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战争频繁，靖康之变，汴京陷落，宋王朝南迁临安，在南方另辟官窑，烧造御用器皿。金朝末年，蒙、金在钧州大战，钧台窑由此停烧，其他窑场也因战争而遭到破坏。然而，为满足广大居民生活的需要，在战局稍安后，有一些窑场仍继续烧制。在神垕镇古窑遗址中，曾发现一件白釉瓷枕残器， 枕面刻有诗文：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一朝事业如春梦，不如蓬门闭户，教几个小蒙童。忽然喧哗一片声，不觉金兵到门庭。
又据关松房《金代瓷器和钧窑的问题》记述，1963年，中国文化代表团在日本曾看到一件中国制的绿釉瓷枕，底部有一长方形印痕“赵家造”三字。枕面一段文字：
时难年岁事业空，兄弟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途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时余游颍川，闻金兵南窜，观路旁骨肉满地，可叹！可叹！为路途堵塞，不便前往，仍返原郡。又闻一片喧哗，自觉心慌，思之伤心悲叹。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只有作诗稍觉心安。余困居塞城半载，同友修枕二十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和望月也。
绍兴为南宋高宗年号，三年即1133年，金太宗完颜晟天会十一年。作者不用金号，显然出于正统观念和民族意识。以上两方瓷枕说明动乱中，颍川(今禹州市一带)瓷窑仍有生产者。 金王朝于海陵王完颜亮贞元一年(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后，中原地区经济得到恢复，禹州钧瓷也在北宋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华石编《中国陶瓷》(1985年1版)中说：“金迁都燕京(1153年)后，陶瓷工艺主要继承北宋风格。金代钧瓷生产比宋代更为普遍，生产范围从河南扩大到河北、山西等地，民间普遍使用。”这时的钧瓷多数失去宋的传统技艺，胎质粗松，工艺欠佳，釉色暗淡，窑变彩斑也不像宋钧之灵活美妙，而似彤云密布。不过有的继承了宋钧瓷艺，造型规整，釉色莹润，具有宋钧窑变美妙的艺术效果。据调查，这类钧窑遗址在禹州市境内甚多。汝州、郏县、登封、宝丰、鲁山、新安以及黄河以北的汤阴、鹤壁、林州，淇县、焦作、安阳等地也有不少发现。
北京大葆台金代遗址中，出土钧瓷碗二件，侈口浅腹，圈足，底足露胎，制作不规整，釉色也不像宋钧那样肥润晶莹，光彩夺目，而近似月白色的钧釉：胎质也不像宋钧那样坚细致密、呈现褐色，而是粗松的黄胎。在山西浑源窑遗址中，曾发现数量可观的金代钧釉片，有的还黏结在匣钵之中。器形以盘、碗居多，胎质较细腻坚密而呈灰色，釉色有月白、天蓝、紫红，制作相当规整。
山西大同元代冯道真墓出土的一批钧瓷，其中有些产品造型、釉色、质地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金代浑源窑的佳品。此外，在河北曲阳涧磁村的金代墓葬中，也出土有胎质与釉色都不同于宋、元时期的钧瓷。其胎质坚细呈色灰，釉面润泽有开片，有的晕斑带有小黑点。与此伴随出土的还有刻铭为“时崇庆龟促冬十二月三日造”(1212年)的陶砚。这些金代钧瓷接近北宋钧瓷胎质，有可能是来自禹州境内钧窑的产品。李知晏在《河南以外几处窑址的钧瓷作品和元朝故宫内出土的钧瓷》一文中说：“根据调查和发掘资料，北方广大地区金元时期的文化遗址、墓葬和窖藏钧瓷出土的情况相当普遍。这些钧瓷大部分是河南地区的产品，特别是禹县的产品。综上所述，禹州在金人统治时期，钧瓷烧制已不受官方限制，其技术在北宋的基础上处于普及发展时期。《中国陶瓷史》中说：“金代陶瓷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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