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当我们谈论日本人，我们谈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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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看到这本书是在一位定居德国的华裔太太发的朋友圈里，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位华裔太太对书的评价：“《菊与刀》是我目前认知范围内，对日本文化和价值观研究得较为透彻的书籍。”

我读完一遍，自我感觉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到日本文化和价值观，或许是因为所读译本的问题，翻译出来的内容总是不能像读中国作家的书一样能够很好的理解并保留良久记忆。然后，搁置再重读，以期能够了解作者想传的讯息。

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是本书的作者，据评，《菊与刀》是她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书的创作始于1944年6月，彼时美日两国尚在交战，这也正是作者研究日本却无法涉足日本的重要原因。通过接触在日本长大、又在美国生活的日本人，阅读大量论述日本人的文献（其中不乏日本人自我剖析的作品），观看日本创作与拍摄的电影、绘画等等，作者努力了解那些用美国人的思维没办法理解的事情。

这位从未到过日本的人类学家将日本描绘成具有“菊”和“刀”双重性格的民族。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性格，“菊”大致象征了柔和的性格特征，而“刀”则表达了包含暴力因素的性格特征。在书中，作者是这样具体描述日本人的：既好斗又和善，既崇尚武力又爱好美好，既蛮横又文明，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支配，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这种种的矛盾都是以极端的对立来体现，而在这极端的对立中，却又令人难以置信地保持了莫名其妙的统一。

在我看来，人类性格的双重特征并非新奇怪异，在针对不同人和事时，人们很容易产生相互矛盾的表现，而这种所谓的自相矛盾却又是非常容易理解和解释的。作者之所以大篇幅地介绍自相矛盾的性格是日本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征，我想是因为在战时日本人所表现出的截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行为，以及战败后日本人对战胜国（美国）的态度使得美国人十分错愕，本尼迪克特或许是通过行为表现倒推得出性格特征。

书中介绍，战争中的日本人认为他们的侵略行为并没有践踏国际和平，他们认为，世界正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根源在于各国拥有绝对的主权。而日本必须为此建立一种等级制度，并作为这个等级制度的领导者，日本应约束各国“各守本分”地生活。这种匪夷所思的自信正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实现了统一，平定了叛乱，以及完成了社会基建，“优越”的日本人看到了东亚各国的贫弱，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想在东亚建立一个由日本领导的良好的等级秩序，实现“共荣”。这种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和崇拜使得日本即使在战败后也未否定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几个世纪以来，“等级制度”使日本社会正常运作，使人们的生活保持秩序，它被普遍接受，仿佛呼吸那样自然。这种观念构建了日本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当日本人错误地把看待本国问题的方法套用在看待国际问题中去的时候，侵略行为就在与德意缔结“三国同盟”时大肆地展开了。

战时，日本人可以服从天皇的命令用“竹矛”战斗致死；战后，日本人又可以根据天皇颁布的诏书心甘情愿地接受战败和占领。这种转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这是原则性的改变，对于一个正常的民族来讲并非朝夕易事，而对于日本人，这种转变仿佛熟睡翻身一样，可以毫无粉饰和虚伪地表现出来。

日本人对天皇怀有无限的忠诚，对天皇颁布的命令毫无保留地执行到底，他们也认同，战争只不过是日本试图通过武力来获取“适当位置”的选择，而当这种选择被证明是无效的、失败的时候，在天皇的指引下，日本人就可以转投另一种途径。他们可以忍受错误计划执行时所要求的一切牺牲，也可以瞬间转变到另一种截然相反的途径并完全接受。能够在两种行为方式转换时毫无痛苦，因为“矛盾”的性格已经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人生观之中。由此可见，日本是一个极易随情况而改变标准的民族。正如书中提及，“如果形式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寻找其位置；如果不是这样，它就在武装世界寻找位置。”

日本人的人生观包含在他们有关“忠”“孝”“情义”“仁”与“人情”的准则之中。在大多数文化中，不管是原始的还是先进的，人们都把自己想象成某种特定的人在行动。对天皇的“忠”可以使日本人认为发起战争和接受战败都是合理的行为；对父母的“孝”可以使日本人与深爱的妻子离婚，哪怕已经育有婴孩；为了“情义”日本人可以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祭奠，情义是所有阶级共有的道德，而情义于日本人来说也是最难接受的。这里的“情义”，我所理解的，包含了我们通常说的“人情”，受惠于人的人往往“被迫”偿还与日俱增的人情债。

书中在介绍日本的儿童教育时，我个人感觉与我们有诸多相似之处，譬如，旧时期的香火观念；女性只有当上母亲后才能获得地位（母凭子贵）；三四岁的孩童还未断奶；使用激将法督促孩子早日成人，例如会说请来宾将不听话的孩子带走，以此来吓唬孩子等等种种育儿行为；与亲近的玩伴或兄弟姐妹表示最亲的证据往往是把两人的睡铺放在一起；如此等等，诸多内容有相似。然而也有截然相反的地方，譬如，日本男子在婚后可以公开到外面寻欢作乐，这也丝毫不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婚姻的稳定，甚至妻子有时还要支付丈夫寻欢作乐的账单，而妻子则只有对丈夫严守忠贞的义务。

幼孩时期，父母还注重培养孩子的服从习惯，对于日本人来说，追求自由、争取爱情等都是弱者的表现，服从才是性格坚强的表现，反叛不是。这种教育方式成功地培植了日本人对嘲笑和嫌弃的恐惧心理，以及注重社会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而且，促成了日本人重视耻辱感远胜于重视罪恶。由此，一旦受到侮辱，而且当有外人在场时，至少受辱者认为是有外人在场时，对“名誉”的情义使得日本人认为报仇是一种美德。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特有的等级制度、人生观和人情世界里，他们提倡自我牺牲。服从的习惯使他们在遵守同一规则并相互支持时感到轻松愉快，当天皇的诏书使他们感到侵略行为是在履行日本的“使命”时，他们会狂热地参加。当这种“善良”的标准推广到其他东亚国家时，他们却受到了“伤害”。这种基于“善意”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失败了，而东亚各国对他们的侵略行为的态度使他们感到极为愤恨，认为受到了侮辱。如果我们看到一些日本创作的战争宣传片，里面出现的各类凄惨苦战、僵持的煎熬、士兵或重残或战死或被遗弃等等画面或者镜头，此时我们的普遍反应是这是日本做出的反战宣传，那就错了，尽管宣传画面极尽牺牲和苦难的痛苦，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些牺牲和苦难是自我牺牲，是“忠”，是“义务”。这反而是在为军国主义做宣传，自我牺牲唤起了民族的怜惜和同情，这是在尽忠和尽义务，这正是日本人所推崇的。

无论本书的成书是否仅为了战后美国更好地按照自己的战略目标重建和管理日本这一政治目的，作者对日本人的深度剖析结果的确受到了各国各界研究日本民族的学者的称赞。然而，成书时间是上个世界中叶，时代的进步和变化影响和改变着每一个民族，日本也不例外。民族性格的东西或许不易改变，但我相信诸多习惯和视角并非一成不变。日本作为二战的战犯国，对东亚各国尤其对中国造成的战争伤害是无法抹去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轧下的车辙是无法肆意篡改和重绘的，无论日本的侵略行为在军国主义的解释下如何具有善意性，肆意践踏生命和残暴的侵略行为都永远不值得被原谅。

通过阅读，尝试了解日本民族的性格、战时行为以及接受战败的表现，或许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看待战争，看待发起战争者的意图，看待这一段无法被遗忘的被伤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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