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送别

像许多移民二代一样，我生长在北京，但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以前研究社会流动，总是讲“认同”，我心底里面对这种理论十分质疑：这大约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认同过什么。父母都是中国西南人，但来自不同地方，我记事起就时常混淆自己到底是重庆人，还是贵州人——那分别是母亲和父亲的故乡——他们各自分别强求我笃信不同的信仰。终于有一天，我开始不为自己的身份而烦恼，因为我开始相信，只有身体不从任何一个地方来，才能飘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于是，我开始四处奔走。

流浪的这些年，大多是往南方去的。比如回重庆念书，后来因为个人问题去成都、下扬州，工作出差到广州、深圳，然后再是香港、东南亚。往这些地方去的起点往往是北京，最后回归也是抵达这个地点。我开始想，如果我没能弄明白为什么要一直向南方去，就不必搞清楚自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了。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能够抵达许多地方，意味着一种自由。那是一种不为眼前一切所禁锢的放肆。到一个小城市去，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什么故事发生：生活稀疏平常，每个人恬然地活着，梦想着一种平凡而本质的稳定。然而在一个大城市里，远离熟人社会，就会感受到孤独，对世间的一切都僭越的同时又保持着距离。这里不缺乏故事，自己的生命于是相比就显得单调而乏味。

在干燥的北方，远离雨水，接近尘埃，那些原本枯燥的音律就被削的更加尖锐。不像在南方，人们的乏味被湿气浸润，冒出泡泡，钻进河床里洗出一番混杂的香气：我对这种洗涤充满敬畏和崇拜。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教会人们适应和妥协，否则就会把一个人带到极端，从而成为一个强者，抑或是颓人。但无论成为什么，那些选择对抗的人，最终都付出了代价，因为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倾覆的所有力量都不足以抵抗生活的颠沛与流离。

一个人最后爱上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只是因为爱上了一件东西或者一个人。生活从来都是不易的，当我们觉得容易的时候，一定是有什么东西的存在担负了本来应该我们自己承担的不易。

到南方去，可以认识到一种在北方无可替代的生活的质量。一滴雨水、一片海洋、一幢高楼、一块草坪、一树花开，都峭楞楞的矗立在面前。这样的蜿蜒和曲折给脆弱的人生一剂缓冲，尽管这些曾经希望造就时代的人，最终被岁月击败，但被光轮所辜负的青春最终还可以体面的存在，以备惦念。

两年前，在高校讲座，认识了一个人。那是一个容颜相貌都符合希冀的北京人。她讲座结束后主动和我交换名片，我才知道原来是同僚。然后，她开始不断和我约饭，三个月左右一次——有时候去西单，有时候去朝阳门。她有一次工作日特地跑到我出差的地方陪我，晚上围着水泥房倒在月色下的阴影，我们聊了许久。我对这样的环节熟稔而麻木，虽然感觉不错但说不得有什么悸动。不久，一天出差回京和她聚餐，她便告诉我婚讯，我竟怔住了。两三个月前，她还没有恋爱的痕迹。另一半是她小学的同学，她只是说到了这样一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多想，就定下来了。最后，她找了个借口，婚宴没有邀请我。然而我之后再也没有听到她的什么消息。

后来，到南方遇见一个朋友。他说自己的经历：到另外一个城市看一个人，通过电话后，到她的楼下，仰起头，也就是往上看一眼。然后她出现在窗前，好像也没有说话，左右是听不见的。然后就各自散去，继续自己的生活。

多舛的人生里，悲哀总是相近的。它们或者意味着还没得到就已经失去，抑或是得到的最终失去了。这些婉转让我们笃信，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没有什么是可以长久的。

遇见的痛楚在于，我们都无法明白，和某个事物、一个人的相聚，到底是不是此生的最后一面。爱和喜欢的最大不同，就是这种恐惧的程度。所以理应珍惜每一次的相逢，把此生应该说的话都尽量说完，把该做的事情都以一定的仪式完结。就像不是所有的雨水都能降落到它想要抵达的土壤里、水系上。不是所有的送别，都在码头、车站、机场。有的送别会在一片河流面前，一块草坪上，一条公路旁，一幢大楼的阴影中。而有些送别，则不必在任何地方，因为从不曾有过任何的告别。

而我们坚持活下去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忘却了过去，或者找到了可以抗拒过去的替代性力量。而是在一个人夜深人静不得不面对过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当下昭彰的悲哀来麻醉开裂的伤疤，让自己湿润的眼眶不必流出滚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