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跋涉的脚步比路程只大了一脚板的距离!
火车上的故事
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火车要整整跑48小时才能到达,据说这还是拜了全国铁路几次提速的恩赐,原来需要72小时以上。
这让我想到我的好朋友王景文,他每次探家要花费一天一夜的时间从新源到乌鲁木齐,再花72小时到北京(这是正常情况),然后再从北京到唐山,再到老家的小村子。按正常算下来一个单程几乎要一周的时间了,真够辛苦的。如果要是他的夫人带着孩子去他的驻地,那辛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这最可爱的人的称号当之无愧的,比他更可爱的人应该就是他的夫人,那位肩负着事业、家庭、爱情、孩子的军嫂。
每次做火车去新疆,最难熬的就是这寂寞的旅程。火车出了嘉峪关,窗外的景色顿时荒凉起来,戈壁荒滩,偶有几簇骆驼刺,孤零零地长在那里。火车行进,车轮与钢轨摩擦的嘶嘶声和驶过钢轨接头的咣当声,单调而有节奏,让人昏昏欲睡。
等我睡了一觉,爬起来再看窗外,依旧是戈壁荒滩,依旧是孤零零的骆驼刺。怎么还是这样?我几乎怀疑进入了凝固的空间。那就再睡吧,梦乡总不会还是那么寂寞。
然而真的会进入梦乡么?似乎总是半睡半醒,心里有一种惴惴的感觉,对前途未知的担心和恐惧。
这种担心和恐惧并非空穴来风,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这条线路上要经过一个特殊的路段,被称作百里风区,曾经有几次,货运的列车被风吹翻,一直翻到陆基以下好远的地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过的。我们所坐的这次特快,也曾遭遇到特大的沙尘暴,飞沙走石把车窗玻璃都打碎了,列车员和旅客们不得不把被子和毛毯都蒙在窗子上,艰难地度过这段惊魂的时刻。
因此,在火车上我坚持着不睡觉,用看书和聊天打发时光。
一对老夫妻,是从苏州探亲回乌鲁木齐。他们年纪大了些,上下卧铺不太方便,提出要和我调换一下铺位,我高兴地答应了。于是我们成为朋友,一路上聊个不停。
老夫妻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员工(他当时告诉了我他们的番号,可惜我忘了),都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支边到兵团来的,应该属于第二代兵团人,他俩在大漠里劳动,并在那里收获了爱情,最终选择留在了新疆。
原来在新疆,是一种有别于内陆的行政体制,既有地方党委政府,又有兵团的管理体制,有的地方还是先有兵团后有城市,一般地区级的城市也是兵团农×师指挥部的驻地,县级城市也是兵团××团的团场所在地,下边还有××连(相当于内陆镇村级别)。兵团的管理是半军事化的,从耕地、播种、管理、收获都有连团统一计划统一安排的,兵团的员工既是战士也是员工,有工资有劳保的。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兵团的这种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和分配体制滞后于社会形势的发展。年轻人不愿意被束缚在土地上,纷纷外出谋生;农产品的价格受市场因素影响较大,兵团的经济效益也有了大幅波动,进而影响到员工的收入。
这对老夫妻已经退休了,他们每月有退休金,受的冲击并不大。然而他们显然是老一辈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
“我们为了国家,为了新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但是现在形势变了,我们的子孙怎么办?我们的新疆怎么办?”
“你这老前辈的贡献国家会记得,你老的担心和忧虑国家肯定也会考虑到,放心吧!”我宽慰着他们。
“但愿如此吧,兵团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实体,更重要的它是边防稳定的柱石,过去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老人目光深邃,凝视着远方。
我知道这是大政方针的问题,我不可能给出答案,赶紧转移了话题,聊起了他最感兴趣的农作物种植管理方面。
又一次的旅途中,遇见了一位美女。这位美女的五官非常立体,眼睛大而深邃,鼻梁高挺,皮肤白皙,猜想是维吾尔族美女或哈萨克族美女,但是脸上除了那一股书卷气以外,还有一丝淡淡的哀愁,看衣着打扮,应该是大城市来的大学生。
果然不假,她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毕业生,她告诉了我她的维吾尔族名字,让我叫她小麦或麦子,说同学们都是那样叫她。
大学毕业也是人生的重要节点,我俩的聊天也围绕着毕业分配开始了。刚开始她有些抱怨,说同学们都在找门路,托关系,都想留在北京,但是她的父母只是普通的公务员,没有那么多人脉和金钱,帮不了她的忙。
我理解他的心情,也深知如今社会的流弊,不想用那些没有营养的冠冕话劝她,于是和她聊起了我在新疆的见闻和感受。渐渐地她的话多了起来,脸上的笑意荡漾起来。聊到了在喀什河谷遇到哈萨克老人的故事;聊到了在昌吉和尕龙兄弟的对话,聊到了我对新疆的种种喜欢。我玩笑地说道:
“到了新疆,内心里往日的纠结、阴霾一扫而空,感觉心里特别坦荡,喜欢幕天席地,喜欢亲近自然,我甚至怀疑我有蒙古或哈萨克的基因,几百年前是不是也曾逐水草而居呢?”
她笑了,笑容很灿烂。
“我在北京也生活过,总感觉那个城市不属于我,我融入不了那种政治的、商业的氛围,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我说出了内心的想法,也试探着问她。
“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北京的生活氛围,但是总感觉留在那里会有些前途!”她显然有了共鸣。
“说到前途,我有不同的理解,前途是什么?是指将来可以大有作为!,干更多有意义的事儿!你在北京,充其量是一粒米,而你在新疆就会是一粒种子,可以开花结果的,这也是国家开办民族大学的初衷。”
我俩的聊天出现了短暂的停顿。
广播里传来列车员的声音,询问哪位旅客有解痉止痛的药,有一位旅客突发肠痉挛,需要复方山莨菪碱。
我出门的习惯是备有常用药的,正好有这种药,就马上赶过去了。
这也是一对老夫妻,去东北探亲回来,男人发病了。我给医生说明情况,掏出了药盒,让医生检查,医生安排男人服药下去。
我有过服用这种药的经历,嘱咐男人多喝水,并顺手替他们打了一壶开水。老夫妻连声感谢,于是又拉起了家常。
老夫妻住在新疆的察布查尔,那里是锡伯族的自治县,他们也是锡伯族人。我听说过这个民族,看过中央台的一档节目介绍这个民族,据说是很坚韧、勤劳的民族,曾经万里迁徙到达新疆屯垦戍边,而且兴修水利,种植水稻,在那里繁衍起来。
锡伯族西迁戍边起源于康熙王朝几次对葛尔丹的战争。每次战争胜利,班师回朝,新疆广袤的土地都会得而复失。虽然朝廷设立了将军府管辖,但是兵力太少,杯水车薪。
因此,朝廷决定一方面增兵,一方面征调骁勇善战的锡伯族将士携家眷前往,屯垦戍守,扎下根来。这便有现在新疆伊犁的察布查尔县。
其实,锡伯族原本生活在大兴安岭深处,世代渔猎,可能属于蒙元时期的“林中百姓”,在后金或清朝前期,他们走出了深林,来到盛京(现今的沈北新区)一带,由原始的渔猎劳动进入农耕社会。
这是一个非常智慧和勤劳的民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天生会说四种不同的语言,他们懂得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懂得水稻栽培技术,懂得酿酒,于是他们在这里繁衍子孙,兴盛起来。
更主要的,他们尚武的传统没有丢掉,依然保持着骁勇善战的本色。于是,在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月十八,锡伯族勇士1018人和家眷3500多人在官员的率领下,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西迁戍边。而这一天也被锡伯族人作为盛大的西迁节,世代庆祝纪念。
当时的西迁路线是先向西后向北,再向西的一个之字形路线:盛京—彰武台—通辽.—开鲁—阿鲁克尔沁—西乌珠穆沁—东乌珠穆沁—右翼后旗—中前旗—车臣汗旗—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阿尔泰—布尔津—和布克赛尔—察汗鄂博—额敏—博尔塔拉—巴尔鲁克—伊犁惠远城—察布查尔县。我在蒙古国工作过,也游历过蒙古国西部,这段路线的路况我是很熟悉的,如今交通工具如此先进,也是非常艰苦的。
从内蒙出发向北,要穿越蒙古国的南戈壁省和中戈壁省(古称瀚海的无人区),到达当时还叫库伦的乌兰巴托,这段可能就是茶马古道上最艰苦的路段。但是从库伦向西到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路程更加艰难,到如今也没有完全通公路,好多地方的山路还要骑马翻越。想象三百年前的条件,要完成长途的迁徙,需要何等勇气?
当时的部落首领叫图伯特,他带领锡伯族人完成了这一壮举,政府原计划需要三年时间完成迁徙,实际上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人员虽有牺牲,但沿途出生了400多名新的生命。值得赞叹的是,他们像一粒种子一样,在西部边陲生根发芽,繁衍生息,忠实地执行着屯垦戍边的历史任务。
联系客服