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本是我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你刀子担着脖子上,不死是就这个唱法”。
一句大白话，道出了临夏人对花儿刻骨铭心的喜爱。
花儿不光是年轻男女互诉衷肠的载体，也是劳动人民咏叹人生的心声。
河湟地区自古以来是汉、回、藏等多民族征战交融之地，喇嘛庙、清真寺、道士塔等宗教场所星罗其间，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宗教色彩。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中，花儿深深地植根于这片边陲之地。
花儿又叫“花儿与少年”，分别比喻少女和青年。
顾名思义，花儿的歌词内容多为男女爱情，也有人们的劳动和生活感受。
王洛宾先生整理的《花儿与少年》至今传唱不衰，成为这一艺术形式的代表曲目。
花儿是一种高腔民歌，被誉为大西北之魂。
河州是花儿的故乡，当地的汉、回、藏、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世代传唱，老少妇孺都能漫上几曲。
行走在大西北的崇山峻岭和广袤草原，当高亢、原始的歌声在高原之巅飘荡，一种悲凉和粗狂顿时像刀子一样扎进了你的心肺，你才真正听到了西部的声音。
花儿出生于河州，但是很多人一提起花儿，脑海里首先蹦出来“青海花儿”四个字，这不能不说是文化传播力的一个缩影。
人们为什么会理所当然地将花儿与青海连在一起？
西部歌王王洛宾在青海，让《花儿与少年》传遍海内外；
花儿研究家朱仲禄在青海，将数本沉甸甸的花儿专著献给世人，亲自改编的《下四川》更是成为经典；
出身青海的花儿王子马俊、花儿皇后苏平是西北人尽皆知的花儿明星。
相比之下，古河州临夏也出了不少优秀的花儿歌手，最有名气的当推何清祥和马红莲。
但是，在文化研究、对外传播上，临夏确实落到了青海的后面，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资料显示，何清祥先生早年考取东乡师范学校并留校任教音乐，后来进修于西北民族大学。
因为有了学院经历，何清祥的花儿演唱或多或少融入了美声因素。
在临夏，人们知道何清祥，一是因为他是当地首屈一指的花儿明星，二是因为他是百花家园餐饮集团、馨逸音乐餐厅两家企业的董事长。
这两家清真餐厅都主打花儿艺术的招牌，在这里举办庆典可以享受到当地花儿歌手的现场演唱，有时候何清祥会亲自登台。
相比流行音乐，受地域、语言等因素影响，民间音乐受众相对狭窄，以商养艺成为民间艺术家的一种普遍选择，这不失为一条传承、发展的明智道路。
但是，伴随着成名和走红而来的，是一部分人的质疑。
有人认为，何清祥的花儿破坏了花儿的原汁原味，失去了花儿本有的野性特质，表现在演唱中，就是方言元素的减少和曲调的美声化。
作为一个音乐的门外汉，在对比青海花儿和河州花儿之后，我认为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
我认识的一位老汉酷爱花儿，他也品出了这种差异。
我有一位西北师大毕业的朋友，也是个花儿迷，对花儿颇有心得。
他极力向我推荐青海歌手索南孙斌、胡汉三演唱的花儿，说是别有滋味。
尤其是胡汉三，近年来在甘青宁声名鹊起，成为一颗耀眼的花儿新星。其演唱风格，就是保持方言歌词和野性唱腔，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因此，有人甚至言辞激烈地指出，何清祥是在糟蹋花儿。
种种质疑都值得尊敬，至少是因为热爱这门艺术才会对它评头论足。
这种争议背后的实质，其实是花儿如何保护传承的道路抉择。
河州花儿和青海花儿，统称为河湟花儿，属于同根同源。
是坚持原汁原味的野性唱腔，还是采用更加容易传播的通俗改造？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确实是进退两难的头疼问题。
何清祥为代表的一群花儿艺术家，我们暂且称之为改良派。
通过他们的努力，花儿的歌词中采用更多的普通话，融入更加通俗的美声唱法，这无疑为花儿走向更多的受众破除了障碍。
主张保持花儿艺术原味的我们暂且称之为传统派。
这一群人强调歌词和发声的野性本色，反对迎合流行的改造实验。
反观现实，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历来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
就像雕塑、壁画的翻修重描，修与不修、描与不描都会招致责难，各有各的道理，谁也无法服谁。
花儿的传承与创新，也是这样一条道路，掌声与骂声同行，鲜花与口水齐飞，在艰难曲折中跋涉前行。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论是传统派和改良派，只要是有利于花儿艺术的传播，各走各路，殊途同归，都值得我们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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