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出兵祁山,留下李平(李严)在汉中,负责督运粮草。
到了六月,阴雨连绵,李平派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到祁山,假传刘禅旨意,因粮草运输供应不上,让他撤军。
诸葛亮得旨后,信以为真,命令退兵。
司马懿令张郃追击。
张郃说:“兵法有云:'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诸葛亮善设伏兵,追不得。”
司马懿不听。
张郃无奈,只得领兵追击。
蜀军果然在木门谷两侧高地设伏。
张郃追到木门谷,与蜀军交战。
蜀军居高临下,乱箭齐发,箭如雨下。
张郃右膝被飞矢射中,不幸阵亡。
李严听说诸葛亮大军开始撤退,假装毫不知情,故作惊讶地说:“军粮还充裕得很哦,怎么退军了呢?”
意思很明显,我督办粮草,尽心尽责,完全能满足前线的需要,你诸葛亮莫名其妙撤什么军,不是瞎指挥,延误战机吗?
他马上上奏后主刘禅,假意替诸葛亮开脱,说:“丞相是率领军队假装撤退,其实是为了引诱敌人,以便与其决战。”
诸葛亮何等聪明,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对,回到成都后,将前后事实一调查,重要的是李严亲笔写的书信、奏章原本还在,正好成为有力证据。
李严从中捣鬼的问题一下子暴露无遗,理屈辞穷,辩驳不得,只得叩头认罪。
诸葛亮上奏刘禅,弹劾李严,把李严的错误问题算了一个总账,说:“自从先帝驾崩,李平一心为了小家庭,尽搞些小恩小惠的东西,只想追逐名义,全不顾国家大事。我北伐出兵,希望他带兵前往汉中,他却再三借口推辞,根本没有前来汉中之意,反而想把五郡划归一起,设立巴州,自己好作巴州刺史。去年,我打算西征,想让李严镇守汉中,他却宣称司马懿开府,正召聘能人去作大官。我心里明白,以李平鄙陋的心理,是想借我临行之机,逼我给他一些利益,所以我为解一时之急,上表奏任他儿子李丰主管江州事宜,给他破格待遇。李严上任后,我将大小事权全部托付与他。朝廷上下都议论纷纷,奇怪我为什么这样厚待李严。是因为我觉得国家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与其揭批李严的短处,不如对他褒扬鼓励。原以为李严不过是为了得到一些荣誉、利益而已,哪料到他竟然存有颠倒是非之心,弄出这么多事情来。如果再让这种人存在下去,任其搬弄是非,必将导致国家的祸败。不说了,怪只怪为臣愚暗,说多了徒增愧咎之情。”
奏章后面,列了魏延、吴懿、邓芝、姜维、费玮等等一众大臣的签名,都要求严惩李严。
于是,刘禅下诏,废李严为民,流放梓潼郡。
李严作为刘备看中的托孤重臣,居然这么潦草地结局,史上争议颇多,莫衷一是。
大部分观点都认为,李严是蜀国内部荆州集团与东州集团权力争夺的牺牲品。
这也许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李严的思想和行为,与蜀国的大政方针发生偏离,越走越远。
刘备去世后,蜀国在诸葛亮的主导下,呈现出法治廉洁、励精图治、奋勇进取的局势。
诸葛亮《出师表》及其以后各种辩论中,都坚定地阐述了以弱对强、悲壮抗争的决心。
白帝托孤之前的李严,也是一个不问名义、积极进取的好官员。
但成为托孤重臣后,李严的思想逐步发生了蜕变,满足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考虑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追求的是更大的权力和荣华富贵。
一个托孤重臣,没有了应有的进取心,只图享受眼前的安逸,而且愈演愈烈,这无论是对在弱势中求生的蜀国,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来说,都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绊脚石。
李严最后的表演,完全与蜀国和诸葛亮的治国方针背道而驰。
诸葛亮在奏章中已经说得非常明白,李严要升官求富贵这些小动作,他都可以理解,为了大局,他也可以容忍,但破坏北伐、颠覆原则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
李严必须作为典型,进行严肃处理,这是诸葛亮对蜀国一些同样有着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思想的官员、将士的严重警告。
也正因为如此,李严的行为被视为了个人行为,没有涉及权力集团的斗争,更没涉及政治地位的篡夺和颠覆,所以,对李严的处理,仅仅只是对本人予以免职,剥夺爵位,贬为庶民。
李严的儿子李丰丝毫没有受到牵连,任然担任李严为他讨要来的江州都督。
诸葛亮甚至还勉励李丰说:“若与蒋琬协力从事职务,必可开启道路”,后来还论功提拔他为朱提太守。
这也算是诸葛亮为积极进取、尽忠报国一类人树立的典范。
诸葛亮对待李严也非常宽厚。
流放梓潼的李严,“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虽是平民,仍然享受着优厚的待遇。
诸葛亮还给李严写了一封信,勉励他闭门思过,有朝一日也许还可复用。
只是李严到死也没等到这一天。
蜀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
李严知道诸葛亮去世后,其他的大臣不可能再用自己,不由整日激愤忧心,最终发病身死。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