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沉浸于艺术世界的艺术家或艺术体验者，他们那种“疯”、或“醉”、或“梦”的状态，是很容易引起身处“清醒”中的人们的困惑与误解的。这个时候，就有必要搞清楚什么是艺术的“自由”，什么是艺术的“现实”，以及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否则，很容易混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严重的话，可能会本末倒置、弄假成真，给自身与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与伤害。
在没有形成独立而自觉的艺术欣赏观念之前，人们是很容易混淆戏剧的情节故事与现实世界的差异，以至于可能被戏剧中的人物角色或情节惹怒，进而破坏了艺术欣赏活动的正常进行。这样的事情，并不仅是发生于艺术蒙昧、知识困顿的时代，现代世界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艺术在做自由表达与不断尝试超越现实、打破世俗观念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与生活现实中的现象、行为、思维、情感、思想、意识、观念发生摩擦与碰撞。由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交叉的事情也是存在的，比如，美国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因为伤害或侮辱了伊斯兰地区人们的宗教、种族的情感，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暴动与示威事件。当我们阅读到《金瓶梅》的时候，当我们观看《发条橙》的时候，当我们欣赏触及暴力与“性”题材的绘画与摇滚乐的时候，习惯于既定现实框架中的人用道德的价值标准去批判艺术中的想象与立场，是很自然的现象。
应该注意的是，遭到道德指责的角度与层面，有时候恰恰是“艺术之为艺术”的特点与条件。假如，艺术在表现人物生活状态的过程中，完全是按照现实行为习惯、世俗标准与道德价值去表现存在、表现生命、表现故事的时候，那么，作为艺术的“自性”可能要遭到阉割了。或者说，作为艺术之存在的本质特征就遭到消解了。如果艺术的表达为中规中矩、毫无生气可言的题材与形式所规框的话，那么，这样的艺术是不完整的。这个时候，人们必须搞清楚艺术与现实的界限问题。或者进一步问，艺术与现实的界限在哪里？存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临界点去规范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与观念表达呢？
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不先对艺术的“自性”进行一番思索，那么，得出结论很有可能是孤立、武断的。如果以非艺术视角来对待艺术的话，偏见的产生也是有可能影响问题的判断的。就像人们时常站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用民族主义的眼光偏颇的审视其他文化一样。当人们武断的得出艺术为败坏伦理道德承担责任的结论的时候，说明人们并不是站在艺术的角度来思索问题。因此，无论提出什么样的解决之道，都有可能有失公允。所以，我们只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到、把握到艺术的“本真”之后，然后做出相应的回答与评价才是合理的方式。
不妨换一种角度来看艺术，我们在读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雪国》或者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多夫》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感叹不已和惊心动魄的精神体验。这种状态是读者与艺术世界发生对话、产生共鸣的结果。艺术的世界为读者的思想与意识，提供了最为纯粹与自由的施展空间，这个时候的读者可以打破民族界限、种族差异、历史恩怨、时代差距、道德规范，进而完成了与作品的心灵经验与精神交流。读者会与日本的川端康成、法国的罗曼罗兰的思想、感情与心灵世界于字里行间融为一体。这个时候的读者可以放下所有的世俗束缚与现实包袱，自由的驰骋在文学艺术的国度之中。
从事外者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小说是虚幻的空想，也可以说读者与作者一样，患上了无可救药的“幻想症”。但是，从文学经验者的角度来看，读者与作者的心灵与精神在这一刻是自由的，这种生命体验可能是无法通过其他方式的生活来予以获得的。是谁给了读者以超道德、超现实的自由权呢？是艺术。还有哪种事物能给予人以自由呢？当然，金钱能解放人的身体自由，科学能解决人的实践自由，道德能解决人的行为自由，宗教能解决人的灵魂自由。而艺术给人的则是精神自由。
也就是说，在艺术的国度里，人是可以通过精神交感的方式，体验到死亡的痛苦、纵欲的快乐、生活的古怪与离奇的。一旦走出艺术的大门，人们就应该做一名合法公民。拥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实现艺术体验的意义。
因此，在对待艺术的态度上要避免两种极端态势：一种是盲目的用道德之剑戟对艺术横加干涉、排斥与指责；一种是混淆艺术与现实的界限，盲目的将艺术与现实相等同。这两种极端态度的产生会有损艺术的真正意义与目的的。前者会让人们的生活更加苍白、无生趣，同时也无助于实现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后者则混淆了艺术与现实的界限，歪曲了艺术自由与生活现实的共性与差异。这两幅情景是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结果。粗鲁的否定、干涉艺术的规律与法则，固然非明智之举，当然，过分的迷信、沉沦于艺术的情感意境与想象世界也应该予以克制。但是，一个真正懂艺术的人，永远是最能把握现实与自由、真实与想象之“度”的人。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对。历史上不是存在不少因为艺术而精神失常或自杀的艺术家吗？比如，荷尔德林、梵高、马雅可夫斯基以及中国当代诗人海子与顾城。他们或疯或死的结局，难道不正说明了他们无法辨别艺术与现实的差别而造成的悲剧吗？事实上恰恰相反，是他们太懂得艺术自由与现实世界的不可等同性了。如果这些生性敏感、思想独立、心灵纯洁的艺术家能为现实世界所容的话，他们可能也不会走向这样的命运极端。反过来讲，人们之所以没有像这些艺术家一样走到精神颓废、心灵破碎、意志薄弱的地步，不正好说明了人们，要么已经被世俗同化了，要么就是没有真正的体验到生活的残酷与缺憾。而那些像李白、柳永、歌德、泰戈尔、托尔斯泰这些勇敢的活下来的艺术家，并不能说明他们已经消除了自由与现实的矛盾，而只能说他们通过艺术的方式坚韧而孤独的同现实命运、人生遭遇、思想枷锁、黑暗势力作着持之以恒的斗争。他们不向现实低头，但也不选择以非正常死亡的方式结束精神的斗争与痛苦。正是因为这些艺术家的顽强毅力与坚定品格，才使得一首首诗歌、一部部文学著作在自由与现实的张力之下分娩而出。“艺术来源于痛苦”的这一提法，从这一层面来讲是有其合理的一面的。
为什么现实中经历过重大挫折与人生之苦的艺术家，往往会生产出伟大而不朽艺术作品呢？
“痛苦”造就艺术的伟大与不朽，悲剧与之不无关系。谈到悲剧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想到鲁迅先生对悲剧的定义：“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这句话虽然道出了悲剧发生机理与表现形态，但并没有道出悲剧的缘起以及之于生命的必然性。悲剧的缘起根植于生命存在的深层结构中，悲剧的必然性则来自生命存在与现实条件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现实条件作用人的躯体与精神上面，生命主体在不可抗拒的现实压力下，以毁灭或死亡的方式最终走向生命意志的消解。于是，一个个生命悲剧便不可避免的诞生了？古往今来，没有任何生命体能够摆脱生命意志消解的悲剧的。向世人传递福音的教徒，威风一世的统治者，以及无所闻名的人们，生理意义上衰亡是悲剧必然性的一种体现，它无疑是从终极层面上引发了人文层面的悲剧意义。人在意识上对悲剧的忽略，并不能减弱悲剧的现实效能。悲剧意识的淡薄更多的是来自生命思索的淡薄，而非精神层面的自觉。
事实上，佛家哲学体现着主体之于生命悲剧的精神自觉性。佛家认为，人无论用怎样的忙碌来填充生命时光、用什么样的价值追求稀释对虚无的恐惧、用什么样的科学手段延长肉体生命，本质上是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的。任何一个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理解这层哲学义理是没有任何困难的，但是从生命自身的利益出发，这样的现实显然是主体或有意或无意规避的对象。
显然，艺术也会通过其自身的机能与手段，传达着、反观着这层悲剧精神。艺术以悲剧之名向人们诉说真实与真理的时候，受众在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中，会不可避免的感悟到生命的渺小、生活的真实、尊严的高贵等这些贴近生命现实的事物。这个时候，我们反观艺术，还能说艺术是虚幻的吗？这时的艺术诉说出了最大的真实与真相，而这些真实与真相恰恰是现实中容易为人们所忘却、逃避的事物。艺术把它巧妙的表现了出来。这个时候的艺术不仅超越了现实，而且呼应着现实。艺术的虚构性与想象性也于现实之中找到了最坚实的落脚点。
因此，某些艺术作品之所以有着巨大的艺术与人文价值，并不在于作者单纯的表现了脱离现实的幻想与稀奇古怪的场面，作品的叙事结构与表现手段背后是以人生哲理为底蕴的。荒诞主义戏剧也许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尽管它的艺术表现方式极富荒诞、离奇色彩，但是，如果做深入思考与挖掘的话，作品里面未必没有作者对人生和现实的深刻思索与体悟。就像卓别林的电影一样，表面上看，戏谑又滑稽。其实，这里面蕴含着表演大师卓别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思考与无情的批判，“喜剧”既是一种表现手段，也是一种表现的目的。
有没有脱离痛苦而产生的作品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如果问这样的作品有没有艺术价值，这个问题当然也是肯定的。只不过，这时的艺术作品就像一只摇滚乐队，缺了低音贝斯的压阵，整个旋律伴奏就会显得发“飘”。也就是说，没有一种沉稳且深沉的力量做基调，事实上是缺乏深度感的。就像年少轻狂一样，人虽然有一腔热血，但是缺乏生活经验的洗练与生命思索的厚度，就难免显露出某种浅薄与轻浮。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艺术作品没有一点审美价值与人文价值。我们只能说，它所蕴藉的生命体味远远没有前者浓厚、深远而已。
艺术作品体现着艺术家的生命厚度与精神气质，这是没有任何疑议的。曹雪芹的身世与遭遇成就了一部史诗性文学巨著——《红楼梦》，当然，一个现代作家，也可以在安逸的环境中用几个月的工夫出版一本充满媚俗味道的言情小说，这样的情况也是合理的。只不过，一个经历了人生悲难、尝尽了人情冷暖、看透了世间万象的艺术家，他的作品能带给读者以更强大、更深沉的精神内涵与情感韵味而已。艺术即人生，如果艺术接受者对艺术的认识达到这个层面的话，说明他已经开始把对艺术和人生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把握了。
艺术作品实际上是艺术家的自由诉求与现实困境之间争执的产物。自由与现实的矛盾体现于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往往是“绝对的”、“非此即彼的”，正因为这层“绝对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存在，才使得人类历史不曾断绝伟大艺术家、伟大艺术品的诞生。这个因为艺术作品的诞生，才令自由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与凝固。但是，这样的缓和与凝固只是暂时的，两者之间的矛盾性虽然被艺术创作所缓和，并于艺术作品中凝固。但是，从根本上讲，这种状态是不会长久的存在下去的，它会伴随着艺术家的生命意志“生”而“生”、“亡”而“亡”。
艺术作品的诞生，虽然以形式化的手段结束了自由与现实的矛盾与争执，但是，艺术作品作为一种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存在物，还是保持了自身与现实世界的差异与距离。艺术作品的存在很明显是以它自己的表现形态与现实世界拉开了距离，或者说，艺术作品还是存在着有别于现实世界的姿态与特征的。由于存在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不可转换的事实与层面，这就暗喻了艺术自由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概括的讲，艺术是主体的自由意识与现实世界的局限性相互碰撞后的产物。它要么体现于主体意识遭遇现实强暴后，发出的生命呐喊；要么体现于主体存在遭遇现实束缚后，写下的梦幻宣言；要么体现于主体良知追求觉醒时，做出的精神抵抗；要么体现于主体战胜命运挫折，唱出的灵魂赞歌。没有主体意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艺术家的创作潜能是很难被被激发出来的，艺术家的精神更不会流露着“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至高境界。进一步讲，也难产生出带给人类无限光明与力量的艺术作品。
[1]《坟》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策划：李鹏
编辑：刘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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