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宋太祖曾经说：“国家财赋，再倍汉、唐。”到了南宋时，叶水心也说，朝廷的财政收入“十倍汉、唐”。
纵是这样，“财用不足”仍经年困扰着宋廷。
所以王夫之曾有此评价：“汉唐之富以其无，宋之贫以其有。”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宋朝的商品经济和贸易很发达，居民平均收入和城市消费水平很高。
但在几十年前，人们对于“宋代经济是否繁荣”，并没有达成共识。
钱穆《国史大纲》和吕思勉《中国通史》对宋朝的评价都是“贫弱”。
1
宋之疆土民庶远不如汉唐，而国家税入远过之，此其所以愈贫而愈弱矣。
——钱穆
2
宋代的人民是很为困苦的。唐中叶以后，武人擅土，苛税繁兴，又好用其亲信做地方官或税收官吏之故。宋兴，此等苛税，多所捐除，然而仍不能尽。至于豪强兼并，则自天宝以来，本未有抑强扶弱的政令；加以长期的扰乱，自然更为厉害了。
——吕思勉
宋朝由于花费大量资源养军，徭役要小一些，但赋税比辽、金重很多，因此受到严重盘剥的江南，长期存在严重的溺婴问题。
而上世纪50年代，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出版了《东洋的近世》，极力称赞宋朝规模宏大的城市、发达的交通、繁荣的交换经济，才引发了研究宋朝经济的热潮。
宋代经济比起五代十国乱世，确实有所提高，但“疲弊”也是事实。
元朝史学家马端临曾在《文献通考》中说：“宋大概其所以疲弊者，曰养兵也，宗俸也，冗官也，郊赍（jī）也。”
郊赍，指的是郊外祭祀的费用。
蒙文通认为，马端临的总结“切（qiè）中宋代弊政要害”，每一项都能找到实证。
切
●qiè
密合，贴近；紧急；实在。
余与之游三十年，善论难，剧谈切中，尤得于樽俎间为多。
——宋·李之仪《跋文安国篆》
●qiē
用锐器从上往下用力；通“砌”，台阶。
切皆铜沓黄金涂。
——《汉书·外戚·孝成赵皇后传》
“郊赍”“冗官”两项，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在《议经费》中说：“景德（宋真宗年号）官一万余员，皇祐（宋仁宗年号）官二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有余，其总二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祐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
“养兵”一项，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朝野杂记》中说：“祖宗时（宋太祖、太宗两朝），中都吏禄兵廪之费，全岁不过百五十万缗，元丰（宋神宗年号）间月支三十六万缗。”
《太平治迹统类》记述北宋大臣王拱辰之语：“太祖时兵十三万，太宗时兵十八万。”但到了“真宗时内外兵九十一万，仁宗时兵百二十五万”（马端临《文献通考》）。
“宗俸”一项，源于宋朝对宗室“厚养而不用”的传统。宗室的爵位大多数是不能继承的，被封藩者也不能前去封地就藩，而是被集中供养在京城，一般五岁时会被赐名、授官，步入仕途。
今人说起宋朝“三冗”，皆曰“冗官”“冗兵”“冗费”，而很少提及“宗俸”，可能是因为宋朝“宗俸”之弊比起明朝来说简直“小巫见大巫”。
面对这些“疲弊”的境况，宋臣想了无数种主意，产生过无数次的意见分歧。
宋神宗熙宁元年，朝廷商议在南郊时赏赐金帛，当时的宰执“以国用不足，乞勿赐”，于是神宗赵顼又召集大学士商议。
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
王安石不以为然：“国用不足，未善理财故也。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反驳说：“安有此理？财物百货不在于民，则在官，设法夺民，害乃甚于加赋。”
这个时候，王安石尚未拜相，当然更没开始变法，但两个时代巨人的政见矛盾已经显露——司马光主张省用节流，王安石主张理财开源。
司马光像
王安石希望有一个更强大的财政收支体系，而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主张是“虐取于民以供浪费”。
那么结果如何呢，我们以变法的主要举措之一——“青苗法”举例。
所谓“青苗法”，就是朝廷官方向民间放贷。每年夏、秋两季，百姓借贷种粮，秋收归还，借一季需要两分利息，借一年就是四分。这样，既可以为朝廷创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民间高利贷，并赈济民户。
当时司马光反对说：“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
他认为，青苗法就是汉朝桑弘羊搞的那一套，这法子不过是“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罢了。
王安石像
青苗法推行的第一年，宋廷增添了四百万缗的财政收入。
这本该是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但实际上，民间对“青苗法”怨声载道。
主要情况有三种：第一，已经获得了青苗法贷款的审批，结果钱款被根本不缺钱的人领走了；第二，不想贷款，但地方官强制办理；第三，官吏强制加息，二分息翻成四分息。
因为这些弊病，宋朝最终废除了“青苗法”。
其实回过头来看，也许司马光并不是在攻讦王安石的初衷与用心，只是以史为鉴，镜照人心，预见到了“青苗法”的结局。
如果以马端临指出的“养兵、宗俸、冗官、郊赍”为得当，那么王安石的新法就没能对症下药。
这是改革的盲区，亦或是王安石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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