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跋涉的脚步比路程只大了一脚板的距离！
火车上的故事
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火车要整整跑48小时才能到达，据说这还是拜了全国铁路几次提速的恩赐，原来需要72小时以上。
这让我想到我的好朋友王景文，他每次探家要花费一天一夜的时间从新源到乌鲁木齐，再花72小时到北京（这是正常情况），然后再从北京到唐山，再到老家的小村子。按正常算下来一个单程几乎要一周的时间了，真够辛苦的。如果要是他的夫人带着孩子去他的驻地，那辛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这最可爱的人的称号当之无愧的，比他更可爱的人应该就是他的夫人，那位肩负着事业、家庭、爱情、孩子的军嫂。
每次做火车去新疆，最难熬的就是这寂寞的旅程。火车出了嘉峪关，窗外的景色顿时荒凉起来，戈壁荒滩，偶有几簇骆驼刺，孤零零地长在那里。火车行进，车轮与钢轨摩擦的嘶嘶声和驶过钢轨接头的咣当声，单调而有节奏，让人昏昏欲睡。
等我睡了一觉，爬起来再看窗外，依旧是戈壁荒滩，依旧是孤零零的骆驼刺。怎么还是这样？我几乎怀疑进入了凝固的空间。那就再睡吧，梦乡总不会还是那么寂寞。
然而真的会进入梦乡么？似乎总是半睡半醒，心里有一种惴惴的感觉，对前途未知的担心和恐惧。
这种担心和恐惧并非空穴来风，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这条线路上要经过一个特殊的路段，被称作百里风区，曾经有几次，货运的列车被风吹翻，一直翻到陆基以下好远的地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过的。我们所坐的这次特快，也曾遭遇到特大的沙尘暴，飞沙走石把车窗玻璃都打碎了，列车员和旅客们不得不把被子和毛毯都蒙在窗子上，艰难地度过这段惊魂的时刻。
因此，在火车上我坚持着不睡觉，用看书和聊天打发时光。
一对老夫妻，是从苏州探亲回乌鲁木齐。他们年纪大了些，上下卧铺不太方便，提出要和我调换一下铺位，我高兴地答应了。于是我们成为朋友，一路上聊个不停。
老夫妻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员工（他当时告诉了我他们的番号，可惜我忘了），都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支边到兵团来的，应该属于第二代兵团人，他俩在大漠里劳动，并在那里收获了爱情，最终选择留在了新疆。
原来在新疆，是一种有别于内陆的行政体制，既有地方党委政府，又有兵团的管理体制，有的地方还是先有兵团后有城市，一般地区级的城市也是兵团农×师指挥部的驻地，县级城市也是兵团××团的团场所在地，下边还有××连（相当于内陆镇村级别）。兵团的管理是半军事化的，从耕地、播种、管理、收获都有连团统一计划统一安排的，兵团的员工既是战士也是员工，有工资有劳保的。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兵团的这种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和分配体制滞后于社会形势的发展。年轻人不愿意被束缚在土地上，纷纷外出谋生；农产品的价格受市场因素影响较大，兵团的经济效益也有了大幅波动，进而影响到员工的收入。
这对老夫妻已经退休了，他们每月有退休金，受的冲击并不大。然而他们显然是老一辈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
“我们为了国家，为了新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但是现在形势变了，我们的子孙怎么办？我们的新疆怎么办？”
“你这老前辈的贡献国家会记得，你老的担心和忧虑国家肯定也会考虑到，放心吧！”我宽慰着他们。
“但愿如此吧，兵团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实体，更重要的它是边防稳定的柱石，过去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老人目光深邃，凝视着远方。
我知道这是大政方针的问题，我不可能给出答案，赶紧转移了话题，聊起了他最感兴趣的农作物种植管理方面。
又一次的旅途中，遇见了一位美女。这位美女的五官非常立体，眼睛大而深邃，鼻梁高挺，皮肤白皙，猜想是维吾尔族美女或哈萨克族美女，但是脸上除了那一股书卷气以外，还有一丝淡淡的哀愁，看衣着打扮，应该是大城市来的大学生。
果然不假，她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毕业生，她告诉了我她的维吾尔族名字，让我叫她小麦或麦子，说同学们都是那样叫她。
大学毕业也是人生的重要节点，我俩的聊天也围绕着毕业分配开始了。刚开始她有些抱怨，说同学们都在找门路，托关系，都想留在北京，但是她的父母只是普通的公务员，没有那么多人脉和金钱，帮不了她的忙。
我理解他的心情，也深知如今社会的流弊，不想用那些没有营养的冠冕话劝她，于是和她聊起了我在新疆的见闻和感受。渐渐地她的话多了起来，脸上的笑意荡漾起来。聊到了在喀什河谷遇到哈萨克老人的故事；聊到了在昌吉和尕龙兄弟的对话，聊到了我对新疆的种种喜欢。我玩笑地说道：
“到了新疆，内心里往日的纠结、阴霾一扫而空，感觉心里特别坦荡，喜欢幕天席地，喜欢亲近自然，我甚至怀疑我有蒙古或哈萨克的基因，几百年前是不是也曾逐水草而居呢？”
她笑了，笑容很灿烂。
“我在北京也生活过，总感觉那个城市不属于我，我融入不了那种政治的、商业的氛围，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我说出了内心的想法，也试探着问她。
“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北京的生活氛围，但是总感觉留在那里会有些前途！”她显然有了共鸣。
“说到前途，我有不同的理解，前途是什么？是指将来可以大有作为！，干更多有意义的事儿！你在北京，充其量是一粒米，而你在新疆就会是一粒种子，可以开花结果的，这也是国家开办民族大学的初衷。”
我俩的聊天出现了短暂的停顿。
广播里传来列车员的声音，询问哪位旅客有解痉止痛的药，有一位旅客突发肠痉挛，需要复方山莨菪碱。
我出门的习惯是备有常用药的，正好有这种药，就马上赶过去了。
这也是一对老夫妻，去东北探亲回来，男人发病了。我给医生说明情况，掏出了药盒，让医生检查，医生安排男人服药下去。
我有过服用这种药的经历，嘱咐男人多喝水，并顺手替他们打了一壶开水。老夫妻连声感谢，于是又拉起了家常。
老夫妻住在新疆的察布查尔，那里是锡伯族的自治县，他们也是锡伯族人。我听说过这个民族，看过中央台的一档节目介绍这个民族，据说是很坚韧、勤劳的民族，曾经万里迁徙到达新疆屯垦戍边，而且兴修水利，种植水稻，在那里繁衍起来。
锡伯族西迁戍边起源于康熙王朝几次对葛尔丹的战争。每次战争胜利，班师回朝，新疆广袤的土地都会得而复失。虽然朝廷设立了将军府管辖，但是兵力太少，杯水车薪。
因此，朝廷决定一方面增兵，一方面征调骁勇善战的锡伯族将士携家眷前往，屯垦戍守，扎下根来。这便有现在新疆伊犁的察布查尔县。
其实，锡伯族原本生活在大兴安岭深处，世代渔猎，可能属于蒙元时期的“林中百姓”，在后金或清朝前期，他们走出了深林，来到盛京（现今的沈北新区）一带，由原始的渔猎劳动进入农耕社会。
这是一个非常智慧和勤劳的民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天生会说四种不同的语言，他们懂得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懂得水稻栽培技术，懂得酿酒，于是他们在这里繁衍子孙，兴盛起来。
更主要的，他们尚武的传统没有丢掉，依然保持着骁勇善战的本色。于是，在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月十八，锡伯族勇士1018人和家眷3500多人在官员的率领下，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西迁戍边。而这一天也被锡伯族人作为盛大的西迁节，世代庆祝纪念。
当时的西迁路线是先向西后向北，再向西的一个之字形路线：盛京—彰武台—通辽.—开鲁—阿鲁克尔沁—西乌珠穆沁—东乌珠穆沁—右翼后旗—中前旗—车臣汗旗—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阿尔泰—布尔津—和布克赛尔—察汗鄂博—额敏—博尔塔拉—巴尔鲁克—伊犁惠远城—察布查尔县。我在蒙古国工作过，也游历过蒙古国西部，这段路线的路况我是很熟悉的，如今交通工具如此先进，也是非常艰苦的。
从内蒙出发向北，要穿越蒙古国的南戈壁省和中戈壁省（古称瀚海的无人区），到达当时还叫库伦的乌兰巴托，这段可能就是茶马古道上最艰苦的路段。但是从库伦向西到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路程更加艰难，到如今也没有完全通公路，好多地方的山路还要骑马翻越。想象三百年前的条件，要完成长途的迁徙，需要何等勇气？
当时的部落首领叫图伯特，他带领锡伯族人完成了这一壮举，政府原计划需要三年时间完成迁徙，实际上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人员虽有牺牲，但沿途出生了400多名新的生命。值得赞叹的是，他们像一粒种子一样，在西部边陲生根发芽，繁衍生息，忠实地执行着屯垦戍边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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