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看，高质量发展是指低消耗、高收益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进入新时代，这一简单的维度已经不能完全代表高质量发展的全部含义。对新时期的贸易发展现状、所处的环境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而言，贸易高质量发展拥有更丰富的内涵以及更多元的衡量维度，是贸易的多维角度良性发展、多个方面协调共生的综合态势。新时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是我国一切发展的根本导向，也为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和导向指引。
一、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依据新发展理念，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可以界定为，是以创新体系(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业态创新)为驱动力，以协调均衡的贸易结构为基本面，以低消耗、高收益为根本特点，以持续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开放型发展为基本模式，以更加包容更加普惠的共享理念为实践导向的质量增长型贸易发展方式，体现了贸易发展的创新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开放性、普惠性。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在当前贸易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升级和优化产生的高级状态。
二、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
第一，构筑更加牢固的贸易产业基础。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厚植于现代产业经济体系中，加强贸易与产业、贸易与经济的关系，并要以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业创新发展、新兴产业开拓布局为发展契机和基础，夯实贸易转型升级的根基，实现全球价值链位次的攀升以及相关贸易领域国际规则的主导权。
第二，具备更加均衡协调的贸易结构。要补齐服务贸易发展短板，实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更加协调发展;积极扩大进口，缩减贸易顺差规模，实现贸易进、出口更趋平衡;创新市场开拓方式，优化国际市场结构，推动海外市场布局更为均衡;发挥比较优势，优化国内区域布局，实现国内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贸易发展更趋融合发展。
第三，形成以创新为主的新型驱动体系。要逐步构造以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内容的创新体系，将以往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贸易增长的模式改变为依靠创新要素驱动实现贸易增长，有序推动增长新旧动力的转换，增强贸易发展的内生驱动力和发展韧性。
第四，具有更加强劲的国际竞争力。不仅要在巩固我国贸易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包括技术研发、标准规则、品牌运营、服务体系、质量水平等多方面的综合竞争新优势，还要纵深拓展贸易新增长点，在技术、数字贸易等新兴产业贸易领域及跨境电商等贸易新模式方面占领竞争和规则的“制高点”。
第五，实现更高的国际贸易地位。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始终秉持包容普惠的发展理念，主动开放国内市场，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建设和改革，推动完善新型国际贸易规则，为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为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纵深推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动因
(一)纵向逻辑上的演变升级:动力变革
纵观中国贸易发展的各个阶段，速度赶超型增长是绝大多数时期的发展共识和战略导向。尤其自入世到金融危机之前的这段时间内(2001—2007年)，中国外贸创造了世界贸易史上少有的发展速度，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26.1%，是开放以来增长周期最长、速度最快、增速最稳定的时期。然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外贸转而进入了中低速增长阶段。2012年，中国外贸告别了长达近十年的双位数增长速度，当年增速由上一年的22.5%大幅降至6.2%。2012—2018年，中国外贸年均进出口增速仅为3%，出口、进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3%和2.7%。
增速的显著回落不仅是外部市场需求变更的表象结果，更是中国外贸增长动力不足的事实体现。中国外贸过往几十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就是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成本比较优势，在以要素为边界的国际分工模式下，这种优势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生产力和出口能力，成就了中国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张。但是，依赖初级要素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仅是一种低效率、低效益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对未来生产能力的透支而不具可持续性。
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素禀赋自身朝着高级化方向演化，由此带来资源要素的稀缺和成本的上升。以劳动力资源为例，中国劳动人口(15－64岁)相对规模自2011年开始下降，2010年后累进式人口盈利消失，进入“人口负债”阶段，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因此，支撑外贸高速增长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已经很大程度削弱，以要素投入为驱动力的外贸旧动力体系显然难以为继。
在面临劳动力、土地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明显的制约条件下，中国外贸增长必须顺应新趋势，突破旧动力，摒弃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以创新驱动为增长动力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完成新旧动能的转换。正是这一动力变革的迫切需求，推动中国外贸必须转型升级，通过高质量发展破除旧动力体系，从而形成以创新驱动为动力核心的高级化发展模式。
(二)横向逻辑上的环境驱动:竞争力变革
在国内资源禀赋条件发生变革的同时，中国外贸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是世界竞争格局日益激烈化。发达经济体纷纷推出高端制造业回流战略，将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攀升“产业高地”的全球竞争日益激烈化。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低成本优势顺势加入到全球竞争中来，成为新一批产业国际梯度转移的“青睐”地。由此中国制造业承接国际梯度转移面临“高端回流”和“低端转移”的双重竞争压力。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格局的变革为中国贸易造就了重要发展战略机遇。
2014年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国际分工体系的边际贸易效应已经达到最大化，面临着边际深化难度加大效应递减的困境。换言之，由前一轮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现行国际规则产生的动力效应已经衰减，全球贸易增长必然要依赖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和分工发展格局。当前来看，新一轮科技改革已经崛起，世界经济进入“大变局”中。
2019年麦肯锡研究报告中提出全球化已经进入2.0时代，全球价值链将发生结构性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四点:一是服务贸易增长快于商品贸易;二是劳动成本套利型贸易逐年减少;三是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度不断提高;四是新技术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成本。于中国外贸而言，全球价值链呈现的这些趋势性变化意味着建立在传统优势基础上的外贸发展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风险，但同时也为中国外贸能够由“大”变“强”、抢占竞争制高点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在新一轮科技改革与国际经贸格局深刻调整的历史交汇背景下，未来几年是改造提升旧动能、培育壮大新动能的发展关键期，是中国外贸在全球贸易竞争新格局中取得优势地位的历史关口。因此，当前要紧抓新一轮国际经贸格局重塑和国际分工新趋势演变的关键机遇，扬弃追求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解锁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位置，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才能在新一轮国际经贸格局重塑中逐步掌控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布局的主导权，在全球贸易发展新格局中逐渐占领产业竞争和规则制定的制高点。因此，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为了更好地顺应外部环境新趋势和符合未来国际贸易竞争新要求，一定程度上是外部环境倒逼和驱动的转型升级。
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理论上的一次创新突破，也是一次积极的实践探索。从逻辑动因来看，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在理论创新发展的基础上，由纵向逻辑上自身的演变升级与横向逻辑上国际环境的竞争驱动两者交织、相互叠加驱动而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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