多书刊被查禁。上海总店因地处租界而幸免于难,但已难以立足,遂另外申请成立言行出版社,出版《科学知识小丛书》等书籍。1937年起,方天白任经理,后由俞巴林负责。1941年上海沦陷后,先后迁汉口、韶关。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复业后出版了《郭沫若归国秘记》等书。1954年神州国光社并入新知识出版社。 该批发处由刘石生及其妻子周紫萍负责,二人皆为神州国光社职员,居住在宝兴坊七号的亭子间里,但居住条件较差,1937年1月时还因在家中烧煤球炉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二人险些丧命。
粤兴照相卡纸公司 粤兴照相卡纸公司,位于宝兴坊21号,主营照相纸生产,业主冯德晖,为上海国货照相卡纸同业公会成员。
宝兴坊21号  中国自主研发的照相纸工艺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由毕业于光华大学化学系的陈筱舫率先投入照相纸工艺技术的研究,试制成功中国第一代照相感光材料,并在上海城区石皮弄内创办筱舫照相化学工业厂,由此实现了照相纸国产化,并涌现出一批照相纸工厂,粤兴公司即位居此列。
该公司原位于乍浦路3、4号,其通过进一步改进照相纸技术,从而实现量产,其所主打的嘉禾兴字牌卡纸,以其物美价廉的优势行销各地,其销路远达南洋,颇受欢迎,业务量与日俱增。至1929年,其乍浦路厂房以不堪大用,便迁至宝兴坊21号,将这处里弄最北侧的住宅大幅改造,建成新厂房。至40年代,冯德晖又分出粤兴公司厂房东半部,成立国际报关转运总公司,自任经理。1947年2月,冯德晖因年事已高,不能兼顾,宣布自国际报关转运总公司辞任退股,国际报关转运总公司转由孙树霖任副经理。时至今日,宝兴坊21号建筑与里弄其他建筑相比,其外立面和内部结构仍存在明显的区别,显得十分特殊。
   粤兴公司广告     后续 上海解放后,宝兴坊的里弄布局仍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宝兴坊沿街部分相继开设诸多店铺,诸如北站饮食店、长乐药房新成烟杂店、河南油酱店等,市面十分繁荣。至2006年后,随河南北路拓宽,宝兴坊沿街部分拆除,仅余弄内部分,所幸在此次虹口17街坊的改造方案中,宝兴坊得以保留,未来,当地的街区风貌和文化气息将得以重现。
永安里永安里,位于上海市虹口区西南部,今河南北路344、354弄处,建于1920年代前后,为砖木二层石库门里弄,其建筑质量一般,略逊于宝兴坊和同昌里。全弄计有里弄住宅2排13户和沿河南北路、海宁路沿街店面住宅各一排,占地约1460平方米,该里原属新沙逊洋行产业,后转予公和洋行经组。
与该地块其他里弄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永安里房客同样面临着地租高昂的问题。不过与其他地方的减租运动不同,永安里房客与业主的矛盾尤其激烈,甚至多次引发暴力冲突,弄内上演全武行。依据现有资料显示,永安里出现如此激烈的地租矛盾,与公和洋行接手永安里后的行为密不可分。  1930年7月,英商公和洋行从新沙逊洋行手中接手永安里后,打算将原永安里的住宅拆除,另建新楼,但里弄的房客成为了公和洋行建造新楼的障碍,于是公和洋行开始用各种方法,试图将房客逼走。最开始,公和洋行以拆房作要挟,将租金增加八成,试图让房客无法承担高额租金而自行退租,然而,见永安里房客宁愿承担八成加租也不愿搬离,本着能赚则赚的想法,公和洋行同意续约五年,以换取八成加租的落实,房客为了能继续留在永安里,也只得忍气吞声。但不久后,公和洋行出尔反尔,又要求房客限期一年内迁离,至当年九月更要求房客限期九月底前迁离,并扬言不遵此令将自动拆屋。当地房客多次与公和洋行招揽的拆房队对峙,屡屡出现暴力冲突。9月7日,上海市市民会讨论房屋纠纷专门委员会在上海市总商会召开会议,讨论永安里地租问题,由余华龙、张子廉、张横海、虞仲咸等到会主持,议决致函公和洋行,要求其履行原约,不得无理逼迁。永安里房客也致信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求援,函称:
具呈人等租赁海寗路永安里房屋有年、是项房屋本隶属新沙逊洋行、本年七月间、改由公和洋行经租、接办伊始、即一变旧日之态度、百般压迫、则以拆屋为要挟、迫令加租八成、继则伪方允予展期五年、诱令全房客承认、具呈人等、为谋居住上之安全、乃忍痛容受此项苛酷件、讵料房租收去之后、突又反悔前议、通知各房客、限令于十二个月内出屋、立迫令订立契约、具呈人等、以承认八成租金、纯为冀求延长期限起见、今该行一方暴增租价、一方又勒令迁让、似此倒行逆施、损失何堪设想、屡经去函婉商、展期迁移、该行均置之不理、近更变本加厉揭示公告、限令于本月底迁出、扬言届期如不遵令、即自动拆屋等情、窃思具呈人等多为弱小平民、一量被迫出屋势必流离失所、为特迫切具呈、恳求责会予以援助并转咨工部局严令禁止、该行私擅拆屋、所有租屋纠纷、应听候法律公判、以维民命而保人权、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在多方的施压下,公和洋行最终放弃了驱逐当地房客的想法,当地房客也得以继续居留。
鼎脔美术周刊发行处 鼎脔美术周刊发行处,位于原北河南路永安里418号。《鼎脔》,1925年12月7日创刊于上海,为美术刊物,由巽社编辑并发行,主编王修,编辑所地址在晏芝路二六四号,发行所地址有二,一在在上海威海卫路三四三号王家印刷所,其次便是北河南路永安里。该刊每周一出版,零售价每册大洋五分,至1927年出至第六十一期停刊。鼎脔一词语出《吕氏春秋 · 察今》: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比喻根据部分推知全体,后世留有尝鼎一脔的成语。作为当时最有名的美术刊物之一,当下有张一弛老师于2017年所作《美术周刊鼎脔的研究》一文,对该刊历史做过较为完备的考据。
《鼎脔》创刊号 该刊主编王修,字季欢,号杨弇、云蓝,1898年生人,浙江湖州长兴人。他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佥事。其祖父名毓奎,字少竹,号聚轩,曾任普宁县知事。其父承湛为举人,官至内阁中书。王修深受浓厚家学的影响,又先后师从丁绍猷和陈文焯,得窥乾嘉学派门径,博洽古今。1920年,王修在北洋政府任财政部佥事,其夫人也至北京居住,两人都喜欢藏书,常至琉璃厂隆福寺,搜求善本书画,所购藏品在其住宅盈屋充栋。王修每遇珍籍,不惜重金购得,如获拱璧,常常秉灯研读,勤读不辍,被时人誉为浙西三名士之一。他一生著述丰硕,有《薛庐印存》《长兴金石志》《峨锓碉石墨目》《泉园藏印》《仁寿堂金石》等著作。其祖居长兴县中西街仁寿堂,家中过去所藏宋元刻本较多,其中朝鲜文刻本尤为珍贵。经过其祖孙三代六十多年的积累,其藏品的丰富性和珍罕性海內无与颉颃。这就为他所办的《鼎脔》提供了大量的稿件来源,后该刊也由此登载了他众多的金石书画藏品。
鼎脔美术周刊以介绍和研究碑碣砖瓦、书画绣织、鼎彝印玺、钱镜兵器等古玩收藏为主,刊登山水画、花卉画、书法、楹贴、跋、序等,总的来说,其主要设有书法、绘画、作品简介、人物传记、文物、诗歌、论文、小说、散文等栏目,且刊名鼎脔二字,每期都由不同的名家大师题写,有王井陶、康有为、齐白石等。《鼎脔》作为民国时期较权威的艺术刊物,其设计精美,制作精良,且销路甚广,远销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美术的传播和推广。虽篇幅较小,但其史料价值极高,保存了古代和近代大批书画家的作品,是研究金石书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鼎脔》刊名题字    来源:美术周刊《鼎脔》的研究 时至1927年,王家印刷所接印了一批上海中共地下党反对国民党军阀的传单。5月8日,反军阀传单被孙传芳的爪牙发现,随后宪警包围并洗劫了印刷所,钱一飞被捕后壮烈牺牲,王修易服出逃,避居日本。其家人即从公共租界逃往法租界居住。至此鼎脔周刊出版至第61期停刊。此次劫难也使王家所藏书籍和文物损失殆尽。后来得到戴季陶和陈霭士等人从中斡旋说情,王修得以由日本回到杭州。1930年,王修之妻温匋因难产逝世,她是鼎脔的重要编辑之一,著有《长兴词存》六卷,黃宾虹为之作序。为更好地保存文物典籍,1934年,王修将所藏明刊《南藏》4332卷、《长兴诗存》木刻板片五百多块、六百多种善本及甲骨等书籍文物,交于浙江图书馆。1936年4月25日,王修病逝于杭州,年仅39岁。
后续 上海解放后,永安里仍长期保持着原来的格局,至20世纪90年代,永安里沿街部分和一弄住宅被拆除,改建为一栋商住两用楼,原永安里住宅仅余二弄的一排,再后因规划北横通道,商住楼动迁又被拆,永安里住宅则继续留存至2022年9月为止。
研究所感 纵观这段时间对虹口17街坊各里弄历史的考据工作中,笔者的心情从未像此番考据宝兴坊、永安里时这般跌宕起伏。由于宝兴坊边的和乐里过于惹眼,长期以来笔者一直将考据的重心放在和乐里等处,对一旁的宝兴坊等处的考证一直没有放在首要位置上,直至对鸿安里、耕德里历史的研究结束后,才正式开始着手对宝兴坊和永安里的全面考据。之后便是小把戏旬刊社和鼎脔美术周刊发行处等重要史迹的相继发掘。在宝兴坊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体量里弄中能发现如此重要的红色文化印迹,可以说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兴奋之余,也使我颇感后怕,平复心情后,我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
险!真险啊!
要知道,那时宝兴坊没有得到任何人的重视,这条里弄几乎是以一种瞎猫碰死耗子的状态,在规划方案中得以保留。但凡规划有变,宝兴坊的一切都将化为灰烬。很幸运,宝兴坊能留下来了,后人仍有机会争睹其昔日的风采。 回想数天前,我尚在感慨耕德里历史的失考,还在考据文章中写道:
每一处小地方的失考失传,就好比画卷上被腐蚀出了空洞,形成一个个瑕疵点。有时这些细微之处甚至还蕴含重要信息,忽略这些地方势必会造成诸多损失。
不曾想一语成谶,没两天这句话就当场应验了。显然,对当地历史的考古考据工作,还是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万不可掉以轻心啊。亦感叹世间的机缘巧合,无不谓妙不可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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