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在影响征管效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副研究员 何代欣

    税务信息，特别是收入信息对征管效率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以往能藏着掖着的收入信息，往往由于企业员工越来越多，彼此了解更多的收入信息，使得“保密”变得困难，这给税收征管的进入创造了便利条件。

    一般认为，来自企业、银行、投资基金与养老基金的税务信息，极大地促进了征管效率的提高。因为，以前看不到的资金流动进入了征税的范围。为什么收入信息能够被税务部门汇总起来，却鲜有人发问。伦敦经济学院的亨德克·J·克莱文（Henrik Jacobsen Kleven）教授、哥本哈根大学克劳斯·T·克雷纳（Claus Thustrup Kreiner）教授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曼纽尔·塞伊斯（Emmanuel Saez）教授的研究，将经济增长带来的企业规模扩张，引入到了解释税收征管效率提高的领域。

    他们突破了传统上增加征管人员、构建有效的征收制度和利用更先进征管工具的局限，成功发现了大规模生产方式对老板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关系的影响。简单地说，以往能藏着掖着的收入信息，往往由于企业当中员工越来越多，彼此了解了更多的收入信息，使得“保密”变得困难，这给税收征管的进入创造了便利条件。

    税务信息，特别是收入信息对征管效率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或许大多数人并不太清楚，税收学界的两位大师——米尔里斯（James Mirrlees）和威克瑞（William Vickrey）为什么能够凭借信息不对称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6年）？笔者理解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研究最优税制理论的时候发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遍布于整个市场环境之中。信息以及获取信息的成本，是左右如何征税的关键。事实上，征税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决定了征税成本的高低。而征税成本的高低又决定了一个国家或者政府设计并实施什么样的税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希望自己颁布的税制打折扣甚至不能执行。这不仅是收入的问题，还有公信力的问题。

    如何获取计税信息？过去几百年时间里，世界各国都曾经想过各种办法，也实施过千奇百怪的税收制度，比如，窗户税、猪头税等等。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税种大多数属于直接税——财产税或者所得税。这类税收的计税信息获取难度较大。以窗户税为例，由于私人财产受到保护，英国政府不能随意进入民宅丈量房屋面积。房产税征收遭受极大阻力。考虑到英伦半岛环境潮湿，人们给住宅开窗通风成为必须。因此，房产税演化为窗户税。用可观测的窗户数量代替房屋面积，解决了房产税计税信息缺失的难题。再看看猪头税。猪头税是所得税的变异。当农作物产量和农产品价值不能被准确获悉的时候，更容易计数的牲畜数量便作为了收入信息的标的物。上述两个例子都是税收信息重要性的直接体现。后来，很多国家特别是征管能力稍弱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采用间接税，比如广为人知的增值税。税务部门便可以不依靠获取所得信息，而是靠税收链条上的参与人，相互监督、抵扣推进的方式实施征税。其中的基本原理依然是米尔里斯和威克瑞归纳总结的信息不对称和制度的激励相容。

    回到三位教授的研究。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和中国一样，都可以通过企业或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这与早些年大多数国家采用个人直接申报纳税信息的做法，有了很大区别。不少研究发现，依靠企业提供的工资信息，而不是个人申报的收入信息，个人所得税的遗漏损失会从56%降至5%以下。美国和丹麦等都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来自企业提供的工资信息是多么有助于提高征管效率。

    为什么企业提供的信息会比个人申报准确得多呢？理论上，企业的老板与员工之间是存在“合谋”动机的。即老板为员工隐瞒实际收入，支付现金或者不在企业账目上体现实际工资。这样员工获得更高的实际收入，干活也更开心，企业或许还能降低一些实际支出。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随着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员工开始增多，老板与基层员工之间也有了中层管理者。人员的增多会不可避免地令收入信息“保密”变得困难。老板为员工避税，员工不对外泄露真实收入的“约定”，变得不那么容易被执行。因为总有人知道其他人的收入，而这些人当中，一旦有人向税务部门泄密，那么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合谋约定将被打破。至于为什么会有泄密者？原因也很多：有的无意泄露的，有的故意说出去的。无论是哪一类，税务部门知道了上述信息，便能有针对性地稽查或监控，漏掉的税收能被找回，未来逃税也不太可能了。可以看到，这种因生产规模的变化导致的征管效率变化，完全不同于以往对税收征管的理解。

    21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的经济形态和企业组织形式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信息化的冲击正从预想步入现实。大组织生产很可能逐渐被依赖互联网的、更分散化的工作形态所代替。组装一架飞机的零部件来自无数个国家，一家美国银行的电话客服是来自印度或巴基斯坦的接线员，一袋零食的包装袋产自中国而食品与组装则在美国等等，都是市场组织形式变化的表现。产品及业态的多元化对税收征管的冲击持续上升。跨国生产与经营几乎不可逆转，政府筹集收入的活动存在大量的国际间税收问题。上述技术进步与政府角色变化，正把税收学从封闭的经济范畴推向更开放的空间。三位教授的文章并没有过多触及类似情况的影响。当然，这也为后来者继续研究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