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出兵祁山，留下李平（李严）在汉中，负责督运粮草。
到了六月，阴雨连绵，李平派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到祁山，假传刘禅旨意，因粮草运输供应不上，让他撤军。
诸葛亮得旨后，信以为真，命令退兵。
司马懿令张郃追击。
张郃说：“兵法有云：'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诸葛亮善设伏兵，追不得。”
司马懿不听。
张郃无奈，只得领兵追击。
蜀军果然在木门谷两侧高地设伏。
张郃追到木门谷，与蜀军交战。
蜀军居高临下，乱箭齐发，箭如雨下。
张郃右膝被飞矢射中，不幸阵亡。
李严听说诸葛亮大军开始撤退，假装毫不知情，故作惊讶地说：“军粮还充裕得很哦，怎么退军了呢？”
意思很明显，我督办粮草，尽心尽责，完全能满足前线的需要，你诸葛亮莫名其妙撤什么军，不是瞎指挥，延误战机吗？
他马上上奏后主刘禅，假意替诸葛亮开脱，说：“丞相是率领军队假装撤退，其实是为了引诱敌人，以便与其决战。”
诸葛亮何等聪明，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对，回到成都后，将前后事实一调查，重要的是李严亲笔写的书信、奏章原本还在，正好成为有力证据。
李严从中捣鬼的问题一下子暴露无遗，理屈辞穷，辩驳不得，只得叩头认罪。
诸葛亮上奏刘禅，弹劾李严，把李严的错误问题算了一个总账，说：“自从先帝驾崩，李平一心为了小家庭，尽搞些小恩小惠的东西，只想追逐名义，全不顾国家大事。我北伐出兵，希望他带兵前往汉中，他却再三借口推辞，根本没有前来汉中之意，反而想把五郡划归一起，设立巴州，自己好作巴州刺史。去年，我打算西征，想让李严镇守汉中，他却宣称司马懿开府，正召聘能人去作大官。我心里明白，以李平鄙陋的心理，是想借我临行之机，逼我给他一些利益，所以我为解一时之急，上表奏任他儿子李丰主管江州事宜，给他破格待遇。李严上任后，我将大小事权全部托付与他。朝廷上下都议论纷纷，奇怪我为什么这样厚待李严。是因为我觉得国家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与其揭批李严的短处，不如对他褒扬鼓励。原以为李严不过是为了得到一些荣誉、利益而已，哪料到他竟然存有颠倒是非之心，弄出这么多事情来。如果再让这种人存在下去，任其搬弄是非，必将导致国家的祸败。不说了，怪只怪为臣愚暗，说多了徒增愧咎之情。”
奏章后面，列了魏延、吴懿、邓芝、姜维、费玮等等一众大臣的签名，都要求严惩李严。
于是，刘禅下诏，废李严为民，流放梓潼郡。
李严作为刘备看中的托孤重臣，居然这么潦草地结局，史上争议颇多，莫衷一是。
大部分观点都认为，李严是蜀国内部荆州集团与东州集团权力争夺的牺牲品。
这也许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李严的思想和行为，与蜀国的大政方针发生偏离，越走越远。
刘备去世后，蜀国在诸葛亮的主导下，呈现出法治廉洁、励精图治、奋勇进取的局势。
诸葛亮《出师表》及其以后各种辩论中，都坚定地阐述了以弱对强、悲壮抗争的决心。
白帝托孤之前的李严，也是一个不问名义、积极进取的好官员。
但成为托孤重臣后，李严的思想逐步发生了蜕变，满足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考虑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追求的是更大的权力和荣华富贵。
一个托孤重臣，没有了应有的进取心，只图享受眼前的安逸，而且愈演愈烈，这无论是对在弱势中求生的蜀国，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来说，都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绊脚石。
李严最后的表演，完全与蜀国和诸葛亮的治国方针背道而驰。
诸葛亮在奏章中已经说得非常明白，李严要升官求富贵这些小动作，他都可以理解，为了大局，他也可以容忍，但破坏北伐、颠覆原则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
李严必须作为典型，进行严肃处理，这是诸葛亮对蜀国一些同样有着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思想的官员、将士的严重警告。
也正因为如此，李严的行为被视为了个人行为，没有涉及权力集团的斗争，更没涉及政治地位的篡夺和颠覆，所以，对李严的处理，仅仅只是对本人予以免职，剥夺爵位，贬为庶民。
李严的儿子李丰丝毫没有受到牵连，任然担任李严为他讨要来的江州都督。
诸葛亮甚至还勉励李丰说：“若与蒋琬协力从事职务，必可开启道路”，后来还论功提拔他为朱提太守。
这也算是诸葛亮为积极进取、尽忠报国一类人树立的典范。
诸葛亮对待李严也非常宽厚。
流放梓潼的李严，“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虽是平民，仍然享受着优厚的待遇。
诸葛亮还给李严写了一封信，勉励他闭门思过，有朝一日也许还可复用。
只是李严到死也没等到这一天。
蜀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
李严知道诸葛亮去世后，其他的大臣不可能再用自己，不由整日激愤忧心，最终发病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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