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wu_chm
阎连科在他50岁知天命的年纪里，忽然准备写一本书，来缅怀他已经过世的父亲、大伯和四叔，也即是他父辈的那代人。因为当他察觉到父辈那一代人都走了的时候，他忽然觉得他应该有一种责任，就是拼命回忆出他父辈那一代人的雪泥鸿爪——他们曾经说了什么？他们做过什么？这成为了压到作者喘不过气的重负，而他也更觉得有义务完成这件事。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中国男性对待父亲的情感通常都是内敛的，尤其是在上世纪或更早时代出生的人，这和整个中国几千年下来的传统威权教育有关，“天地君亲师”，君权父权是互为一体的，仿佛如果长辈对待子女不严肃，子女对待上辈不唯诺，就不能彰显出天地之间自然存在的一种庄严，即便有上世纪发轫于新文化运动对家庭和传统礼教“吃人”的激烈批判，但在作者所在的中原村落里，维持着整个秩序基本运转的，依然是传统社会类型的人际关系纽带和人伦纲常。
作者到了这个年纪时，终于决心卸下思想包袱，他不再回避自己的情感，开始全力反思他和父辈的那种若即若离，想要逃脱却又不时怀念的感觉，可当他在彻底放开思绪之后，他心底最震惊的，是发现自己竟然有对父亲的“恨”，甚至在他父亲死亡之后，似乎有一种觉得去世得“恰到好处”之感，这让他难以接受，终身不能释怀。
难道这中间竟也有传统封建原生家庭所普遍具有的俄狄浦斯情节在里面？
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一派分析出的俄狄浦斯情节认为：男孩往往以他的父亲为榜样，来模仿父亲，但男孩与母亲却是两性互补，取长补短，男孩的这种人际关系概括起来就是恋母仿父。而男孩为了获得母亲的欢心，必须让自己越来越像父亲，甚至潜意识中会出现“弑父”的意识。
华语歌曲里面和母亲有关的歌俯首即是，适合在母亲节里做点唱的歌曲也实在多不胜数，然而写父亲的歌却寥寥无几，大部分也显得很沉重，可见这也能一定程度地反映出中国人传统家规里对父权的敬重，甚至不能用略显松弛的手法去颂扬这种本该自然的亲情。与作者同年出生的歌手李宗盛在他的一首歌曲里这样写他的父亲：“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他在自己的歌里正式写他的父亲时，已经过了60岁，直到这时，他才敢正视和反思他们的父子关系，可见“中国式父子关系”实在是国人的一种普遍状态。
不过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自己却也会不时获得共鸣，尽管我和作者的年龄相比是要小差不多30岁。作者阎连科在书中的种种描述，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发生的地方也完全不同，他在河南洛阳，我出生成长于东北，两者相差甚远，可为什么地点相距千里，时间相隔了半个世纪之久，却也可以出现如此相近的记忆？
也许我是一个喜欢回溯历史和听老一辈讲故事的人，以至于当读完这本书后，我竟意外地发现，这些故事在自己的亲人身边都是发生过的，在老家那里不少老人身上都有这种类似的回忆，我奶奶尚在世的时候，和当时同村里还健在的老人，经常说起以前生活中的种种困苦，比如我有个姑姑刚好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刚戒掉吃奶的年纪，却没有什么像样的吃的，姑姑从出生后就一直是一幅皮包骨头的模样，她后来饿到抽搐，甚至没有力气到哭不出声……几乎所有能吃的东西，人们都会想尽办法拿到手里，好让这些东西填充那一张张饥肠辘辘的肚皮，地里所有的野菜被人寻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去吃那些本该用来喂猪的秧棵、不知名的野草，乃至树叶……
东北的冬天冱寒无比，不少家里又没有足够的燃料取暖，于是冬天里很多人又必须要去野外找树枝和柴火，有时是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毫不夸张的滴水成冰，不少人葛屦履霜，穿着不厚的衣服就出门，我的奶奶那时也和别人结伴出去过，后来她不幸患了哮喘病，和作者的父亲类似，直到临死，病痛几乎如影随形地折磨了她的一生，我记忆中每年冬天最冷的那段时间，只要她出一趟门回来，就必须要在屋里喘上几分钟，气管里的“嘶嘶”声距离很远都能听到。可当时却顾不得那么多了，人们必须要拼命劳作，否则这一大家子就无法养活，那一代的父辈雕瘁尤甚。
当作者写到他的父辈们在零下二十几度的雪窖冰天里还要出去蹚冰水搬运盖房的石料时，才知道原来在中原地区的河南，冬天里竟也有这种温度？我以为只有更远的北方地区才会这样，然而马上就又会联想起老家里的那些长辈们。
尽管之后的日子一天天地好了起来，“矻矻当年苦”，比较起更年轻的这一代人，他们还是更普遍节俭，我那位幸运的姑姑现在已经到了退休年纪，可她还会经常去给人打工，要知道她还患有严重的静脉曲张。她常常跟我们这一代人念叨的：你们这些人都不会过日子，你们都没吃过苦，没有过挨饿受穷……现在回想一下就会知道，那该是一种怎样深入骨髓里的苦难，而这种困难竟然成了他们那一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共同的记忆符号，我只希望这种记忆就此停止，不要再往下代传递下去。
还有一些心怀坎壈、际遇蹭蹬的伯父们，他们一生不得意，尤其上了些年纪后，更是经常自怨自艾地堕落到终日喝酒打牌。听说他们有一些人学生时代时在学习上还有看得到的天赋，却往往因为家庭负担过重而被迫停止求学，或者一家里两个学习不相上下的兄弟只能选择一个人去读书……
这样的人伦悲剧，不时在那时的中华大地上演，而伯父们的聪明，最终只能让他们在牌桌上比别人多算出几张要胡的牌点。
终于，我们这一代人上学，长大，成长，我们也不再将父辈们视为偶像和顶天立地的人物，甚至有时因为对自己曾经的崇拜和尊敬而在心底暗暗起疑。
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春节回老家，儿时玩伴要我去他家里一起吃饭，多年未曾见到的他父亲一起陪坐。我到今天还记得他父亲当年年轻时的高大帅气，那时我个子还没长高，小时候总抬头看着他，听他用威严的声音铿锵有力地讲话。然而这次他却选择坐到了一边，只有我和玩伴两个人正坐餐桌，他小心地斟满了两杯白酒放到了我俩面前，而他自己面前仅有一只装了米饭的碗，我知道他是喜欢喝酒并且颇有酒量的，然而仿佛他家里已经换了主人，似乎他身上原来的那种庄严感都不见了，我又偷偷打量一下他：看起来白发比黑发多了，身子也开始有些佝偻，头顶中间的头发也显得稀疏……于是我终于意识到，一个时代过去了，印象里还一直遥不可及的期盼，其实早就到来了，只是之前还没有真正留意到——我们小时候殷殷期盼，长大后又经常避之不及的——这一代人已经长大了，并且很快要成为更年轻一代的“父辈”，身份的车轮不停碾转，今天终于轮到了自己身上。
除了“辈分”这一重标签，还有故乡和家庭的身份标签，也让人无处遁寻，就像书中作者年轻时一直想剥离开的农村身份，那个身份带给了他物资贫瘠和精神匮乏，他毅然通过当兵的手段，试图和过去割裂。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说：由身份卑微所带来的影响不应该仅在物质层面上进行思考。
可是谁又能逃离开自己的故乡这一身份的标识呢？无论它带给你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健康的，还是病痛的；富裕的，还是贫穷的……这一生当中，你出生成长的地方，小时候教过你的老师，小时候有哪些玩伴……这些成长路上的细致而微施加给你的影响，无论如何努力摆脱都不可能——因为在摆脱这些影响的过程中，恰好不就是因为受到了这些影响吗？
“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老家人已经给作者阎连科在他们的祖坟里预留了一穴窀穸，他逃离家乡，不过最后意识到这终归是徒劳的，于是他接受了家里至亲的这个安排，并赋予了这个行为更深刻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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