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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风物】复兴中路斐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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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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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兴中路叙略

复兴中路,位于上海市区中部,跨原卢湾、徐汇二区,呈东西走向道路,东起西藏南路 (原名敏体尼荫路),西至淮海中路,全长3494米。

该路辟筑于1914年,彼时上海法租界向西扩展,取得大片新租界土地后,由法租界公董局主持填没当地南长浜河道,得以筑成此路,其初名法华路,1918年该路向东延伸至法租界东部边界敏体尼荫路,并以法国将领名辣斐德之名,将路名更名为辣斐德路(Route Lafayette)。1922年,该路向西延伸至宝建路,1931年再向西伸至霞飞路。汪伪政府收回租界后,于1943年将该路改名大兴路,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更名复兴中路,维持至今。

该路两侧以居民区为主,西段多花园洋房和公寓,东段多石库门里弄,沿路有复兴公园、文化广场等公共文化设施。作为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主干地带,其沿路遍植梧桐等树木,树荫连绵,居住环境颇佳,且遍布优秀历史建筑,极具历史文化气息,系民众旅游的绝佳去处之一。

     斐邨

斐邨,位于原卢湾区中部,今复兴中路 408弄,建于1925年,为新式里弄,全弄计有砖木结构二、三层楼房 5栋19户,建筑面积3645平方米,其弄名以该弄所在辣斐德路路名而得名。据《卢湾区地名志》载,斐邨原业主为孔祥熙,彼时其担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等职。

   孔祥熙

与当地其他住宅不同,斐邨落成时,其编制门牌并未设有独属该弄的弄号,而是依据辣斐德路沿街各住宅的门牌号次序,自东向西、自外向内依次顺延编号,其门牌号码自外侧402号始,向内顺延至426号止,至最内侧住宅另设 416B号至 426B 号,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门牌编号布局。此种不设弄号的门牌编制方式多存在于租界发展早期,后随着城市发展,各地门牌号多经历过二次甚至多次的重新编号,门牌编制方式也更为细化,但仍有类似斐邨等少数居住区仍继续维持早期的门牌编号布局,这也就给当时以及后世的人们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扰。目前查实斐邨内有名有姓者如下:




谈兴中旧居
谈兴中旧居,位于斐邨沿街侧辣斐德路 404号,今复兴中路 404号。

   谈兴中

谈兴中,1898年生人,江苏宜兴人,其志向涉足医学,早年就读于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后入沪深造,1929年毕业于上海同德医专,因其秉性好学,有志深造,于当年 9月赴德留学,就读于柏林大学专攻内科,研究结核病症,并学习肺部手术治疗,同时在欧洲考察社会卫生等事项。1932年春,谈兴中取得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赴奥地利、瑞士等国游历,在维也纳威廉肺痨疗养院任实习医生,当年10月中旬学成归国,颇受医学界同仁的瞩目。

归国后的谈兴中在辣斐德路 404号定居,不久后便加入民众医药社,至次年八月受任私立光明小学校医。彼时南京路家庭工业社筹备设立家庭医药社,正在征求医师合组诊所,在众多友人的建议下,谈兴中与家庭工业社洽谈,得以在该社二楼设立了自己的私人诊所,其主营肺病治疗,每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应诊,为不少肺病患者带来福音。至1933年,谈兴中又受邀参与家庭工业社儿童齿科院的筹备工作,并协助齿科院开展练习生招考等事宜,其自肺科后又为儿科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家庭工业社儿童齿科院,由时任上海市卫生局齿科主任苏杰郎医师与家庭工业社共同创办,彼时上海市卫生局调查全市中小学生体格,发现罹患龋齿的学生占比已超过一半,而家长或以牙痛无足轻重而忽视,或因治牙花费高昂而放弃,至不得已时,也不过求治于不知医术的江湖之流。此种办法,非徒无益,而且有害,苏杰郎对此颇感忧虑。1933年夏,苏杰郎赴日本考察口腔卫生工作,见日本狮子牌牙膏公司为提倡儿童牙齿卫生,设有儿童齿科医院,其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周全,堪称全国之冠,其维护儿童之健康及生命实大,故其归国后便准备效仿日本,择地创立儿童齿科院。而在上海,有家庭工业社以制造牙刷牙膏牙粉发家,以其品牌无敌牌闻名,该社力求精良,以减少人类疾苦,同时为谋儿童幸福,故也有创办儿童齿科医院之议,两方遂一拍即合。同期家庭医药社的筹备也即将完成,其以造福平民为宗旨,开设外科,内科,神经科,肺病,妇人科,花柳皮肤科等,聘请留美医学博士唐家珍等著名医师,采用新式科学设备,有手术室、电疗室、配药室等,并从国外引进电疗设备,为该社的一大特色。至1934年元旦,两院在家庭工业社二楼正式开幕,自此每日就诊者摩肩接踵,成绩斐然,为社会所称颂。


   家庭工业社(南车站路)
1936年 3月,谈兴中将自己的诊所迁出家庭工业社,移至白克路 409号新剂药房,当地临近宝隆医院,诊所迁移后就诊者仍络绎不绝。同年12月,谈兴中作为同德医学院毕业生,与范守渊、金爕章等校友,发起组建同德同学会,并于12月16日晚举行成立大会,出席人员近80余人,由范守渊担任临时主席,会上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季灏君致词,范守渊代表筹备会报吿筹备经过,大会经讨论会章,并通过提案七件,最后选举委员,谈兴中被选为首批执行委员。抗战时期,谈兴中仍居上海,其在光华大学担任校医,并任学校训导处卫生组主任。1942年,谈兴中与张约国、薛迪符等创办森茂化学工业原料制造厂,张约国任董事长,薛迪符、谈兴中任董事,谈兴中兼任厂长职务,厂址设于徐家汇徐虹路195号,分干馏精制两部门,主营香水产品及化工原料等。

至上海解放后,有关谈兴中事迹的线索无多,最初其仍在光华大学继续担任校医,至1951年末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谈兴中遂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医。最后一次确切记录是他与吕思勉先生之间的联系,1955年 4月,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因突发急症来沪医治,其自称头顶剧痛,双眼肿胀,由谈兴中与眼科医师杨宝淑为其诊治,二人诊断出吕思勉罹患三叉神经第一二带状匐行症,此时吕思勉已入垂暮,体弱多病,与谈兴中见面前还感染有结核病等症,其夫人虞菱则罹患眼疾,亦久治难愈,嗣后吕思勉夫妇多往返上海常州两地。至1957年10月 8日夜,吕思勉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次日凌晨谈兴中来诊,发觉病势危急,随即叫救护车送吕思勉至华东医院抢救,惜抢救无效,吕思勉先生于当日深夜病逝在医院内,享年74岁,而谈兴中事迹的线索也就此中断。

   吕思勉
谈兴中作为留洋医学博士,为彼时中国尚处起步阶段的肺科医疗事业添砖加瓦,虽未有赫赫之名,但仍值得后人所铭记。

树人中学
树人中学,位于辣斐德路406号,今复兴中路406号,创办于1929年,学校创办者包括时任上海法科大学董事长兼校长褚辅成、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沈钧儒,以及王孝通、沈颂年一行,皆为当时学界名流,校舍由各校董共同出资购置,可容纳三百名学生。该校设小学部与中学部,后为增进职业教育发展,又专设国文、英文、法文、数学等专修科日夜班,每日、夜各授课一小时。

   褚辅成

   沈钧儒

1930年该校校董会人选得以由上海市教育局核准,由褚辅成任校董会董事长,沈钧儒、郁志杰 楼桐孙、王孝通等任校董,沈颂年任校长。次年校董会改选,由时任上海中学校长郑通和担任主席校董,其锐意整顿,特选任林礼为代理校长,程祖欣为教务主任,章以文为事务主任,负贵校务事宜。当年秋季该校又增设招考初中及初中女子幼稚师范及附属小学与国文、英文、法文、日文、数学各专科夜班,报名者不胜计数。

除了一般的教育事务外,这里也曾成为抗日力量的集散地。1931年,有前上海党务训练所毕业学生汪励吾等,见东北沦丧,国难日亟,认为非以实力不足抗日救国,故而在树人中学发起组织党训同学抗日救国会。当年12月 7日,救国会在树人中学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四十余人,主席汪励吾,会上票选汪励吾、夏夔幻、俞元爵、陈柏心、陆枢等九人为执行委员,秦伯贤等六人为候补。在这之后,部分会员离沪奔赴黑龙江等地援助当地抗日武装,为东北抗战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

至1932年,因一二八事变爆发,树人中学的招生教学事业受到波及,该校以救国不忘读书,爱惜学生学业起见,学校在确保当地安全后重新开学,为顾念战区子弟,学校又特收各地转学生近一百名,并为贫苦学生设立优待生名额,贫苦子弟确有证明者可减收学费,此举颇受学界与社会赞赏。可惜学校在1932年夏突然停办,当年 8月业由上海市教育局公告,宣布该校立案注销,立校仅三年的树人中学自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上海无线电学校

上海无线电学校,位于辣斐德路 412号,今复兴中路408弄2号,成立于1928年前后,由前淞沪侦探学校教育副官张藩,与蒋伯器、吴宗濂等无线电行业同仁共同创办,校长刘鹤年,为时任总司令部第十七电台台长。学校初设于西门蓬莱路无线电台内,其以养成无线电工程报务人才,应社会之需求为宗旨,聘用无线电界专家范凤源、胡国光、白豪等担任教员,教授无线电收发科目与无线电机械工程学等,成绩优秀者可保送相关无线电机构工作。该校校长刘鹤年对学生前途颇为关心,人称其经验弘富,学具专长,办理校务异常缜密。至1929年 9月,刘鹤年认为学校设备简单,恐贻误学子,洵非浅鲜,于是开启校内改革,将校址迁入辣斐德路斐邨,自该校第三届招生起扩充学额,又增辟国文、英文、打字等基础课程及引擎、蓄电池、真空管、短波等专业课,分科各别详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国内培养了一批宝贵的无线电行业技术人才。该校毕业学子在当时遍布多家无线电机构,一部分优秀学生甚至得以考取军需报务员。1929年10月总司令部交通处对外招考军需报务员,录取者计十三人,其中竟有十一人皆出身于该校,足可见该校学子的优秀与校方雄厚的实力。

民治女子中学、上海制盒厂
民治女子中学,位于辣斐德路 414号,今复兴中路 408弄 3号,成立于1929年秋,系上海民治新闻学院的附属学校。校长顾执中,南汇周浦人,中国新闻记者、新闻教育家,民治新闻学院创始人,创办学校的时,其正任上海《新闻报》采访部副主任,领导该报外勤记者的工作,他用业余时间致力于教育事业,从小学、中学、补习学校办起,一直到高等教育的新闻专科学校,为此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而民治女中即包含其中。校址初设于辣斐德路斐邨内,由何香凝、郑毓秀、褚民谊等担任校董。学校学制设预科一年,高初中各三年,并设成年妇女补习科,其校务管理严密,课程以国文为重。该校师资也十分雄厚,学校聘任哥伦比亚大学高大经、中西女塾俞素畦、复旦大学商学士陆庆森等为英文及数理各科教员,以期对女子教育前途有所贡献。自立校起,各方前往报名投考者,为数甚众,颇受欢迎,仅过半年,原校舍便已不敷使用,至1930年 2月,该校便迁至白尔路 ( 今太仓路 ) 28号处。民治女中迁离后,这里被西人接手,并在此开设工厂,此即上海制盒厂。

   顾执中

上海制盒厂,英文名Shanghai Cardboard Box Factory,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初,由俄国犹太人莫辛斯基(Moshinsky,旧译作马新斯葛 )家族建立。创始人施勒玛·施莫诺夫奇·莫辛斯基(S.S.Moshinsky),1884年出生于乌克兰,早年迎娶敖德萨人玛利亚 · 盖曼为妻,有子亚伯·莫辛斯基(A.S.Moshinsky),1906年其携家移居海参崴营生,在当地创办了一家包装品公司,因其技术精良,并掌握完善的防渗容器工艺,使工厂生产的包装品广受欢迎。


   莫辛斯基父子
(来源: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

至20世纪30年代,为躲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莫辛斯基一家借着上海门户开放的政策便利,不用签证便抵达上海定居。山姆 · 莫辛斯基到了上海不久便与人结婚成家,育有一子,名山姆 · 莫辛斯基,但仅过两年便告离婚。而老莫辛斯基则接手了位于斐邨的原民治女中老校舍,将这里改建为工厂,上海制盒厂自此诞生,莫辛斯基祖孙三代就居住在工厂的顶楼。老莫辛斯基沿用了从海参崴带来的涂蜡包装盒工艺,自海外引进专门电机,制造各种冰激凌纸杯与纸盒出品,其以外形美观、生产迅速与价格低廉而受顾客欢迎。工厂业务集中在夏冬两季,夏季主要给美的(黑兹尔伍德) 冰激凌公司生产冰激凌纸杯,冬季则主要生产巧克力包装盒,其子亚伯 · 莫辛斯基也参与工厂运营,在工厂担任秘书之职,主管销售,至1935年 5月离任。随着工厂业务的成功,老莫辛斯基又进军房地产业,20世纪30年代末便在杜美路购地规划,最终于1940年建成了杜美公寓,老莫辛斯基与其孙子山姆 ·莫辛斯基先搬入杜美公寓居住,而亚伯 · 莫辛斯基仍在斐邨的工厂里住下,至1943年才搬入杜美公寓。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如火如荼,幸而莫辛斯基一家较早来到上海,且有苏日尚未开战等缘故,他们在战时并未受到类似虹口犹太难民的遭遇。至1944年12月 7日,老莫辛斯基因感染肺炎离世,终年60岁,工厂由其子亚伯接收运营。

   上海制盒厂广告

   上海制盒厂外景

(来源: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


   莫辛斯基祖孙三代在制盒厂前合影
(来源: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

抗战胜利后,工厂业务逐步恢复正常,甚至还得到过美军军需官的订单,为驻军制造餐盒,但好景不长,随着内战爆发,国内经济形势恶化,无论工厂的业务,亦或是家庭的日常起居,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至上海解放后,社会与经济得以好转,但新政府正着手消除外国在华影响,促使外国人离境,莫辛斯基一家人最终于1951年与1952年分别获准离境,工厂则通过谈判由国家接管,原华人经理王土才留任原职,继续管理厂务,工厂经营项目几乎没有变化,仍主营包装与印刷业务,运营数十年之久,工厂的骨干工人也就近住在斐邨北部的住宅里。至1981年,《中国包装》杂志创刊,其以推进我国的包装工作,建立健全包装企业的行业管理为宗旨,为提高和普及我国包装行业的知识水平,管理水平,技术水平服务,为发展我国包装工业的现代化服务,该杂志编辑部即设于此处。杂志发展至今,已成为中国包装及印刷行业对外公开发行的权威性期刊。

   《中国包装》杂志

1986年 6月,老莫辛斯基之孙山姆 · 莫辛斯基一家重游上海故地,分别走过昔日工厂、杜美公寓、犹太教堂等处,有关重返工厂的经历,他在事后回忆道:

我们从辣斐德路的工厂出发,工厂的正面和我最后看到的样子几乎没变。工厂仍经营印刷生意,并改名为人民工厂,但它不再做冰激凌杯子和制作精良的巧克力盒了。所有的旧机器仍在那里,完整无损,祖父的办公桌仍在和原来一模一样的位置上。能坐在那张桌子前使我感到非常兴奋,那种兴奋感就如同我小时候可以坐在那张桌子前一样。工厂的员工很友好,但对我们的来访感到困惑。不巧的是,工厂上面的楼房变成了储藏室,不能进入。

山姆 · 莫辛斯基后来将自己曾在上海生活的经历著成回忆录《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

蒋葆孺妇孺医院
金若望、郑文道旧居

辣斐德路 418号,今复兴中路408弄5号处,原为蒋葆孺妇孺医院,由医生蒋葆孺创办。蒋葆孺,女医师,1904年生人,浙江杭州人,毕业于东南医学院,主业妇科医学,为上海市医师公会会员。1931年,其在法大马路西自来火街口创办葆孺医院,内设妇科、花柳科、内科科室,医院除接诊普通患者外,同时也接受染食鸦片等毒品的患者,以帮助他们戒烟戒毒。后蒋葆孺因故迁居辣斐德路斐邨内 418号,在此创办妇孺医院,专治产科与新生儿疾病,其本人也成为了418号楼的二房东,除去诊室与自己的生活住所外,蒋葆孺将楼内空余房间租予外人居住,以收租作为额外的收入。而在借住此楼的租户中,有化名程维德、程和生二人,他们在抗战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程维德,本名金若望,生于1919年,江苏吴江人,中国当代作家金宇澄之父。其十八岁时,中国正遇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青年金若望便投入到抗战的队伍中来。他名义上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冷欣指挥部派出的上尉情报员,实际上接受着中共社会部在沪负责人吴成方的领导,从此开始了隐秘战线斗争。程和生,本名郑文道,生于1914年,广东香山人。中共党员。抗战爆发后,他在青岛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打击日寇。1938年参加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当年 9月,调至中共中央特科,参加我党在上海的地下情报工作。1940年,郑文道化名程和生,得以打入日本满铁公司,开展情报工作,与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联系密切,其本人就租住蒋葆孺妇孺医院楼上的亭子间里。后来作为房东的蒋葆孺想将亭子间改造成产科病房,不愿让郑文道长住,于是对郑文道恶语相向,一直想尽快把他赶走。郑文道不善言辞,疲于应对,只得向上级求援。为了能让郑文道继续住在这里,上级想过各种办法,中西功就曾走到妇孺医院的门口,然后故意用日语高声打电话来吓唬房东蒋葆孺,后来上级又将能言会道的金若望派来,以亲兄弟程维德的名号与蒋葆孺交涉,并自掏腰包支付顶费,这才使郑文道得以继续租住于此,金若望也同住了下来,二人同住了半年。不久郑文道因故迁居别处,留下金若望一人在此,蒋葆孺对金若望的长住同样很不高兴,但知道金若望来头不小,总想打探其真实身份,也没有再驱逐他。

   金若望

   郑文道
时至1941年10月,由于日本东京警视厅侦破了佐尔格间谍案,中西功与郑文道已不安全。1942年 6月16日,随着中西功被捕,郑文道暴露,金若望也受到牵连。1942年 7月29日凌晨一时,金若望被捕,至清晨时分,郑文道被捕。

事后根据金若望晚年的回忆与书信记录得知,郑文道、金若望的受累与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的被捕有关,二人交代了郑文道与金若望的信息,尤其中西功熟悉二人所住的斐邨,倘不招供,日本情报人员无从调查至此。郑文道暴露后,日方便派员赴斐邨查核,并盘问了房东蒋葆孺。至 7月29日日军宪兵来到,宪兵径直上楼将金若望唤出。宪兵问他姓名,他回答:程维德。宪兵拿出照片对照后问:程和生是你什么人 ?他答:是我哥哥。宪兵再问:他去哪里了? 他答:去南京了。确认信息无误后,宪兵当场打了他一耳光,随即把他拽下楼,塞入车中带走。

嗣后金若望在宪兵队备受酷刑之苦,还需应付口供不能穿帮,应付口供尤为困难,因为要交代二人履历,而二人籍贯不同,所操持方言区别明显,极易出现破绽,所幸审问者是日本警视厅和东京法院的人,对中国方言并不了解,金若望最终被判处七年徒刑。而郑文道被捕后也深知自己的口音是一大短板,为了保护更多的同志,给其他来不及通知的同志示警,他在被押赴至北四川路宪兵队大楼的路上果断跳车,致头部受重伤,宪兵慌忙将郑文道送至医务室抢救。待伤势稍缓,特务们便迫不及待地开始提审,虽百般利诱,郑文道不为所动,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而后,郑文道利用看守的疏忽,纵身从四楼病房的窗口一跃而下,英勇牺牲,年仅28岁。

徐元诰旧居

徐元诰旧居,位于辣斐德路422号,今复兴中路408弄 7号,系徐元诰在20世纪30年代在沪开设律所时的住所。徐元诰,字寒松,号鹤仙,1876生人,江西吉水人,历任江西省政府会计长,江西省司法司长、上海道尹、南京最高法院院长、上海文史馆专员等职。有关徐元诰先生的事迹,已有曾采堂所作《曾任上海道尹的徐元诰》一文,对其事迹作有详细阐述。

徐元诰,字寒松,号鹤仙,光绪二年 (1876)生。江西吉水人。家境贫苦,幼年丧父,赖母氏叶太夫人操机杼,做女红以度日。就读私塾,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高等学堂,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取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旅日期间,由李烈钧介绍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学成归国,创办江西法政专门学堂于南昌的繋马桩,自任堂长。

宣统三年 (1911)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民国肇基,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徐元诰为江西省司法司 (厅)司长。民国元年(1912) 三月十二日,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职位,企图恢复帝制,种种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公愤。李烈钧于七月十二日通电全国倒袁,举行湖口起义。徐元诰与江西省护军使欧阳武积极参加,毅然在讨贼的檄文上签名,同心讨袁。此役不幸失败,参加起义的人士,全被通缉。九月初,李烈钧亡命日本,欧阳武潜伏吉安,在青原山为僧,号﹁止戈和尚﹂,徐元诰则寄居上海法租界。那时,他应中华书局陆费逵之聘为古文编辑,主编《中华大字典》,于民国四年 (1915)面世,深受学术界的赞誉。
民国四年 (1915)十二月十一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二十五日,蔡锷在云南起义,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徐元诰日夜兼程奔赴云南在李烈钧的护国军中膺任要职,随李烈钧部进军两广,参加倒袁。
民国五年 (1916)三月,袁世凯倒台,共和再造,黎元洪为南京临时政府总统,曾签发命令任徐元诰为江西省长,因国务总理段祺瑞作梗,徐未赴赣视事,乃改派徐为上海道尹(市长) 。副总统冯国璋勾结外商,伙同潮州鸦片巨贾,企图从上海进口鸦片,牟取暴利。冯多次托人登门向徐求助,并许以厚礼酬谢,但都遭到拒绝,最后冯国璋亲自出面,尽威胁利诱之能事,并把四十万两白银的银票双手捧给徐元诰,要求为他签发鸦片烟进口证书。徐元诰正气凛然将银票掷之于地,厉声斥责:我不忍看着鸦片烟又来毒害我中华同胞,官可以去,但鸦片烟一两也不能进!不久,徐元诰被调离上海,改任河东道尹了。

民国六年 (1917)八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当选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掀起护法运动。徐元诰辞去河东道尹,投奔广东,孙先生委徐元诰大元帅府秘书长重任。他追随孙中山对西南军阀进行斗争。

民国十年 (1921)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再次护法,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次年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陈炯明叛变,勾结北洋军阀阻挠北伐。徐元诰追随孙中山离开广州,退居上海。孙中山寓居香山路,李烈钧居思南路,徐元诰住辣斐德路 (今复兴中路 ) 。三处距离很近,徐元诰常去看望孙中山、李烈钧,谈论国家大事。民国十三年 (1924)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徐元诰积极拥护。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徐元诰悲痛欲绝。

民国十五年 (1926)八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徐元诰为江西省高等法院院长。次年北伐胜利,宁汉分裂,蒋介石被迫下野,李烈钧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徐元诰任中央最高法院院长。二十一年(1932),徐元诰被选为立法委员。此后,徐元诰在上海开律师事务所,并校订《辞海》。二十四年(1935)陆费逵在《辞海编印缘故》中写道,《中华大字典》民国四年成书,主编者徐元诰先生欲续编大辞典,遂商讨体例,从事进行,定名曰《辞海》。越明年,共和再造,鹤仙先后任上海道尹、河东道尹,此事遂搁置。后倦游归来,重理故业,然而时作时辍,亘时二十年之久。由舒新城、吕叔湘竟其事。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七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徐元诰蛰居上海法租界,杜门谢客,专事著述。次年,汪精卫投靠日寇,二十九年 (1940)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他企图笼络留在沦陷区的国民党元老,曾几度相约会晤,又派遣徐苏中专程来沪,迎迓徐元诰出山,参与组阁。徐元诰保持民族气节,拒不会见。时徐元诰生活窘迫,卖藏书,当衣服、器皿,粗衣淡食,淡泊明志。

民国三十四年 (1945)秋,抗战胜利,徐元诰任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法律总顾问,那时接收大员,个个五子登科( 即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条子满天飞 (即查封产业的封条,传讯的传票或逮捕证),金条铺地来。处理敌伪产业是个肥缺,法律总顾问又是显赫职位,不少人垂涎三尺。可是徐元诰刚正廉明、清风两袖,仍住在典租的几间房屋里,年逾古稀,却舍弃豪华的进口小轿车不坐,每天从辣斐德路步行至外滩上班。

1949年上海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徐元诰任上海市文史馆专员。1955年12月13日病逝上海,终年七十九岁。

徐元诰学术渊博,为我国文字学之泰斗,政事之余,戳力著书,除主编《中华大字典》和倡修《辞海》外,尚有《管子释疑》、《说文》、《法学通论》和《民主》等专著问世。

猪业公会事务所

猪业公会事务所,全称上海市鲜猪商业同业公会事务所,位于辣斐德路 426号,今复兴中路408弄9号。猪业公会可追溯至1929年组建的鲜猪贩卖业同业公会,1946年改名鲜猪商业同业公会,公会地址位于竹行码头 139号,并在全市其他地方各设事务所,辣斐德路斐邨内为其中之一。


上海市鲜猪行业同业联营市场事务所
上海市鲜猪行业同业联营市场事务所,位于辣斐德路416B号,今复兴中路 408弄10号。联营市场系各鲜猪业同业设立于20世纪30年代,后该事务所迁离,房屋由复兴猪行接手,别无记录。

后续与现状
在上海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斐邨都维持着原先的风貌,至2009年前后,为建设轨道交通新天地站,斐邨南侧两排住宅被征收拆除,剩余部分留存至今。今斐邨尚存北侧两排联排住宅与两间汽车间,立面基本保持原貌,当地最具历史价值的金若望、郑文道旧居与徐元诰旧居皆存。另,该弄三号原上海制盒厂旧址本已因地铁建设工程而拆除,却在工程结束后又因故复建,惜该楼未依照原貌复原,其历史与纪念意义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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