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的艺术理念与美学功能来讲，艺术家表达感情、传达真理的时候，应该以和谐、完善、匀称、优美、自由、光明、积极、美好的姿态完成对生活、人生、世界的体验与理解。可是，为什么艺术的世界里会出现令人不安、焦躁、痛苦甚至绝望、痛苦的情感体验呢？
就绘画艺术而言，这种存在于艺术领域的“消极”情绪，在西方艺术史中占有着相当大的比重。特别现当代艺术，艺术家几乎把追求阴暗、混乱、无序、扭曲、多义、费解当成艺术创作与艺术实践的理念与宗旨加以追求与发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语境中是很少有种不和谐艺术思潮与艺术表达的存在的。直到中国历史进入到近代之后，文化、思想受到西方文化理念与哲学思潮的影响，才渐渐的拥有了这种不和谐艺术创作的分子与动因。中国的传统艺术中，无论是诗歌，还是音乐、绘画，是很少像西方艺术思潮中一样存在着如此激烈而迅猛的艺术理念、艺术形式的变革运动。
如果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中西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异的话，似乎能给这一艺术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答。但是，对于有些问题的解释还是比较含糊，不利于我们的理解。如果说，中国传统的艺术家多受儒家、道家与释家的影响而表现出和谐、恬静的艺术风格的话，那么，试问，难道中国艺术家的精神之中就没有半点不和谐的元素与因子吗？从古代中国艺术家的遭遇与遭际来看，是无法断定他们的内心不存在任何矛盾与痛苦的不和谐元素的。事实证明，古代中国的艺术家不仅存在不和谐情绪，而且不比西方现当代艺术家遭遇的精神创伤与心灵伤害稀少、清淡。如果从艺术家的心理与精神层面来讲的话，由人生和社会带给中国古代艺术家的消极情绪与阴暗心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为何中国的传统艺术始终没有像西方的艺术一样自发自律的完成“古典——浪漫——现代——后现代”的风格更迭与观念转变呢？又是什么导致了西方艺术家，从以“美”为一元论价值信仰中，转为对“美”的解构与扬弃。这些问题需要做深入、详细的探索，才能搞懂、弄清。
中国的传统艺术在表现形态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最常见的分类常常是“写实”与“写意”的区分、“现实”与“浪漫”的区分、“豪放派”与“婉约派”的区分、“为生活”与“为艺术”的区分。这几种不同的区分中，官方与世俗的审美期待往往是倾向于前者的。因为民族性格的原因以及文化结构的影响，中国人在审美风格上倾向于前者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这是一种典型的世俗主义的审美心态，它导致了艺术审美趋向严重失衡的现状。
从艺术风格上讲，杜甫、屈原、李白的作品并不是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他们的艺术名望之所以在历史中广受流传，并不是说大众能够真切的体会到诗人的生命体验与精神感悟，而是因为他们有着与常人相悖的精神与行为。也就是说李白的作品之所以让人崇拜，李白的人格之所以让人钦佩，并不是人们与之发生了亲密的共鸣与交感，而是因为李白相对世俗社会而言是个“另类”。同样，庄子的思想与行为也是无法在常人眼中获得真正理解与认可的。庄子令人印象深刻，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思想与行为上的“非主流”。普通人是不太可能深入的体会到庄子那种超越的人生态度与精神境界的。这种超脱的观念与行为在常人眼中更像是一种“反常”与“异类”。
我们必须换一种态度来看待那些被主流价值与主流艺术观排斥在外的艺术“叛逆者”。如果无法接受他们的“孤独”与“疯癫”，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艺术行为与审美意义。其实，这些人生失意的古代艺术家，他们创作的作品不过是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情调与人生观念做出的理解、判断与表述而已。他们与中国现当代的一批艺术家在精神与心灵层面拥有的“创伤”是如出一辙的。人降临于世，成为一个有着独立意识的个体后，就会面临着来自诸多匮乏性、强迫性、偶然性的外部环境的威胁与强迫。比如说，社会体制的规范、伦理道德的束缚、自身的先天性缺陷等客观限制。这些不圆满、有缺陷的事物并不会因为少数人的幸运而销声匿迹，更不会因为人的强大意志绕路而行。它以一种隐没的方式于一旁虎视眈眈的俯视着人们的存在。
普通大众自然而然的接受了现实的不可超越性，而顺应着现实的规则与模式存活着。人要做到这样，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把伟大的理想、高远的追求、自由的境界彻底的抛弃掉就是了。真正的艺术家是无法做出这种自作聪明的选择的，他若能轻而易举的抛弃掉对生命的执着与渴望，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作为艺术家的资格。
当意识到无法改变的现实束缚之后，艺术家既然不能像普通人一样用最世俗普遍的方式完成生命的应对与处理，那么，他们用艺术的方式获得心灵的满足式的生命的实现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了。现当代艺术家的艺术表现方式，大多受西方艺术思潮与美学思维的影响，这就导致他们的艺术作品直接表现出一种有别于传统艺术形式的美学趣味,比如:另类、萎靡、颓废与消极等特征。这个时候的艺术作品在其表现形式上出现了令人费解、茫然、甚至是恶心的形象表达特征，从艺术家的心灵来讲，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艺术表达特征,因为这至少是来自艺术家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如果在一种历史语境与社会形态下人不能对自己的生活表现出一丝的渴望与信心，那么，艺术家则将这种焦虑的情绪与感受用艺术的手法形象的表现出来而已。艺术实际上为艺术家不能抵制、把握的痛苦提供了一种“能指的剩余”。比如，“现代主义是关于焦虑的艺术，包含了各种剧烈的感情、焦虑、孤独，无法言语的绝望等等。在现代主义阶段，心里上各种复杂的感情还不能完全用语言来表达。不像在今天，如果你说'我真焦虑’，那么你就标明了焦虑，这样就将它排除了，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而可怕的是你有了焦虑，却不知道是什么。正因为现代主义感到一种无言的焦虑，表现在其艺术中便是独特的对表达的思索。”[1]
不承认悲观境遇与客观现实的意愿只是世俗大众的心理倾向。艺术家勇敢的表现出自己对世界、现实的恶心与厌恶时，我们不应该简单把他们定义为“思想反动”或“极端偏激”。艺术家总是从真实、感性的角度把握存在的真理，他们能够说出哲学家用抽象语言与概念逻辑所表达的事实与真理。他们能够表达出普通人难以言表的体验与感觉。这个时候，现当代艺术家不再像古代艺术家一样，用形式的和谐与精神的恬静去弥补客观现实带给心灵的遗憾与创伤了，他们尝试着用发泄与绝望的方式表达着对麻木生活的厌倦和对精神家园失落的悲感。这一点特别是在西方艺术世界表现的尤为明显，“让我们看一看下面的一些事实：1799年，西班牙画家戈雅发表了名为《狂想曲》的80幅铜版画，主题是潜意识状态下的非理性活动，还有他死后才公诸于世的《战争灾难》，这些作品既不是模仿，所刻画的对象也不是美的。1818年，法国画家席里柯创作出了名画《梅赌莎之筏》，1822年完成了以精神病人为主题的《疯女》，这些作品真实，但带来的不是美，也不是高尚的愉悦，而是惊悚之情。1827年，德拉克洛瓦创作了《萨达那帕拉之死》，当时的评论界认为那是混乱与堕落之作，此后还有《希奥岛的屠杀》，视觉艺术基本上突破了美的信条。1830年，雨果的《欧那尼》上演；1836年，戈蒂耶发表了《莫班小姐》；1857年，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发表，这一系列事件（以上每一部作品的发表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都是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把包括诗在内的语言文学也美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这是对'美的艺术’的这一观念的致命一击，因为诗曾经被认为是神圣的，是美的艺术的代表。马奈1863年画出了代表作《奥林匹亚》，被称作为色情的母猩猩和'丑八怪’艺术，这可以看作是美的绘画领域内彻底失败的标志。美的艺术的最后代表——雕塑，在19世纪90年代罗丹发表了《欧米哀尔》与《巴尔扎克像》后也退出了美的领域，罗丹创作了许多唯美的作品，也创造了许多有争议的作品，在不断的争议声中，罗丹终结了雕塑与美之间不可分的联系。”[2]由此而可见，现当代的艺术家在处理艺术符号的态度上，与古典时期的艺术家们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区别与很大的分化。
所以，当我们再次审视艺术领域中那些“不和谐音”时，如果还是停留在浅层的道德层面或个人趋好的狭隘视野中的话，那么是无法对此类艺术形式、艺术作品、艺术家做出合理的理解与评价的。艺术中的“不和谐音”自艺术诞生之日就不曾消失过。它不仅流露于表现形式上的破碎与分裂，而且根植于人之存在的“冲突律”之中。从艺术形式上来讲，艺术家可以作美好、和谐、希望、光明的创作与阐释，也可能对邪恶、混乱、黑暗、恐惧进行主观的反映与精神的超越。尼采曾说过：“一位哲学家说：'美和善是一回事’，那是没有价值的；而假如再附上一句'还有真’，那他就该挨板子了。因为真理是丑陋的。我们有艺术，这是为我们不因为真理而招致毁灭。”[3]“美”的艺术作品后面总是藏着一颗伤痕累累但又渴望完美的心灵。
当人类的内部需求和外部局限发生冲突的时候，心灵的“不和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有的艺术家在“不和谐”的心灵中试图通过艺术创作获得心灵的平静与精神的超脱，有的艺术家则通过艺术赤裸裸的表达了心灵的破碎与精神的分裂。
只有深入到艺术家及艺术作品的内在之中，方能窥见“不和谐”元素在艺术作品中所发挥的积极意义与效用。人的存在状态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在积极、乐观、亢奋的精神状态之中。时间的长河之中，总会出现一些令生命主体感到脆弱、孤独、绝望、痛心与无助的时刻。哪怕是成功的人、伟大的人也无法避免现实生活所带来的不如意、不幸运遭际，更何况那些心灵本来就未经异化、麻木的艺术家呢？他们只不过用真诚的心态、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主体意识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与体验而已。
如果非要强迫一个身心受过巨大伤害及痛苦的艺术家去表现一些看起来和谐、美好的艺术作品的话，这不仅是对艺术家独立人格的无视，同时也是对艺术的无知。透过艺术的感性表象触及到艺术的精神实质才是关照艺术的正确态度。用感官愉悦与伦理规范的价值标准“单向度”的审视艺术，其结果可能仅仅是隔靴搔痒、本末倒置而已。
策划：李鹏
编辑：刘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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